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奇人文怀沙

　　世人公认文怀沙先生是奇人，现在他已经被冠上“国学大师”的桂冠。文老今年已百岁，仍精神矍铄，睿智乐观。他虽闭门谢客，但时不时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露面，美发长髯，潇洒飘逸，引经据典，高谈阔论。

　　文怀沙祖籍湖南，1910年生于北京，十几岁便开始迷恋那些连大人都不敢看的书。童年的文怀沙似懂非懂地读《离骚》，屈原的笔锋渐渐把内向、多愁的文怀沙，变成了一个棱角分明的人，养成了他特立独行的个性。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革命文学团体盛行一时，最有影响的是1909年由柳亚子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南社与同盟会互为掎角，一文一武共助国民革命，能够被南社认可并且接受是当时的文学青年梦寐以求的机会。文怀沙当时高中毕业，凭着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积累了比较深厚的诗词功底，他写了一首诗，寄给著名的国学大师柳亚子。

　　柳亚子看过文怀沙的诗作后，写信给他，在诗后写了十个字：“君诗如美人，未嫁已倾城”，称赞文怀沙的诗像一个美丽的女子，还没有嫁人就已经倾国倾城了。

　　文怀沙在诗词上的才气渐渐为人所知，后来他别出心裁，用新诗的方式解读了屈原的《九歌》《九章》和《离骚》等著名的篇章，为屈原作品的推广和普及闯出了一条新路。

　　文怀沙曾写过“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他用“美人芳草”概括楚辞。他认为以女性为中心，是《离骚》的伟大之处。他对屈原的理解与众人有所不同，他认为屈原爱国，也爱美人，这个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他与郭沫若、游国恩被誉为当代中国三大楚辞专家。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为了纪念中国爱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何塞?马蒂四位文化名人，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和平大会。当时新中国在联合国还没有获得一席之地，为了响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国家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给屈原作品加简单的注释，注释要尽量通俗易懂，让具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这样才能普及屈原作品。文怀沙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屈原集》的出版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很多人就是在屈原爱国主义情怀的感召下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的。

　　由于文怀沙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特别是对屈原诗歌研究的成就和博学多才，他被誉为当代“屈原”。解放后他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等职务，现任中国诗书画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文怀沙在20世纪40年代进入解放区，与伟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私交甚笃，20世纪50年代，文怀沙是毛泽东等人的座上客和随员。有一张毛泽东等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的照片，文怀沙也跻身其中。

　　胡耀邦同文怀沙也有交谊。在胡仙逝的半年前，他曾赠诗与文，诗题为《致文怀沙先生》。全诗为：“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落叶，心悲秋早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晓畅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怀沙同中国当代文坛大家都有来往。他与郭沫若有深交，丁玲是他的表姐，俞平伯大遭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新版本就是由文怀沙主持的棠棣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的，而该书跋语由棠棣主人撰写，这个棠棣主人就是文怀沙。1953年9月，棠棣出版社又出版了周汝昌批判俞平伯的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是后话。

　　很难想象热爱美人芳草的文怀沙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并不妨碍他把自己的心灵感情揉成很多片，他给出的每一个片都是真诚的，都是带着血的。

　　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个很贫穷的女学生到他家拜访，文怀沙留她吃饭。然而，文夫人很瞧不起这位女学生，觉得自己是开汽车的，女学生是骑自行车的，裤腿上夹的夹子还忘记取下来，文母也看不起这个学生。女学生很委屈，文怀沙站起来对她说：“这个饭我吃不下，你陪我出去吧。”站起来拿起大衣就走了。

　　为了这个女学生，文怀沙伴她进入解放区。这个女学生后来成了他某个孩子的母亲，但他与这个女子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以失败宣告结束。文怀沙说：“每个人的爱情生活同社会有关系，动乱、战争年代的爱情生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许多不可能变成可能，把许多可能又变成了不可能。”

　　解放后文怀沙被聘在文化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一场更大的感情纠葛悄悄降临。

　　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医院大夫爱上了文怀沙，她的家庭非常富有，父亲是大学校长，姨母是英国一家医院助产科大夫，两家都希望这个女孩子嫁给姨母的儿子，但是她只爱文怀沙。有一天晚上，她就留在文怀沙家里没有回家。文怀沙虽多情，但他非常规矩，用他的话说：“那天晚上，我们有拥抱，也有kiss（接吻），但是不见于乱。”

　　文怀沙当时抽烟，而姑娘家里是没人抽烟的，回去后母亲和姨母闻到她身上残留的烟味，就断定这个女孩子一定失身了，于是就大骂文怀沙是流氓。

　　后来这个女孩给文写了一封信：“我最尊敬的母亲同大姨对先生有不敬之词，这些语言伤了我的心，我不能保护你，而且使你受屈辱。你不过是穷，你有什么别的缺点？我为了报答你，也希望你将来有幸福，我没办法反抗我母亲，那么就再见了。”

　　她在医院拿到一种叫叶氰酸的烈性毒药吞了下去，发现的时候已经无法挽救了，死的那天是三月三日。

　　这场情感的风波几乎彻底摧垮了文怀沙的精神支柱。从此以后的几十年间，他每年都要在三月三日这一天闭门谢客，静坐一日，以此来纪念这位为他舍弃生命的心上人。

　　文怀沙说：“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两件事，一个叫生离，一个叫死别。这些年来，生离死别这种经验太多了，但是我还没有失去敏感。我不止爱过一个女人，不会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从一而终，但是我每次都爱得很真诚。这个事情可对知者道，难对俗人言也。”

　　文怀沙在20世纪50年代时，喜欢早晨站在王府井大街边上，看来来往往上班的人们，那时大家都骑自行车上班，姑娘们学苏联，喜欢穿一种叫“布拉吉”的连衣裙，文怀沙觉得这些女孩真好看。

　　文怀沙在花甲之年，在北京肿瘤医院做手术时为了美丽的女医生而学关羽刮骨疗毒。

　　两个二十几岁的女医生对他说，要打麻醉针。文怀沙从她俩的眼睛里看出了美丽（尽管她俩穿着手术服，带着帽子和口罩），就说：“能不能不打针？”医生说不打麻药你受不了。文说：“我觉得我受得了。古人都可以刮骨疗毒，我看着你们，你们的美丽就是麻药。”

　　手术进行了半个小时，文怀沙说他的心都疼得直想抖，但是他还要笑，还要说不算特别疼。手术做完后，女医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病人。”文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美丽的医生。”

　　1986年7月5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档节目。这是一个日常的文学鉴赏节目，但节目播出后，所有认识文怀沙的人都大吃一惊。

　　电台的编辑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发现了文怀沙吟诵的录音带，一听，实在是太感人、太迷人了。再看先生的资料，1910年出生，心想这位老先生肯定已经不在人间了，后来在播出这盘录音带时就想当然地说是：“已故的文怀沙先生”。节目播出后，文怀沙收到大量的挽联、唁电和唁函。

　　文怀沙先生的哥哥在上海，打电话给电台说文怀沙先生仍健在。

　　闯祸的编辑很紧张，生怕受到处分。文怀沙就写了封信给电台领导说：“千万不要处分这个人，他是我的知音。我活着他对我好，不新鲜，我死后这个编辑还在怀念我，为我流泪，就很不易了。现在你要处分他，就是处分我。”

　　文怀沙说：“人家都是死后有哀荣，而我生前已经听到身后的名，这个经验太美好了。所有的遗体告别，我看作为哀悼的主角，他都一无所知，只是活人在那里起哄。所以我是主张活体告别，你们来，歌颂我当面让我听听，骂我也让我听听，好歹让我都听到。”

　　1987年10月30日，文怀沙下榻上海淮海饭店，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赶到饭店向文怀沙先生负荆请罪。文先生一句“我们是朋友，是知心朋友”的话，顿时消融了紧张拘谨的气氛。文先生毫无责备之意，他引用了《诗经?邺风》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悦”，称他与电台编辑们是死生之交。他说，这种事情很难免，不是恶意，我从你们那里感受到了慎终而追远式的温暖。我感激都来不及，难道还会抗议吗？那岂不是以德抱怨吗？务请原谅那位素昧平生的朋友（节目的责编），千祈勿以一眚掩其德。对于生死问题，文先生说他不大赞成写挽联，却主张写活联，好的，坏的，都可以看到听到。“相与无町畦，相与为婴儿”，来自周谷城先生的《怀沙教授雅玩》。“唯唯诺诺乱铺天，一士沉吟敢直言；十载缧绁休未得，深情一往唱屈原。”这是黄药眠先生的赠诗。

　　20世纪80年代我能够荣幸地结识文怀沙先生并与之交往多年，是因为丁玲前辈的介绍。1985年我到北京复兴门外丁玲寓处向她约稿，她介绍我去找文怀沙先生，说文那儿有一件为南通广教寺法乳堂写的碑文。

　　我按照丁玲前辈提供的地址给寓居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文先生写了一封信。4月13日文先生复我一信：

　　邹士方同志：

　　惠书敬悉，迟复为歉。

　　因为特定条件下的需要，我受命写的那篇碑文，不可能用语体文，而是操魏晋人语，何况还有不少用事、用典。所以然者，盖有不得已之苦衷在，并非舞文弄墨故为惊世骇俗者也。

　　碑记现交中国佛学院，由一位先生作注释。假如要发表，恐怕原文与注释同时刊出为宜。不尔，能读懂的人就更少了。

　　贵报拟发表拙文，甚为荣幸。丁玲所以谬许此作，因为她看出了大团结、广统战的客观意义耳。究竟是否在贵报刊出为宜？又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刊出为宜？容与您见面谈后决定罢。我想等中国佛学院把注释稿交我审阅并写定定稿之日再函邀您来蜗居指教如何。专复并候

　　春安

　　文怀沙手上

　　四．十三晨

　　我于4月18日应文老之邀，于新侨饭店173室访见这位久已心仪的大学者，访见时文老日籍妻子在座。文老给我印象极佳，白面黑发，双目炯炯，美髯飘逸，身材颀长，谈吐不凡，大家风度。真乃奇男子、美男子也！他就是我心目中的这一个“屈原”。

　　那次访见，他在我的本子上用硬笔书写了：“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灵均句与士方先生共勉   文怀沙”。又将碑文手迹缩小复印一纸赠我，上题：“士方先生雅政   文怀沙敬奉   一九八五、四、十八”。还将他的论文《〈九歌〉贵在情深一往—关于〈九歌〉的一封信》复印一纸赠我，上题：“士方先生覆瓿   文怀沙   一九八五、四、十八”。

　　那年6月我又写信与他谈稿件之事，他于7月8日复我一明信片：

　　邹士方同志：

　　江南归来后，又去外地，昨日始得拜诵六月廿八日惠示，迟复为。

　　我这些日子相当忙，居无定所，所以您来看我，未必能凑巧碰上，还是我来看您为好。您什么时间有空？到什么地方能见到您？望惠我数行，俾图过晤。丁玲说的那篇拙文，底稿现在周谷城老先生处，是否由您给周写一信代索回并请他写几句评语（如愿写“读后感”当然更好），然后再考虑是否在您报上发表合适？我原来的想法是最好能请人作注。您上次来信既然说到您报的特定情况，那么注与不注，似乎无可无不可，倒是周的评语是可贵的。周谷城先生通讯处：“上海泰安路115弄6号”。

　　匆匆不尽即颂

　　撰安

　　文怀沙草复

　　我要去拜望文老，他却要来看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谦恭得很，现在的名人能有几人这样做？

　　后来这件碑文及文老亲自修改过的注释一并由我在《人民政协报》“华夏”副刊上刊出，影响很大。当时报社总编辑王禹时先生全力支持我发表此作，而报社副总编张西洛先生对发表此作颇有微词。由于碑文及注释冷僻字多，出报的头天下午我一直盯在排字房，有的字要现刻，十分麻烦，我校对多遍后才付印。

　　碑文刊出后，文先生十分高兴。

　　法乳堂碑文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宏文，文先生的凝重沉郁的书法将碑文之美发挥至极致。碑文有句云：“盖凡大善知识，咸具大千慈悲，必含慕道沉痛”。文先生就是一位具有大善知识和大千慈悲的哲人，就是一位重节操重人情，并且付出过沉痛代价的奇人。

　　1986年9月，聂绀弩夫人周颖携文怀沙先生手书诗稿《挽丁玲》（七律一首）和《挽聂绀弩》（七绝二首）见我，希望能在报上发表。同时附有文老5月10日写给她的亲笔信一通：

　　周颖阿姐：

　　不过是在一个月之中，耀辉革命文坛历时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老作家—丁玲与老聂竟相殂谢。想起这二人生前对我的知遇之恩，心头就像压上两块沉铅，老透不过气来。因而写了几首旧诗，遣个人之怀而已，初无意示人也。你既然想看看，另纸抄写呈阅。你知道我与绀弩交情深厚，岂是两首小诗能说得尽？颇想通过诗文为故人作评价，却又苦于无此能力。我的两首挽聂绝句自以为把感情浓缩了，但出之笔下却写得很淡很淡……也许只有您能懂得我那诗句中非言可宣的情怀罢！一般说来，哀诔之辞的遗憾是受主无从读到，只供活着的吊客指点。这样也有好处，让逝者自自在在安息吧。要不，生前已听腻了许多无聊的演讲，死后还要被迫忍受听取才子文士们的絮聒，岂非死难瞑目，其苦无涯乎？

　　唐代的高适五十岁开始学作诗，绀弩自称六十岁才学作旧诗，其实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诗人了。他的诗的语言和思想弥漫在他整个一生的生活中，躲藏在他深刻、犀利的全部杂文和新体诗中，只是他本人青壮年时代不屑搞“平平仄仄仄平平”罢了。后来因在困蹶中发现“束缚思想”（毛泽东语）的旧体诗竟束缚不了他，甚至反要助长他的诗思，使他在这种“束缚”中找到他驰骋其特异诗才、寄托其特异思考的自由天地了。当二十年前我读到他那些越写越“邪糊”、越写越“肆无忌惮”的诗，更是担心极了。于是我作了几首律诗劝他戒诗，主要是劝他不要在诗中惹事非，我说：“多一是非喻白马，文章岂贵吟龙蛇？”（我和他都曾酷爱庄子的文章，他的旧诗集《散宜生诗》，这书名正来自《庄子》）并且向他指出：“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他以解嘲的口吻回答我：“每一狂夫天意厚，白双老眼帽檐斜。”（见《散宜生诗》三十四页），何等自信，又何等自负！绀弩好在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要不天壤间就没有《散宜生诗》这一奇葩了。“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见《散宜生诗》柬周婆）有这样抱负的诗人岂是阻遏得了的？

　　丁玲生前介绍《人民政协报》的邹士方同志向我约稿，通过接谈，知邹君相当热情。老聂有何遗稿，可与邹君联系。匆上，敬候

　　夏安

　　弟文怀沙拜上  八六.五.十.灯下

　　找邹士方同志可打电话到“人民政协报”（65.5302），该报社地址是：“本市太平桥大街23号”，他家住：“西四北头条28号”。

　　文先生对我如此信任，使我觉得他真是一位肝胆相照的人。通过研读文先生这三首诗，使我这种感觉更加真实强烈：

　　挽丁玲  文怀沙

　　重楼夜气蓦然收，五十年来挽逆流。

　　文采桑干河上照，风云沙迹北荒秋。

　　苍茫鲁迅虚垂泪，笔记莎菲抚卷留。

　　正式百花春盛日，神州有女耀高丘。

　　30年代初，传闻丁玲在南京被反动派杀害，鲁迅有《悼丁君》七律一首：“如磬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这诗满蕴《离骚》之音。前句，恍惚“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佇”；第二句则近“世溷浊而分兮，好蔽关而嫉妒”；末句明显来自：“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我这首律句乃承鲁迅悼丁玲之遗绪，但对于这位近代杰出女作家之逝，深感她在忧患的历程中从容地走完了光荣的一生，于是她给我们的完成感几乎淹没了悲凉感。

　　挽聂绀弩  文怀沙

　　危坐读君通塞诗，游天戏海有余思。

　　从来大德生为用，百遍重寻绎散宜。

　　才性由来不自知，只今犹似畅谈时。

　　旧新新旧千重变，又值清明雨似丝。

　　绀弩生前在病床上告诉我，胡乔木同志曾建议他对《散宜生诗》可考虑出注释本，我也有“但恨无人作郑笺”的想法。绀弩本人则觉得为其作注甚不易，但“不易”非必“不能”。绀弩在《散宜生诗》一书的自序中援引《庄子》释散宜生，并说：“假定‘名以义取’，则恰为‘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我觉得这是作者故意把话扯远了。然则“散宜生”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我对作者的了解，我以为可释为：“我是你们啃不烂咬不动的硬木头、硬骨头，我将永远生意盎然，有诗为证，你们其奈我何！”因为无论绀弩其人或其诗，都浸透着作为一个社会斗士的魂魄，他是庄子精神的反动，他无愧是鲁迅精神的继承者！

　　文先生诗的高妙且不说，就是这些注释语亦堪称美文。文先生对鲁迅诗的讲解及他所作之诗，处处显示出他作为楚辞专家的风貌。文先生对“散宜生”的独到见解切中肯綮，振聋发聩，实为难得的一家之言。

　　文先生的诗，报社领导不同意发表，故未见报。而诗稿及信稿我自然收藏至今，为文坛留一段佳话。

　　1987年5月先生寄《大康赞》一文并附信曰：

　　邹士方兄：

　　大康是个卓越的文字学家和书画家，倒了一辈子霉，理应赞之。

　　我甫自河南讲学归，疲惫不堪，写了篇《大康赞》，务祈能在他的展期内刊出。大康的艺术是正经八百的中国气派，当前能在政协报上登载文章，也许还是有些意思的。

　　拙书近期内必奉呈博粲。此候

　　撰祺

　　文怀沙拜手  五月八日

　　在信的前面他又加一段文字：“送奉五康展部分展品影象，如荷从中酌选刊诸贵报，尤所翘企。”

　　《大康赞》由我编发见报，但被主管副总编石肖岩删去两节。

　　同年6月文先生赠我书法一幅，文曰：“宋谤窥邻屈善谣，老夫何幸嗣骚音。归程已渡沙千劫，犹有微情一径深。拙诗七绝一首丁卯五月录奉   士方仁仲博粲   燕堂文怀沙”。

　　又附信曰：

　　“文章本无求，妙手偶得之”。我不擅书法，但偶尔也能写成颇不恶，甚或颇有笔趣的字（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所藏之件即此类妙品）。我某日写一小条幅，乃“偶得之”之品，原决定送奉的，不知塞到那里了。无法，只得另书大幅，字未能惬意，殆昔人所言：求工翻拙是也。自审诗尚不恶，敬祈收存。如上述“偶得之”之件找出，当再寄奉即可。拙文《大康赞》有溢美之嫌，贵报副主编所以删去两小节，可能出于为我留有余地之好意。晤时乞代致谢。专此并颂

　　士方仁仲撰祺  

　　文怀沙拜启  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文先生对删节其稿如此宽容和达观，令人感动。

　　过了不久，先生又让人送来一小幅书法，当是“偶得之”作。求一玉而得双璧，不亦快哉！

　　文老健谈，与朋友谈到兴奋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真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也！他满腹经纶，语惊四座，说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不为过誉。我多次面对面地听他这种口无遮拦的演说，简直惊世骇俗，但仔细一琢磨，他的话录下来就是一部新的《世说新语》。下面择取部分大师的语录。

　　我写这篇碑文（指法乳堂碑—笔者），要使和尚们满意，不是使一家一派的，而是使所有宗派的满意。中国佛教的宗派是客观存在，佛学思想正是在宗派斗争中发展推进的，没有宗派就没有佛学。我还要使外国宗教满意，使政府满意。此碑文是赵朴初让我写的，那次立碑时吕正操、丁玲、黄宗英、方成等都去了。（1985年4月18日）

　　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使中国有了近体诗，有了四声，有了粘，有了对体，有了唐诗。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诗歌发展又是另一种情况。（1985年4月18日）

　　一种外国语会给你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也是对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占有。外国人冷眼旁观我们的文化，会有许多新鲜的见解。如外国人问我：“抓紧”，为什么不是“抓松”？

　　我现在教两个外国人学楚辞，一周两次。因为他们同中国文化圈子的人隔绝，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同外国人的接触能使我的思想不断更新。（1985年4月18日）

　　文学有时是不讲语法的。如上海人夏天晒太阳说是“孵太阳”，多生动。我们人像太阳的儿子，被她孵化出来。唐诗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看似不通，却有它特殊意义。一男一女接吻，如果让他们把嘴唇消毒，抹上红药水，那就把爱情的情致全破坏了。语言科学到极点就没有文学。（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期，我们向国外提出三个《楚辞》专家，一个郭沫若，一个游国恩，一个我，这是郭的提拔。我沾了姓“文”的光，闻一多姓闻，我也姓“文”，音同字不同。搞《楚辞》说大话，我不如郭；细心考释，我不如游。屈原是一往情深的，《楚辞》不能肢解。（1985年4月18日）

　　世界上有赌徒之城摩纳哥，有宗教之城梵蒂冈，我们为什么不搞个文化之城？应该搞一个屈原—楚文化旅游中心，让外国人来中国以看不到此地为憾事。但这事有很多困难，“其漫漫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85年4月18日）

　　大人物要不甘寂寞，小人物要甘寂寞，要有“雅怀”。我是小人物，我要隐藏起来，最好让人忘记我，以为我死了。我是“闲时有味却无能”。（1985年4月18日）

　　有的戏不能有续集，《白毛女》写到此为止，如写续集就荒唐了：白毛女儿子奸污黄世仁女儿。（1985年4月18日）

　　人就是有肮脏的一面，暴露出来也没什么不好。有一位革命者说“我看见女人的大腿就流口水”，大家都批评他，可这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却能牺牲为烈士。人肚里有肮脏的东西很正常，运动后都要拉出来，否则积在肚子里倒不好。（1985年4月18日）

　　女孩子可以略输文采，但不可以稍逊风骚。略输文采只是少知少识，稍逊风骚则是无风无趣。（1985年4月18日）

　　解放初苏联大百科全书委托我、艾青、聂绀弩写文学卷，从卜辞写到“王贵李香香”，有些人如鲁迅要有专章。当时写哲学卷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其中冯友兰有条目，写他是“蒋介石御用唯心主义哲学家”。汤看了，说不好。那时冯友兰在清华讲毛泽东哲学思想，让冯友兰看看这条目。冯念了念，说，这是事实，没错，不用改。他脸上没有表情。（1985年4月18日）

　　郭沫若对我很好，抗战时我在他那儿住，可以说是他养活了我。郭是像李白那样的人。李白遇见农民汪伦，可以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把你歌颂一番，过后就忘了。郭也是这样的人，他对宗白华就是这样。（1985年4月18日）

　　聂绀弩现在正写一文《贾宝玉论》，他艰难得一天写几行，但坚持写。别人要送他去医院，他说等写完了再去。他对我说，现在搞《红楼梦》的都是乌龟王八蛋。（1985年4月18日）

　　“文如其人”不一定对，有的人文很好，人很坏，如某诗人就是如此。我说，某某你的诗，我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你不要老到我这儿来。（1985年4月18日）

　　改革开放后，周扬对陈企霞道歉，对丁玲不说。艾青问周扬，我二十二年挨整算怎么回事？周扬只说了三个字：“整错了。”艾青说，这稿费太贵了，一个字值7年。（1985年4月18日）

　　作协开会，有人送胡乔木对联：“此会为文，江郎才尽；此会整人，黔驴技穷”。横批为“可以休矣”。（1985年4月18日）

　　聂绀弩写的《散宜生诗》集已印好，胡乔木不让装订，聂同我说：“祸事来了。”我说未必。原来是胡看了香港出了聂的诗集，跑到聂家说：“我要给你作个序。”后来写了序才装订。（1985年4月18日）

　　孔子是述而论道，著作中常有矛盾之处，如对性急的人说沉默寡言是好人，对性子慢的人说的又相反。看起来矛盾，实际是因材施教，话是针对具体人的。（1986年1月）

　　学问学问，会学还要会问。现在的教授只是把前人的东西重述一下，他提不出什么问题来，那是讲师的活儿。

　　如果我对梁漱溟提问题（我对他很崇拜），就要问他从信佛如何到崇儒，是哪个意念上的转变。（1986年1月）

　　我曾向胡耀邦写信申请解决房子问题，胡批：此人50年代颇有影响。后来我去丁玲家，丁玲说“颇有影响”来了。（1986年1月）

　　我的字这次写得不好，正像台上耍花枪，耍过头，枪头掉了。（1986年1月）

　　我就是不抽烟，因为我这辈子太缺德了，一抽烟不就成了缺德带冒烟了吗？谁到我家里抽烟，我就让他出去。我手提着拐杖骑自行车，这是北京街头一奇景。（1987年6月）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我会说我喜欢她。这是真诚的，为什么不能说呢？但别人会说我“流氓”。（1988年9月）

　　文老经历过生死大坎坷。在20世纪70年代被监禁时，他一度面临绝境。1970年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在晋南的一所监狱服刑，由于肝区疼得厉害，他到医院做了肝部穿刺，取出一块活体进行检查。这难忍的疼痛让文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由于当年不完善的医疗条件，他的肝癌没有得到较好的救治，在周围的人看来，他身患绝症，似乎只有等死了。可是他却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做着一件令自己非常享受的事情。他每天不论坐着还是躺着都在背诵《离骚》等诗，把读过的书角色化，给自己演电视。文老明白，“医者意也”，自己用的是心疗法。心疗让他变得积极起来，他甚至把扫院子也当成了锻炼。正是这些由诗和文章组成的精神良方，在他身上发生了奇迹。两个月后，被医生认为时日不多的他，肝腹水居然逐渐消失了，精神也慢慢好了起来。

　　文老晚年，创造了一个养生三字经，“正、清、和”，念正字时吸气进去，念清、和两字时，用嘴微微地将气吐出来，这样可以起到清气上升、浊气下降的作用。文老解释：“正、清、和乃儒、道、释之精髓。‘正’为正心、修身，即为自爱，一个自爱的人，定会爱家、爱国，定会心存正气；‘清’为不同流俗，分清阴阳泾渭，即使商风日炽，物欲汹汹，人皆如是，我亦独清；‘和’则和谐也，人类向往和谐，生命向往和谐，艺术向往和谐，人类心灵世界的和谐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他还说，“正清和”三个字是他晚年创造的哲学，是他写的最短的文章，也叫《文子三十三箴言》，全文正文仅三个字，加上解释共33个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部分组成，孔子儒学的核心便是一个“正”字，700年前文家的前辈文天祥写了《正气歌》。正，就是讲的无羞无愧，精神健康；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一种“清气”，而释迦的佛教讲究万事以“和”为贵。

　　文老每天抽出一点时间来，朗声诵念“正清和”，故而至今耳聪目明，老而不衰。他的手上、脸上看不到一般老年人都会长的长寿斑，皮肤红润而有光泽。对于自己没有寿斑的秘诀，他这样解释：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流水太急了，容易有结石，要慢慢地流淌，血液循环好了，就不会有血沉。“我用心来指挥它，老年人要以平和的心境来帮助自己调整血液循环，就可以避免寿斑的产生。”

　　2005年9月由文怀沙主编的、一批大师历时十年精心编纂的恢弘巨著百卷本《隋唐文明》出版。该书收录古籍原著626种，共6千万字。9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首发式，文先生说：“我今年不到50公岁，自认为不老。”“要编这套‘四部文明’—《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和《隋唐文明》，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为中华文明聚原典，为千秋历代存信史。前三个文明加起来100卷，和现在出版的100卷《隋唐文明》共200卷，大约明年这个时候完工，如果摞起来有十几米高。”

　　关于这部巨著的编纂过程，他介绍说：“起初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很寒酸。后来，我的弟子傅光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乾隆皇帝发工资，请了200多人编《四库全书》。我们只有8个老弱病残，但我们发了弘愿，要做好这件事情。后来被纳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还要感谢一个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朋友资助我们270万元。还有国家图书馆的领导，无条件地向我们提供了孤本、善本使用，给我们很大支持。”

　　关于《隋唐文明》的特色，他说：“秉承着大清王朝为维护统治需要而修纂的《四库全书》的纪晓岚，是清三百年‘奴才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修纂过程中，对中国古籍进行了大规模清剿。我们本着‘择善存真’为准，兼寓‘拨乱反正’之宗旨，在编纂上以‘罕见’与‘实用’并举；在文献上，首次披露了国内外收藏的大量隋唐文献珍善本古籍，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苦心孤诣，历时十余年，现在《四部文明》已全部问世，共600卷，45000万字。

　　文老晚年注重研究茶文化，有关方面请他写关于茶文化的文章，只写500字。条件是：一要中学生看得懂，二要越是学问大的人越能从中得到心灵震动。文章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刻了两块石碑，一块在上海浦东，一块在深圳，正面是文先生的文章，反面是陈琳翻译的英文。文中写道：“茶文化与酒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酒令人糊涂，茶令人清醒。郑板桥说，难得糊涂，文怀沙说，难得清醒。只听说酗酒闹事，未听说品茶打架。酒始于奴隶社会，茶先于阶级社会，因此茶是酒的老前辈……我青年时代曾酒精中毒，所以主张设茶馆，少开酒楼。”

　　文先生说：“我酒精中毒差点死掉，所以移情于茶，别人说：文怀沙你不是视酒为妻吗？怎么中途变节了？我说，是酒谋害亲夫。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