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学家秉烛夜谈

　　1983年12月的某个夜晚，我去看望著名美术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他正在埋头读书，见我来访，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对面，一时不知从何谈起，见他正在看一本美学书，我便从美学入手。话匣子一打开，就比较难收住。

　　谈完美学，王老饶有兴致地与我谈起文艺，他说：文艺研究要有个性，因为客观对象本身就有个性。现在流行的一些文章不讲具体分析，缺乏个性。

　　我谈到他那些文章个性鲜明，很有自己的风格。他淡淡一笑，谦虚地说：“我写文章像小鸡在蛋壳里包着，自己不去敲破，让读者敲，我不太强调结论，我只是把对我自己的有兴趣的、使我感动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别人去评价。我的文章只想起一种导游的作用，好像到一个风景区去，我只告诉你：‘那地方风景很好。’好到什么程度，不好绝对地做鉴定。文艺研究文章也要含蓄，含蓄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丰富的内容决定的。因为客观对象有多面性，内在意义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要把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出来就要含蓄。”

　　我们又谈起了中国文艺研究的传统，他滔滔不绝地说：

　　“同样的作品有多样的解释，‘诗无达诂’有一定的道理。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净，春风吹又生’就有多种解释，历代诗家有他们的解释，毛主席有毛主席的解释，我看如果讲绝对的本意，那是一种惜别之情。事实上，对于一件作品我们可以不断地发现新的意义，人们的审美力、判断力提高了，总会有新的认识。因此文艺研究的文章就不要把什么都说得过死，说得过死反而容易阻碍研究工作的发展。文艺批评、文艺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分得很开，中国传统的诗论、文论、画论就很懂得这个道理。从中国传统看，文史就是一家。汉代是这样，唐代也是这样。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艺研究落后的表现，我认为其中有进步意义。文不脱离实际（史），史表达意义靠文，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十分密切。文艺研究不像写科学论文。最近有人写了一篇题为《论温柔敦厚》的文章，我以为‘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诗教有反动的一面，但如果把它解释为一种文风，又有进步的一面。”

　　最后他深有体会地说：

　　“我仔细研究过，欧阳修所作的辩论性文章和他的《六一诗话》《醉翁亭记》等等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给了我许多可贵的启示。”

　　临别时他给我题词留念，其词为：“研究工作和文艺创作的相似点之一，是要发挥个性。”

　　我收下，回到家仔细咀嚼，一开始觉得没味，后来发现它越来越有深意，这是因为，其中“个性”二字几乎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全部主题。

　　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希望借着这样的灯光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