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才子下江南

　　带着对两位大师的知遇之恩，我的思绪又被无限地拉开……

　　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因编写《北大人才史话》曾两次访问王昆仑先生。头一次挑了个星期天（1980年9月14日），不巧他出去开会了，他在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女儿王金陵笑容可掬地接待了我们。见到王金陵，我们自然想起了60年代她同父亲合写的昆曲《晴雯》，于是话题从这儿开始了。

　　原来，王昆仑先生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文艺评论家。他文笔潇洒，曾被誉为“江南才子”。

　　他的文字活动侧重于《红楼梦》的研究和旧体诗词的创作，他的诗词被评论家认为是立意深刻，格律工整，风格古朴，概不用典，能于旧形式中见新风。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陆续写出《花袭人论》《晴雯之论》等笔调清隽、别具新意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在他夫人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发表。周恩来把刊登这些文章的杂志带到延安，给王昆仑很大鼓舞，他由此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后来，上海出版了以“太愚”的笔名发表的《〈红楼梦〉人物论》，这是研究《红楼梦》诸多论著中比较重要而又别具一格的一部著作。60年代，他与女儿王金陵一起为北方昆曲剧院写了昆曲剧本《晴雯》，这个剧在北京、上海等二十八个省市演出时，受到观众的普遍喜爱。

　　当我们向王金陵提起这件事时，她微笑着说：“父亲研究《红楼梦》，很早就对晴雯这个人物感兴趣，他说，晴雯没有半点媚骨，同袭人是对立的，她是反抗的奴隶。解放前在重庆时他就写了《晴雯之死》。1961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周总理委托他负责纪念办公室的工作，这激起了他写戏的愿望。戏写出后，总理亲自观看并提了不少意见，我们又做了修改。”

　　我们正谈着，她的爱人、文艺评论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春元回来了，他穿着运动鞋，刚刚登完景山，我们又在一起扯了些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临走时，我请他们在我的笔记本上题辞留念，王金陵同志题了“伟大出平凡”，说：“这是父亲最喜欢的格言之一。”王春元同志题了：“独立思考”。

　　第二次，我特意挑了个下雨的星期天专访王昆仑先生。去前先打了个电话，春元接的，他说王老上午要出去开会，下午三点半来吧。我想，王昆仑先生真是忙，我记起了上次金陵说的：“父亲星期天很少休息，总是忙，不是开会，就是视察，要不就写东西。他原来当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化卫生，星期天别人休息，他正是忙的时候，去看老艺人，查卫生……”

　　那天按预定时间见到王老，他正在写作，停下来和我们谈话。他比我们想象中的老人似乎年轻些，虽说78岁年纪了，但精神很好，双眸炯炯有神，说起话来滔滔不绝，频率很快，表情也很丰富，顾盼自如，饶有风趣。

　　王老原籍江苏省无锡县，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他深情地回忆说：“父亲在清末做过山东某县的县官。辛亥革命后，父亲在河北省当县长，我出生在河北定县。母亲是一个穷书生的女儿，思想十分进步，很早就提倡放脚，反对穿耳朵眼。我的姐姐王兰就是受到母亲的支持成为北京大学中最早的三名女生之一。母亲同秋瑾有过交往，曾在家里为秋瑾寄存过物品。我的革命活动始终受到母亲的支持。”

　　王老只读过二年中学，后因病辍学。林琴南是他中学时的老师。1918年（16岁），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法科）。上了两星期课，他感觉困难（因德国教员用德语讲课），就打算改上文科。他向蔡元培校长写了呈文。昆老回忆说：“蔡校长把我找来，见我个子小，问我：‘你多大？’我说：‘18岁。’校长说：‘我看不像，你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只好说：‘才16岁，是瞒了岁数报考的。’蔡校长没有怪我，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年纪虽然不够，但还可以学学看。’蔡校长待学生很好，他对学生运动始终是支持而不是镇压。有一次法科毕业班学生演话剧《不如归》，这是从日本译过来的剧本，我被请去扮演剧中的儿子。从此得了个‘儿子’的外号，后来同学们又改叫我‘小弟弟’‘小朋友’。那时我十分喜欢运动，练体操、打乒乓。”

　　1919年，他参加了“五四”运动。“那一天我去游行，身穿着运动服，被军阀马队打掉了帽子。当时我在北大学生干事会讲演股工作，经常到交道口、东华门大街、东安市场、灯市口演讲并推销国货、抵制日货。6月3日游行，我被逮捕，警方因见我岁数小，当天把我释放。预科结业后，因慕胡适、梁漱溟、李大钊之名，我升到北大哲学系学习，继续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我的两个长亲给我的父母写信，说我不好好念书，父亲一气之下，声言要把我赶出家门，再不相认。母亲写信给父亲为我申辩，支持我的活动。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2年冬，我作为北大学生代表与北大三位同学南下，在上海莫利哀路三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并派我一些工作。我带着文件和传单回到北京，成为当时北方第一批国民党员。”

　　1922年，他在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浙江省立一中任教。他回忆说：“在南开中学只教了半年国文，教得学校当局不满意。有一次校方找到我说：‘听说您在课堂上讲什么平等、自由之类的，很不适宜。’在南开中学时，曹禺是我的学生。”

　　此后，他到冯玉祥主办的南苑军事政治学校教了一段书。这时军阀更加残暴，1924年，《京报》邵飘萍、《天津社会日报》游某被军阀杀害，王昆仑也受到通缉。他出走到广东，在黄埔军校东江分校先后任政治部秘书和主任。北伐时在何应钦的东路军中做政治工作，经福建、浙江，打到上海。以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院委员。

　　1932—1933年间，他同我地下党接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王老说：“我当时要求到江西苏区去工作。王世英同志对我说：‘你到江西作用发挥不出来，打仗不如我们的一个战士，你现在的身份和职务是我们多少年也培养不出来的。’这样我才安心留在白区，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反蒋爱国的斗争。”

　　抗战时，他受党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他联系过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韩复渠、阎锡山等人，同时兼做中共的秘密发展工作。这期间，他在武汉结识了做妇幼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曹孟君（妇女界著名政治家、北京大学毕业，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1967年1月病逝），同她结为夫妇。

　　王昆仑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1945年，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王昆仑公开揭露蒋介石同日本人勾结。王老对我们说：“当时蒋介石很恼火，在大会上破口大骂：‘你王昆仑，白天是国民党，晚上就跟共产党讲交情。……’蒋介石的一些亲信在台下叫嚷，‘枪毙他！枪毙他！’我愤然退出会场。”

　　解放后，王昆仑先生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0年，在北京举行的黄埔军校同学故旧的聚会上，他以当年黄埔军校教官的身份发表了讲话，希望台湾故旧同学能识大体，顾大局，为祖国统一事业作出贡献。

　　1980年夏天，成立了北京盆景协会，邀请他担任了名誉会长。当我向他问起这件事来，他说，盆景给人以美的享受，美化着人们的生活，可以使我们得到精神上的积极休息，但我也只是喜爱而已，对盆景艺术没有什么研究。

　　为了不影响王老的工作和休息，我们原说只同他谈一个小时，谁知说来说去，转眼间已近两个小时。此时潇潇暮雨初歇，夕阳灿烂的光芒透过云层投射到会客室中，把这里的一切都镀上一层金黄色。王老也有些倦意了，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地站起来告辞。

　　在回去的路上，我记起了金陵同志为我题写的“伟大出平凡”的格言，这不是王老革命生涯的写照吗？望着溶金的落日，我心中涌起一股崇敬之情，吟出了“夕阳无限好，霜打枫更红”的诗句。

　　1984年王昆老的《红楼梦人物论》再版，报社领导委派我去访见王老，希望能在报上宣传一下。那天王老不仅题赠我一册《红楼梦人物论》，而且还在我的本子上题了词。不久，我们请作家端木蕻良专门为此书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我主持的《人民政协报》副刊上，由此我结识了端木蕻良先生。王金陵同曹靖华先生女儿曹苏玲是好友，她委托我将王昆老题赠的两册《红楼梦人物论》分送曹氏父女，这样，我又结识了曹靖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