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涛汹涌的湖南第一师范

　　1915年9月，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毛泽东，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他根据“毛泽东”3个字的繁体笔画数，用“二十八画生”的名字，在长沙一些学校贴了个好几百字的“征友启事”。结果引来一些学校的校长到第一师范查问，是不是有“二十八画生”这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当时的人生志愿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

　　“征友启事”引来三个愿意和他交朋友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气概不凡的名字，叫“纵宇一郎”。“二十八画生”和“纵宇一郎”在湖南省图书馆见面了，他们畅谈了三个小时。

　　兴奋不已的罗章龙当天晚上写了一首诗：“策喜长沙赋，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二人都是才子，一见之下颇为倾心，自此便多有往来。同年的冬天，一个雪天后的清晨，毛泽东去长沙第一联全中学邀罗章龙同游岳麓山。两人登上山顶的岳麓宫后，傍晚下山来到了赫曦台。他们轻声念着刻在石碑上的朱熹与张栻登岳麓山作的联句：“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品评诗句，感慨议论，两人不禁诗兴勃发，当即模仿朱熹和张栻，联句一首《五律?登岳麓山》凭吊古人：“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木落鹤泉滢）。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1918年4月中旬，“新民学会”在长沙成立，会议通过了学会的宗旨和会员的守则，并且决定派罗章龙等人去日本学习。大家在长沙平浪宫聚餐，为他壮行。毛泽东为此“费了三四个夜晚”写了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诗最早见于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最早发表于《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10期。

　　在罗章龙临行之前，毛泽东将这首写成的诗送给了他。

　　罗没有走成，便和毛泽东、李维汉、周世钊、萧子升、张昆弟等24名青年为了筹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一道赴北平。1918年8月，车至河南，遇大雨，铁路瘫痪，毛泽东突发奇想，特地要与罗章龙、陈绍休二人到三国时候曹魏的都城许昌去看看。车至许昌旧城，毛和罗又联句一首七绝《过魏都》：“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田墓（罗），铜雀荒沦落夕阳（毛）。”（见《诗人兴会—毛泽东以诗会友记趣》，杜忠明，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后来把罗章龙这位老友评为第四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排列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九次路线斗争的次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罗章龙幽默地解释道：陈独秀有个“独”字，故排在第一；瞿秋白的姓氏有双“目”，故排第二；李立三有个“三”字，当然排第三；至于我罗章龙，因为“罗”字头上有个“四”，因此排行老四。

　　罗章龙青年时期，做过很多举重若轻的事，一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运史绝对绕不过他。

　　他作为早期革命领导人和工人运动领袖做过许多重要工作。他与毛泽东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尤其是他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领导了二七大罢工斗争。

　　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为了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到捕杀（著名的“上海龙华案”即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或被锄奸队杀害，罗章龙辗转逃生。

　　他被开除党籍后，在策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起了—定作用，为张学良走上抗日反蒋和联共抗日的道路作出贡献。他参加过秋收起义，曾任中共第三届中央局五委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之一。1925年春，李大钊、罗章龙两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本中译本传记《康德传》，是由当时还是北大学生的共产党员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后于1922年交中华书局出版的。

　　我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与罗章龙先生有过交往。他那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是一级教授。虽已90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待人接物不卑不亢。在他那淡定的背后，我总是能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平之气。他总是喜欢怀旧，而在这种怀旧中他总是以毛泽东为参照物，似乎只有以毛泽东为参照物才能衬托出自己的历史价值。他与毛泽东曾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历史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一次偶然事件把他抛出共产党的高层，使他远离政治，成为教授学者……

　　罗章龙先生曾寄诗稿于我，希望发表。经请示领导，回复说：拿不准。只好作罢。

　　我存有他一信，为他的助手代笔：

　　士方同志：

　　前周赐谈聆教良殷，兹遵嘱寄拙作《大革命时期诗草》（上），余稿容续寄。

　　至希教正顺颂

　　撰祺

　　罗章龙启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盼复

　　此信封笺均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字样，发信地址处写为：前门西街4楼7—264号

　　罗章龙先生曾为我题诗，并题赠两本著作与我。我为他拍照，两人一起合影。我将合影贴在卡纸上，又承蒙老先生亲笔在纸边上题款签名。因他知我也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故在题款上称我为同学。如今这些已成为我怀念他的一点由头。

　　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他？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