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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席晚饭被发现了。第二天早上——北方那晴彻如洗闪闪发光的夏天早晨——普鲁多姆先生在我们房间门口停下。他肩膀宽阔,严肃阴沉,身穿一套灰西服。他并不像大多数德文的教师那样,一副英国人大都具有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因为这个夏天他是临时替补。他执行着他所知道的校规,晚饭缺席便是违规之一。
我们在河里游泳来着,菲尼解释道,然后又摔跤来着,然后是人人都想看的日落,然后有几个朋友必须去看看,有事情要谈——他东拉西扯,他的声音一会儿高亢,一会儿急转而降,好似发自那颤动着的音箱。他的眼睛时不时睁大,发出绿色的光亮,穿过房间。他站在阴影处,背对着明亮的窗户,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被阳光炙晒过的健康。看得出来,当普鲁多姆先生看着他,听他口若悬河胡诌乱扯时,他那原本严肃的表情迅即消失了。
“如果你们不是在最近的两个星期中已经九回没有吃饭的话……”普鲁多姆先生突然插话道。
但是菲尼抓住了时机。这并不是因为他想使这回没吃饭的事情被宽恕——他对宽不宽恕根本不感兴趣,假如惩罚是以某种新奇和未知的方式进行的话,他倒很乐意接受。他抓住时机,是因为他看出,普鲁多姆先生满意了,情不自禁地被说动了。这位教师暂时放下了自己一本正经的架子。很有可能,菲尼亚斯再努力一下,一种单纯的、无拘无束的友谊就会在他俩之间涌动起来,而这种涌动正是菲尼生活的动力之一。
“真正的原因是,先生,我们只是必须得从那棵树上跳下来。您知道那棵树……”我晓得,菲尼清楚,假如普鲁多姆先生停下来想一想的话,他肯定会想明白,从树上跳下来甚至比没吃一顿饭更为不可宽恕。“自然了,我们必须这样做,”他继续说,“因为我们全都在准备上战场。如果他们把征兵年龄降到十七岁怎么办?过了这个夏天我和吉恩就都该十七岁了,这个夏天是个非常合适的时间,因为新学年刚好开始,该归哪个班级一清二楚。莱珀?莱佩利尔已经十七岁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本学年结束之前,他就可以参军了,所以,他完全应该在更高的年级,他现在本应该是四年级,希望您明白我的意思,那样他就要毕业了,准备应征入伍了。但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和吉恩都完全没有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是现在要我们上战场还是将来要我们上战场,我们都务必符合条件。这完全是一个生日的问题,除非您想弄得更确切,那就要从性的观点来看它了,我本人还从没这样看过,因为那是我老爸和我老妈的问题,我从没觉得自己想要过多地考虑他们的性生活。”他所说的话都是大实话,也都是真诚的;菲尼一向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如果这会使听者震惊,那么他反而会感到更为惊异。
随着一声令人惊异的大笑,普鲁多姆先生松了一口气,他凝视了菲尼一会儿,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就是这个夏天老师们想要对待我们的方式。他们似乎在修正自己通常的态度,不再像以往那样没完没了地指责。而在冬季,大多数老师则都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任何涉及一名学生的出格之事,似乎我们所说的任何话、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很有可能是非法的。现在,在新罕布什尔六月这些晴朗的日子里,他们显现出了缓解之意,他们似乎相信我们有一半时间是听他们话的,只有另一半时间在试图糊弄他们。可以觉察出一丝容忍的意味;菲尼断定,他们在开始表露出值得赞赏的成熟迹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德文学校的老师们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既镇静地无视校规,又迫切地想成为优秀生;他似乎真心地深爱着这个学校,可一旦破坏起校规来,却也是任何人都无出其右的;他是个模范男孩,却能面对受罚若无其事。老师们放弃了对菲尼亚斯的管教,于是也就放弃了管教我们大家。
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我们这些十六岁的男孩使老师们想起了和平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在征兵局登记,我们还没做过任何体检。没人检查过我们是否有小肠疝气或色盲。膝关节炎和耳膜穿孔都不是什么大毛病,还不足以算是残疾,那些有残疾的学生与其他人命运就不同了。我们无忧无虑,我们疯狂,我想我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生命象征,打这场仗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这样的生命存活下去。不管怎么说,老师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为迁就;他们对四年级学生管教很严格,驱赶他们、磨炼他们、为战争而把他们武装起来。他们宽容地注视着我们的游戏。我们提醒他们和平是什么样子,也提醒他们生命并非与毁灭联系在一起。
菲尼亚斯骨子里就是这无忧无虑的和平。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战争。普鲁多姆先生走后,他就开始穿衣服,也就是说他伸手去拿离他最近的任何衣物,其中一些是我的。然后他停下来考虑,走到穿衣镜前。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精纺的绒面呢衬衣,这件衬衣裁剪精致,颜色是鲜艳的粉色。
“那是什么?”
“一块台布。”他嘴角滑出这几个字。
“不对,拉倒吧。是什么?”
“这个,”他随后用有几分骄傲的口吻答道,“将成为我的标志。老妈上周邮来的。你见过这样的玩意儿吗,见过这样的颜色吗?甚至它的纽扣也不是一通到底。你得把它从头上套进去,像这样。”
“从头上套?粉色!你穿上它会像是小仙女!”
“是吗?”当他在思考某种比你所说的话更有趣的东西时,他就会使用这种若有所思的语气。但是他的头脑却总是记录下你所说的,待到有时间了,再重放给他。所以当他在镜子前面系上高领子上的纽扣时,他淡淡地说:“我想知道,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像小仙女,会怎样。”
“你疯了。”
“啊,万一求爱者们开始在门口嚷嚷,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把它作为标志来穿的。”他转过身,让我欣赏。“我在报纸上读到,前两天我们首次轰炸了中欧。”只有像我这样了解菲尼亚斯的人才能意识到,他并没有在改变话题。我默默地等着他做出任何荒诞离奇的联系,把这番话与他的衬衣联系在一起。“啊,咱们得做些什么来庆祝庆祝。咱们没有旗子,咱们无法在窗口骄傲地挥动一面国旗。所以我要穿这个,作为一个标志来穿。”
他真的穿了它。学校中其他任何人想穿它都得冒被人从背上扯下来的危险。历史课后,暑期班最严厉的老师老帕奇-威瑟斯先生来找他,询问此事。我眼看着,随着菲尼礼貌地解释着这件衬衣的意义,老先生那拉长了的粉红面孔因欢乐变得更为粉红了。
这是催眠术。我开始看出,菲尼亚斯遇上任何事都能绝处逢生。我不禁为此而有点嫉妒他了,这非常正常。稍稍的嫉妒,哪怕是嫉妒自己最好的朋友,并无大碍。
下午,这个暑期班充任代理校长的帕奇-威瑟斯先生请三年级的学生们参加传统的任期茶会。茶会在无人居住的校长私邸举行,茶杯每叮当一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太太就哆嗦一下。我们身处一个兼做温室的阳光门廊,宽敞,潮湿,没有多少花草。但是却有一些不开花的高大茎生植物,生着肆无忌惮的大叶子。巧克力色的柳条家具伸出威胁的细枝,我们三十六个学生紧张地站着,在柳条与叶子之间晃荡着自己的茶杯。四位出席的老师和他们的太太在与我们说话,当他们向我们发表见解时,我们都竭力把持着自己,以免说出蠢话。
为了这个茶会,菲尼亚斯弄湿头发梳理了一番。这使得他的脑袋看上去非常光亮,而这副模样又与他脸上那副既惊讶又诚实的表情极为矛盾。他的耳朵,我以前从没注意过,非常小,紧挨在脑袋上,再加上那黏在一起的头发,衬托得他那轮廓鲜明的鼻子和颧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尖利的船头。
只有他一个谈吐自如,他在谈轰炸中欧的事。恰好别人都没读到这则消息,由于菲尼亚斯无法准确地记起究竟是哪个国家的哪个目标被炸,也记不起实施轰炸的究竟是美国空军还是英国空军,或者甚至是苏联空军,更记不起是在哪天的哪家报纸上读到的,所以,只是他一个人在夸夸其谈。
这没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事件本身。但是过了一会儿,菲尼觉得他应该把讨论扩展到其他人。“我认为应该把他们炸蒙,只要别炸到女人、孩子和老人,对吧?”他在对帕奇-威瑟斯太太说话,她神经质地坐在她的茶壶后面。“也别炸到医院,”他继续说,“自然还有学校,以及教堂。”
“也必须小心艺术品,”她插话道,“只要是有永久价值的。”
“简直是废话,”帕奇-威瑟斯先生咕哝道,他满面通红,“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的小伙子们在数千英尺高空把几吨重的炸弹投得那么精确!看看德国人对阿姆斯特丹做了些什么吧!看看他们是怎么炸考文垂的!”
“德国人不是中欧人,亲爱的。”他太太非常温和地说。
他不喜欢被人打断。但是打断他的是他妻子,他似乎还能够容忍。过了一小会儿,他粗鲁地说:“中欧才没有什么‘永久的艺术’呢。”
菲尼喜欢这种争执。他解开自己泡泡纱外衣的扣子,仿佛为了这讨论,他需要更多的身体自由。帕奇-威瑟斯太太的目光恰好落在他的腰带上。她用犹犹豫豫的声音说:“这不是……我们的……”她丈夫的目光跟着看了过来。我吓坏了。这天早上匆忙之中,菲尼并非心血来潮地用一条领带代替了皮带。但是他手边的第一条领带竟是德文学校的领带。
这一回他可逃不过去了。我可以感觉到,我自己对这一状况出乎意料地兴奋。帕奇-威瑟斯先生的脸变得通红,他太太的脑袋垂了下去,仿佛上了断头台。就连菲尼的脸色似乎都有点变了,除非那是因他粉衬衣映衬而致的。但是他表情镇定,用他那洪亮的声音说:“我系它,您看,是因为它和我的衬衣颜色相配,成了一体——我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双关的寓意,我觉得这并不特别好笑,特别是在这彬彬有礼的场合,您说呢?——它与咱们刚才谈论的话也完全一致,轰炸中欧,因为细论起来,学校是与战争中发生的一切都息息相关的。战争是同一场战争,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我认为德文也应该置身其中。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我对此的态度。”
帕奇-威瑟斯先生脸上的表情在继续改变,脸色也在继续改变,现在定格成了惊讶。“我这辈子从没听到过如此不符合逻辑的道理!”不过,他的声音并不是特别愤慨,“在本校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中,这大概算得上是最为奇怪的颂词了。”他心中的某个不为所知的角落似乎感受到了愉悦或有趣。就连这样的险境,菲尼亚斯也要逃过去了。
他的眼睛睁得更大,闪着具有魔力的光,他的声音更为强制性地说道:“不过我必须承认,今天早上我系它的时候,并没想到这些。”提供完这个有趣的补充信息后,他惬意地微微一笑。帕奇-威瑟斯先生对这话真的是无言以对,于是菲尼补充道:“我很高兴我拿一件东西当腰带系了!我当然不愿意在校长家的茶会上把裤子掉下来,造成尴尬。当然了,校长不在家。但是在您和帕奇-威瑟斯太太面前一样会造成尴尬。”他礼貌地朝她颔首微笑。
帕奇-威瑟斯先生的大笑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包括他自己。对他的面孔,对这个面孔的阴晴我们常常加以分类,现在产生了一个新色调。菲尼亚斯非常高兴;乖戾而严厉的帕奇-威瑟斯先生破天荒地发出了由衷的大笑。他成功了!他不由得露出了一个男人志得意满后魅力十足而又毫无内涵的笑容。
他事事都能全身而退,我突然感到失望。这是因为我只想看到某种更为激动的场面;准是这样。
我们俩离开了茶会,感觉良好。我一路上与菲尼一起开怀大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天下无双的,任何事情都能够绝处逢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阴谋家;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事事都能绝处逢生,是因为他是那种了不起的人。事实上,这样一个人选择我做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荣幸。
菲尼从不放下没有做好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已经做得足够好,只要还不是尽善尽美,他就不会放下。“咱们到河边跳水去,”当我们走出阳光门廊时,他轻声说。我们一路行走,他用靠在我身上、改变我方向的办法来强迫着我,就像一辆警车在把我挤到路边似的,指引着我不情愿地朝体育馆和河边走去。“咱们必须把这个茶会从头脑中赶走,”他说,“还有那些谈话!”
“是的,那当然很无聊。是谁在侃侃而谈啊?”
菲尼凝神思索。“帕奇-威瑟斯先生真够夸夸其谈的,还有他老婆,还有……”
“是的,还有?”
他故作震惊地看着我,“你不会是说我说话太多了吧?”
看着他那张口结舌的惊异样子,我饶有兴致地反唇相讥:“你?说话太多?你怎么会指责我这么说你!”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是我的讥讽之夏。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讥讽是弱者的抗议。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路前往河边。“我并不真的相信我们轰炸了中欧,你呢?”菲尼思绪重重地说。我们途经的那些宿舍非常庞大,在一层层厚厚的藤萝后面面目难辨,这些藤萝的叶子又大又老,你会觉得它们一年四季都长在这里,真可谓永久的新罕布什尔空中花园。在楼与楼之间,榆树在那么高的地方弯曲着,你不再记得它们的高度,直到你的目光望到那熟悉的树干以上的部位,看到那最矮部分的叶伞,领悟到它们耸立云端的高傲感,树枝,树枝,还是树枝,一个树枝的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树叶,这时你才会想起它们有多高。它们似乎也是永久的,永不变化的,一个高空中不被碰到、无法够到的世界,就像是大教堂那装饰性的塔尖,高得无法享用,高得派不上用场,伟大,遥远,一无用处。“是的,我也不相信。”我答道。
远处,我们的前方,有四个男孩子在朝网球场走去,在那没有尽头的绿色运动场上,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白色的旗子。他们的右边,体育馆在灰墙后面沉思,那又高又宽、上方呈椭圆形的窗户,反射着阳光。越过体育馆,运动场开始变成树林,我们德文学校的树林,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树林就是北方大森林的开始。我思索着,从德文树林起,树木形成一个逐渐丝毫不间断的走廊,远远地通往北方。谁都看不到它另一端的尽头,一直通到加拿大那遥远而荒蛮的最顶端。我们似乎是在这最后、最大的荒野那被开发了的边缘上游戏。我从没证实是否真是这样,也许是的。
对于身处此地的我们来说,轰炸中欧完全是不真实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 一千多张报纸照片和新闻短片已经给了我们有关这一景象的相当准确的概念——而是因为德文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太美好了,我们无法接受那样的事情。我们在全然的自私中度过了那个夏天,如今,我愿意这么说。1942年的夏天,世界上可以自私的人为数不多,我很高兴我们充分利用了那个夏天。
“第一个说讨厌话的人屁股上要挨一脚。”当我们来到河边时,菲尼条件反射地说。
“好吧。”
“你仍然害怕从树上跳下来吗?”
“这个问题有些讨厌,对吧?”
“这个问题?不,当然不。这取决于你如何回答。”
“害怕从树上跳下来?我觉得跳下来非常有趣。”
我们在河里游了一会儿泳后,菲尼说:“你先从树上跳,好吗?”
“好啊。”
我开始僵硬地攀登木钉,因为有菲尼紧跟在我后面而稍稍感到一点踏实。“咱们将用一起跳水来增强伙伴关系,”他说,“咱们将组成一个自杀社,而入社的条件就是从这棵树上往下跳一回。”
“自杀社,”我紧张地说,“暑期班自杀社。”
“好!暑期班超级自杀社!这怎么样?”
“很好,行啊。”
我俩站在一根树杈上,我比菲尼站得稍稍往外一些。我转身说些别的话,说句拖延时间的话,哪怕再拖上几秒钟,这时我意识到我反而开始失去平衡。那一瞬间,我害怕极了。这时,菲尼猛伸过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随着我恢复平衡,恐慌立刻消失了。我重新转回身,面向小河,沿着树杈又朝前走了几步,纵身一跃,落入深水之中。菲尼也漂亮地一跃,暑期班超级自杀社正式成立了。
只是到了吃过晚饭后,我朝图书馆走去的时候,我差点从树杈上滑下来的高度危险才再度令我后怕。假如菲尼没有在我后面紧跟过来……假如他没有在那儿……我可能就会掉在河岸上,摔断脊梁骨!假如摔得不巧,我可能就会丧命。菲尼实际上是救了我一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