大师云集宗白华门下
在青草萌生的时候,送别了朱光潜先生,在白雪纷飞的时节,宗白华先生又离开了我们!一年之间中国失去了两位美学巨匠,我失去了两位尊敬的师长,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1985年夏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绿色低迷、红英烂漫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居住着两位享誉海内外的美学老人,一位是朱光潜教授,一位是宗白华教授,说来也巧,二老同龄,今年都是88岁……前几年大家都说朱先生的身体比宗先生的好,因为他练气功、打太极拳和慢跑,而宗先生无意锻炼,只是在茶余饭后在未名湖畔独自散步。但朱老自前年夏天患脑血栓后,身体差多了,走路需人搀扶,而宗老前年冬天患眼疾住院施行了手术后,却安然无恙,仍可读书看报、散步,并能与客人聊上个把小时。”(见《人民日报》海外版)
确实,宗先生的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只是去年夏天洗澡后着凉,身体才衰弱下来。9月27日我去朗润园公寓看他,他已卧床多日。见到我来了,很高兴,和蔼地说:“你好久没来了,还是住在西四吧!”接着,他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和一些名人的情况,说:“……台湾方面有什么消息?”我一一作答。他的许多老朋友,如许德珩、茅以升、钱昌照诸位我都认识,我知道台湾和海外也有他的不少亲属和同学、朋友。
他的女儿福梅告诉我,前些时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的母亲方瑶华女士,专程来寓所看望他并合影留念。我知道方瑶华女士是他的表妹。福梅示意我将他扶起来,活动活动。于是,我俩把他扶起来,坐到椅子上。我们请他写字,活动一下手关节,他就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老子的“大音息(希)声”四个字。哪知道,这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手迹。应福梅的要求,我为他及他们父女拍了照。前几年我曾为宗老拍过一张他与案上朝夕相处的石雕佛头的照片,他微笑着,一头银发,宽敞安详,心凝神释;佛头低眉瞑目,庄严慈祥。记得他曾对我讲过,这尊隋唐的佛头是抗战前从南京夫子庙古董店里偶然买到的,他十分喜爱。他曾对学生说:“我回家只要一看到它,就什么烦恼都消散了。”抗战时他仓促赴渝,行前别的东西顾不上,但没有忘记把佛头埋在院子里的小枣树下。在渝期间,谈话中常常提及,惘然若失,十分惦念。胜利回宁,他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只有佛头犹在,他感到由衷的喜悦,逢人便讲,为此他在南京文化界得了个“佛头宗”的雅号。这件事很可以说明他那美学家的出神入化的艺术情思。
11月11日下午,我去友谊医院探望他,恰逢美术史家张安治夫妇在座。他同我俩谈话,谈老朋友盛成,谈徐悲鸿的学生孙多慈(在台湾已故),谈程千帆的夫人沈祖(已故)。他眷眷于旧情,不禁依依。我们都说:“您的精神还不错!”他开朗地回答:“我自己感觉也不错。我一辈子都是乐观主义。这几年做不了什么事情,但坚持散步和读书,我最喜欢静静地望着广阔的天空……”他说这话时,遐思弥远,神情超迈,真使我有“ 微尘中见大千,刹那间见终古”的感觉。张安治先生接过来说:“宗老您于名利看得比我们淡,从不为一些具体小事儿烦恼……您的美学不是抄的,不是东拼西凑的,不是改头换面的西方美学,而是中国自己的美学,您大都结合中国的诗论、画论、乐论、书论等谈美,有独到的见解,您的美学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
11月2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在病榻上神志已不很清楚。福梅告诉我,这几天他感染了肺炎,前一晚病危,经抢救才好转过来。他总是唠叨他的脚老在走路,太累了。是啊,他一生走过了多少路程,付出了多少辛劳,他半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美学散步”……福梅说,前几天他的老友、德国学者施华兹先生来此探望,他还同施华兹说:“请你代我向德国人民问好。”(施华兹先生对他十分推崇,已将他的《流云小诗》译成德文,并在译他的《美学散步》)。
11月25日我去拜访曹禺,他说他对于宗先生的学问和人品都十分景仰,他过去曾在重庆见过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他深为遗憾,并让我代他转达对宗先生的问候,但这已不可能了。
12月初,听外文出版社陈有昇讲,宗先生的肺炎已好转,陈对我说:“老人家的生命力还是那么旺盛!”我着实高兴,同有昇商量不久将为宗先生庆祝90大寿……谁料到他却于12月20日下午突然逝去。李泽厚有缘,那日正去北京大学医院看望宗先生,同他见了最后一面。
12月23日下午我来到宗寓。宗师母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们相对无言,往日很喜欢讲话的福梅也变得沉默寡言。宗先生的女婿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说,宗老生前最喜欢这张照片,希望我能再放大几张送给他们。我记起来,那是1981年在未名湖畔我为宗先生拍的,他拄杖伫立于四扇诗碑前,一株树影环于他的周围,极富有诗意。这帧照片使我想起了往昔同他在未名湖畔散步的情景,日色澄丽,绿叶凄凄,翠荫浮浮,近处湖光塔影,远处草树云烟,他策杖而行,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令我心荡神摇……望着这帧照片,纷乱的思绪又把我带到了久远。先生曾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参加过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是该组织的最初领导人和理论家之一;主编过《时事新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遐迩闻名的四大副刊之一;他识拔了郭沫若,使之有《女神》的诞生;他介绍田汉在日本同郭沫若见面,三人通信结成了著名的《三叶集》;他的《流云》小诗风靡一时,他被誉为五四后期的优秀诗人。以后他又是中央大学的名教授、哲学系主任,在哲学界、美学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总之他在解放前名气是很大的,但在解放后知道他的人却不多,有关方面给予他的待遇和学术职称同他的学术成就也很不相称,而他在海外和国外一直备受推崇。台湾在1981年就出版了他的选集《美学的散步》,赞誉他是“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学院派美学家”“一代美学大师”。近年来,在我们这里他的学术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他的两部文集都已在人民出版社和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付梓,可惜他未能在生前见到!
他本人对于世态炎凉、毁誉荣辱从不计较,作为一位美学家,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格修养都具有一种美的光芒。他不慕荣利,朴素平易,淡泊清远,乐观旷达,真正得到了中国美学的真谛,受到学术界的尊崇。
先生曾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讲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认为“中国向来把‘玉’作为美的理想。玉的美,即‘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可以说,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人格的美,都趋向玉的美,内部有光彩,但是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绚烂、又极平淡……”这“玉的美”或许就是先生一生所追求的美的理想!
在瑞雪纷飞的时节,先生离开了我们,他的生命已化成了覆盖大地的白雪,质朴无华,洁白如玉!
在我的想象中,先生作为一位诗人,一定是吟着诗句走去的,那诗是:
可爱的人生
感谢你给我许多深厚的快乐!
我将怎样报答你?
我一无所有—
我只有一颗心,
心里藏着一个世界!
—《流云小诗?感谢》
我立在光的泉上
眼看那滟滟的波,
流到人间。
我随手掷下红花一朵,
人间添了一分春色。
—《流云小诗?红花》
一时间,
觉得我的微躯
是一颗小星
莹然万星里
随着星流。
一会儿
又觉得我的心
是一张明镜。
宇宙的万星
在里面灿着。
—《流云小诗?夜》
1986年12月27日追悼会后大雪纷飞时
虽然宗先生走了,但对他的追忆依然绕在心头,思绪把我再次拉到20世纪80年代。
1981年12月22日,宗白华先生向我谈起“表现自我”的问题。
关于“表现自我”的口号我是不赞成的,曾在《中国摄影》杂志1981年第4期上写了一篇《“表现自我”小议》,批评当时中国摄影界泛起的“表现自我”的口号及作品。为此我向宗先生请教了艺术“表现自我”的问题。
首先我向他介绍了当前文学界、美术界、摄影界关于“表现自我”问题的讨论情况后,问道:“您如何看待‘表现自我’的理论?”
宗先生回答说:“对于‘表现自我’的理论,我们需要问一问你表现的是什么样自我。究竟什么是‘你’的‘自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现’。从反面看,表现自我不是写实,而是表现主观。但艺术家主观方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你说你的作品表现了‘自我’,别的人是否也欣赏你这个自我,就很难说了。各地方有各地方自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自我。……艺术不仅要‘表现自我’,还要‘表现’客观规律。”
我又问道:“‘表现自我’的理论牵扯到对现代派艺术的看法问题,您能否发表些意见?”
宗先生说:“现代派艺术不能一概否定,如毕加索。但毕加索原来写实的基础很好,后来搞的立体派都是在原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才有新意、新境界。现代派艺术的产生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人民不满足艺术专门走一条固定不变的道路,当时对写实的东西,大家厌倦了,要寻找新的东西。怎样寻找,各地方不一样。意大利有意大利的搞法,法国有法国的搞法,尤其是德国用狂飙的精神来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这都像一阵风似地吹过去,站不住脚。……这种现代派的东西,中国受影响好几十年,也没有见拿出什么成功的东西,没有能使广大群众接受。”
我又问道:“您对艺术的创新有什么看法?”
他说:“我不反对创新,旧东西大家厌倦了,可以寻找新路,但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毕加索的作品受古代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不是完全胡搞。但一些‘表现自我’的艺术,群众莫名其妙,不感兴趣。有人讲,群众不懂没关系,但你创作的东西为了什么?这些人嘴里这样讲,心里还是希望别人理解,让人看懂。刘海粟最早也提倡新派,但前些日子我去看他的展览,发现他晚年作品都很写实。”
“徐悲鸿始终写实,对现代派不感兴趣,这都同中国民族传统有关。悲鸿认为外国资本家不懂艺术,新奇就好,能赚钱就好。”
最后他对我说:“60年前我在法国和德国就看过那些现代派的书,那些艺术家以为他们的作品让人看懂就不稀奇了。我当时只感觉这些东西新奇,但也看不懂。现在那个新奇的东西也变成陈旧的了,但我对现代派的看法还是自由的,可以允许画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画。真有本事的人,中国老百姓看得出来,那线条就与众不同。中国人是很现实的,很健康的,不容易受骗上当。如果有些人追求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自然会自生自灭。”
作者附言:
本文谈“表现自我”部分是我根据我与宗白华先生的一次私人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后成为拙著《宗白华评传》(1989年9月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中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