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第二天谁都不许去医务室，但是我却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此事的谣传。一个事实最后终于被透露了出来：他的一条腿“粉碎性骨折”。我无法判断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一处或几处骨头彻底而严重折断，我没有问。我没有获得进一步信息，尽管这一话题没完没了地被大家谈论。在我不在的场合，大家一定也谈些别的，但是人人都和我谈菲尼亚斯。我认为这也是自然的。出事时我恰好和他在一起，我还是他的室友。

　　他的受伤对老师们的影响似乎比我所记得的其他任何灾难所带来的都更为严重。仿佛他们觉得，事故发生在一个十六岁少年身上，发生在一个少有的能在1942年夏天自由快乐的男孩身上，特别不公平。

　　我不能再这么听人说下去。如果有人怀疑我，我会全力为自己辩护。可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怀疑。菲尼亚斯一定太难受了，或者太高尚了，没有告诉他们。

　　我尽可能多地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试图倒空头脑中所有的思想，忘掉自己身在何处，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一天晚上，当我怀着这种麻木的心情穿衣服准备去吃晚饭时，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这是菲尼从树上掉下后，我头脑中萌生的第一个背后有力量作支撑的念头。我决定穿他的衣服。我俩穿同样的尺码，尽管他总是批评我的衣服，可他却常常穿它们，并迅速忘掉哪些衣服是属于他的，哪些衣服是属于我的。我从未忘记，这天晚上，我蹬上他的科尔多瓦皮鞋，穿上他的裤子，我寻找，并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他的粉衬衫，衬衫洗得很干净。它那高高的、有点硬的领子蹭着我的脖子，宽大的袖口碰着我的手腕，那精美的布料贴在我皮肤上，激起一种陌生而与众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贵族，某位西班牙大公。

　　但是一照镜子，我却发现自己根本一点都没变成贵族，我并不是白日梦里的人物。我就是菲尼亚斯，栩栩如生的菲尼亚斯。就连我的脸都挂着他的幽默表情，挂着他那生气勃勃的乐观机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会使我如此轻松，但我身穿菲尼的这件华丽衬衣站在这儿，似乎永远不会再为自己的角色困惑了。

　　我没有去吃晚饭。整个晚上，这种变化感始终跟随着我，即使在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之后。这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只是在醒来的时候，这一幻觉才消失，我面对自己，面对我对菲尼所做过的事情。

　　要发生的迟早都会发生，这天早晨它发生了。“菲尼好些了！”斯坦普尔大夫在小教堂的台阶上对我喊，风琴正在我们身后弹奏着退场乐曲。我犹豫地穿过唱诗班，唱诗班成员的黑袍子在早晨的清风中飘荡，医生的话在我身边回响。他本可以在这里，当着全校人的面揭发我。可他却亲切地把我领上一条通往校医室的小路。“现在他能见一两个探视者了，这几天他可受了不少罪。”

　　“你认为我不会打扰他吗？”

　　“你？不，为什么？我不想让那些老师们在他身边瞎慰问。但是一两个哥们儿来探视，对他却有好处。”

　　“他仍然很难受吧？”

　　“骨折确实严重。”

　　“但是他——他感觉如何？我是说，他是否快乐，或者——”

　　“啊，你了解菲尼。”我不了解，我十分肯定我根本不了解菲尼。“骨折确实严重，”他继续说，“不过我们终会把他治好，他将再次行走。”

　　“再次行走！”

　　“是的。”医生并没有看着我，只是稍稍改变了一点语调，“这样一场事故之后，体育当然是搞不成了。”

　　“可他一定还能搞，”我喊道，“只要他的腿还在，只要你不给他截肢——你不会给他截肢吧？——只要没截肢，骨头就仍在那里，那么就会慢慢长起来，不是吗？当然会长起来。”

　　斯坦普尔大夫有些犹豫，我认为有那么一刻他瞟了我一眼。“体育搞不成了。作为朋友，你应该帮他面对并接受这一事实。越早接受，他的情况就越好。假如还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除了走路他还能做些别的事情，那么我也会竭尽全力的。没有这样的希望。我很遗憾，当然人人都很遗憾。这是个悲剧，但却是事实。”

　　我抓住自己脑袋，指头摁紧头皮。也许觉得应该和善些，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了我肩膀上。他这么一来，我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部控制。我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为菲尼亚斯痛哭，为自己痛哭，为这位认为应该面对现实的医生痛哭。最主要的，我是因为那和善而哭，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

　　“喏，这样没用。你得打起精神，充满希望。他需要你那样。他特别想见你，你是他唯一问起的人。”

　　这使我止住了眼泪。我把捂着脸的手放开，望着喜气洋洋的校医室外墙的红砖，觉得它离我越来越近。我当然是他第一个想见到的人。菲尼亚斯不会在背后说我任何坏话，他会当面指责我。

　　我们走上校医室楼梯，一切都那么飞快，片刻间我就在斯坦普尔大夫的引领下，走进楼道，朝一扇门走去。“他在里面。你先进去，我过一会儿进去。”

　　房门虚掩着，我将门推开，呆呆地站在门口。菲尼亚斯躺在枕头与被单之中，他的左腿缠着白绷带，非常庞大，低低地悬在病床上方。一根管子从一个瓶子通往他右臂。我内心的某个通道开始关闭，我知道自己要后退了。

　　“进来，”我听见他说，“你的样子比我还难看。”他仍然快活地说话，这一事实把我拉回了一点点。我在他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过去的几天中，他的身材似乎缩小了，也失去了日晒的颜色。他的眼睛审视着我，仿佛我才是病人。这双眼睛里没有了那种敏锐的幽默，而是变得朦朦胧胧，梦幻一般。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他打过麻药。“你怎么这么病歪歪的？”他继续说。

　　“菲尼，我——”我所说的话毫无控制，字词完全出于本能，就像是陷入绝境者的反应。“那棵树是怎么回事？那棵该死的树，我要把它砍倒。有谁在乎谁能从上面往下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怎么掉下去的，你怎么就那么掉下去了？”

　　“我只是掉下去了，”他目光模糊地望着我的脸，“有什么晃了一下，我就掉下去了。我记得我转身看你，时间好像非常漫长。我以为我可以伸出手，抓住你。”

　　我猛地躲离他，“把我也拉下去！”

　　他继续用模糊的目光看着我的脸，“抓住你，这样我就不会掉下去了。”

　　“是的，当然。”我拼命在这封闭的病房中呼吸着空气，“我试过，记得吧？我伸出手，可你已经不见了，你跌过下面的小树枝，我伸手，什么也没抓到。”

　　“我只记得自己看着你的脸，看了一小会儿。你的表情非常可笑。极为震惊，就像现在这样。”

　　“现在？啊，当然了，我现在的确震惊。看在上天的分上，谁能不震惊？那么可怕，全都那么可怕。”

　　“但是我不明白你的震惊为什么那么自我。瞧你这样子，就像事情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几乎就算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在场，就在你身边，就在那根树杈上。”

　　“是的，我知道。我全都记得。”

　　一阵沉重的沉默，然后我用非常轻的声音说话，仿佛我的言词会把这间病房炸毁似的，“你记得是什么使你掉下去的吗？”

　　他的目光仍在我脸上徘徊，“不知道，我一定只是失去了平衡。一定是这样。我确实有那种想法，我感觉到，你当时站在我身边，你——我不知道，我有一种感觉。但是光凭感觉是无法确定的。那种感觉毫无道理。那是一个疯狂的念头，我当时一定神经错乱了。所以，我只是不得不把它忘掉。我就是掉了下去，”他转开脸，在枕头中间摸找东西，“就这些。”然后他又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我竟然会有那样的感觉。”

　　对于他的这种真诚，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麻药劲儿还没过去的他竟然为自己怀疑真相而道歉。他绝不会指责我。他只是有一种感觉，此时此刻，他一定是在给他本人的“十诫”制定一条新戒律：切莫只凭自己的感觉而指责朋友干了坏事。

　　而我竟还以为我俩是竞争对手！这太荒唐可笑了，我简直想哭。

　　如果换了菲尼亚斯，换了是他心怀愧疚地坐在这里，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

　　他会告诉我真相。

　　我蓦地站起身，弄翻了椅子。我惊愕地瞪着他，他也瞪着我，片刻之后，他的嘴巴咧成了笑容。“啊，”他终于用他那会意的声音友好地说，“你想做什么，催眠我？”

　　“菲尼，我有话要告诉你。说出来你会恨我，可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天哪，多么雄壮，”他一面说，一面靠回枕头上，“听起来就像是麦克阿瑟将军。”

　　“听起来像谁我不在乎，等我告诉了你，你就不这么想了。这是顶顶糟糕的事，我很难过，不想告诉你，可我却必须告诉你。”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没等我倾吐心声，斯坦普尔大夫就走了进来，然后一名护士也走了进来，我被打发走了。第二天，医生认为菲尼的状况还不适宜接受探视，即使我这样的老朋友也不成。不久，一辆救护车就把他拉走，把他送回波士顿郊外的家中。

　　暑期班走向尾声，正式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说，它似乎是摇摆不定地待在那里，被奇怪地提前叫停了。我回南方老家休了一个月假，在白日梦与不真实的气氛中度过了这段假日时光，仿佛此前也曾这样过，这次也是我头一回觉得假期趣味索然。

　　9月底，我坐上1942年9月那种拥挤而无确定时间的火车，起程返回德文。抵达波士顿时，我晚点了十七个钟头；在德文，这样的经历会是一种谈资。通常在假期之后，那些长途跋涉过的学生会一连好几天滔滔不绝地讲述或编造自己在旅途中的历险。

　　我很幸运，在南站打到了一辆出租车，我没对司机说“北站”，也没穿越波士顿去赶开往德文的末班火车，以完成这个旅程的最后一小段，而是靠在座位上，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菲尼家在郊区的地址。

　　我们很容易就在一条街上找到了他家，老榆树的树枝在街道上方摇曳。房子本身很高，是白色的，作为菲尼亚斯的家，它看上去确实很合适。房子邻街的一面非常优雅，不过在厢房和侧房的后面，房子以得体的比例迅速缩小，最后以一个毫无装饰的大谷仓结束。

　　什么事情都不会使菲尼亚斯惊讶。一名女清洁工来开门，当我走进他所坐着的房间时，他看上去非常高兴，却一点也不吃惊。

　　“这么说你终于肯大驾光临了！”他的声音热情而高亢，高亢得有一点点变了音，“你从南方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吧？忍冬和糖蜜，或者是别的好吃的？”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好笑的事讲给他听。“玉米面包？你准带来了东西。你不会大老远的回南方，然后一路返回，什么都不带，只露一下你这张无精打采的脸。”他滔滔不绝，不顾我的震惊和笨拙，他的话语也盖住了我的震惊和笨拙。看见他靠在大扶手椅中的医院款式的白枕头上，我说不出话来。尽管在德文校医室他也很狼狈，可那时他似乎还是一名在运动中暂时受伤的运动员；仿佛教练员随时都会过来，给他包扎绷带。而现在，在这安静的老街上，面对着新英格兰大壁炉，蜷在那里，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出不了屋的病残者。

　　“我带来……啊，我忘记给任何人带任何东西。”我极力提高嗓门以掩饰这喃喃的自责。“我回头给你邮些来，花之类的。”

　　“花！你在南方究竟怎么了？”

　　“啊，”我头脑中一句轻松的调侃也找不出来，“那我就给你邮几本书吧。”

　　“书就算了，我更想跟你聊聊天。南方有什么新鲜事？”

　　我尽可能拿出一副快活的语调，“事实上，着了一场火。就在我家房子后面，草地着了火。我们……拿起笤帚去扑火。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煽火，因为火越着越大，直到救火队终于赶来。他们看得出哪儿在着火，因为我们在空中挥舞着笤帚，试图把笤帚上的火弄灭。”

　　菲尼喜欢这个故事。但是它把我俩放回了那种熟悉的友谊平台上，又成了相互讲故事的哥们儿。我怎么开口去谈那件事呢？那不仅是一个霹雳。它甚至似乎就不是真的。

　　我无法在这次谈话中谈，无法在这个房间里谈。我希望自己是在一个火车站遇上他，或者是在某个公路路口，而不是在这儿。这里，窗户上的小玻璃由于辛勤擦拭而亮晶晶，墙上挂着袖珍画和老肖像。椅子要么是铺着厚厚的坐垫、舒服得令人坐在里面就打瞌睡，要么是早年的“美国制造”，从不使用。有几张结实的方桌，上面摆满了家人照片和随手放在那儿的书和杂志，还有三张小桌子，优雅而没有任何用途。这是一间起着双重作用的房间，有几件像样“物件”供客人观看，其余的则供人使用。

　　可我却是在没有个人特点的宿舍里、在体育馆里、在运动场上认识的菲尼。德文那间我俩共同居住的房间，在我们之前很多陌生人都曾经住过，在我们之后还会有许多陌生人住。我是在那儿干的那件事，可我却得在这儿告诉他。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刚刚跌跌撞撞走出丛林的野人，要把这地方弄个底儿朝天。

　　我坐回到那把早期“美国制作”的椅子中，它那直挺的靠背和高高的扶手立刻迫使我正襟危坐起来。如果它想的话，我的血液可以开始悸动了；悸动吧。我单刀直入。“这趟回家我老是想着你。”

　　“哦？”他飞快地瞥了一眼我的眼睛。

　　“我想你……想这次事故。”

　　“你很够哥们儿，放假了还想我。”

　　“我想它……想你，因为——我想你，想事故，因为事故是我引起的。”

　　菲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他那极为英俊的面孔上没有一丝表情。“什么意思，是你引起的？”他的声音与他的目光一样镇定。

　　我自己的声音却很轻很轻，像是在说外语。“我晃动了那根树杈。我引起的事故。”我又加上一句，“我故意晃动的那根树杈，好让你掉下去。”

　　他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长，“当然不是你弄的。”

　　“是我。是我弄的！”

　　“你当然没弄。你这个傻瓜。坐下，傻瓜。”

　　“我当然弄了！”

　　“你要不坐下，我可揍你了啊。”

　　“揍我！”我看着他，“揍我！你站都站不起来！你甚至都走不到我跟前！”

　　“你要是不住嘴，我就宰了你。”

　　“哈！宰我！现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我晃动树杈，因为我想那样！现在你自己明白了吧？”

　　“我什么也不明白。走吧。我累了，你让我厌烦。走吧。”他以一种绝不像他的样子，疲倦地捂住自己的前额。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又在伤害他。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种比上回我所做的更深的伤害。我必须从中退出，我必须对其加以否认。莫非有可能他是对的？我真的是明确而故意地那么做的吗？我记不起来了，我无法思考。然而，让他知道这个，却是雪上加霜。我得把话收回。

　　但不是在这儿。“几个星期后你就回德文了，对吧？”我俩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后，我喃喃道。

　　“当然，感恩节之前怎么说也回去了。”

　　在德文，没有一件适合菲尼的家具，我可以给他弥补。

　　现在我得离开这儿了。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这样做；我得使我的一言一行都像是假的。“这次长途跋涉糟透了，”我说，“我在火车上根本就没怎么睡觉。也许我今天有点胡说八道。”

　　“没关系。”

　　“我觉得我该去车站了，我已经迟了一天去德文。”

　　“你该不会又要开始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吧？”

　　我朝他笑了笑。“不，我才不呢。”这是最假不过的话，最大的谎言。

　　6

　　和平遗弃了德文。不过不是在校园和村庄的模样方面；校园和村庄仍保有着自己大部分梦幻般的夏季宁静。秋天几乎还没怎么触及那些茂盛挺拔的树木，正午的时候，太阳仍短暂地保有着自己夏季的能量。空气中仅有一丝凉意，暗示着冬季即将来临。

　　但是一股新的劲风，就像是带来第一阵落叶时那样，席卷了所有的一切。暑期班开始——几十个男孩子进了强行教育班①，这是暑期中大部分教师回家度假，大部分老规矩因酷暑而搁置起来才采取的权宜之计——暑期班结束了。虽然开办暑期班在本校还是第一次，但现在开始的却是这个学校的第一百六十三个冬季学期，为它而集合起来的力量把悠闲的夏天精神打得粉碎，就像片片落叶一般。

　　教师们出席了小教堂里的第一次礼拜仪式，他们坐在我们前面的几排，和我们的座位形成直角，他们那疲惫的表情和懒散的姿势表明了他们从未离开过学校。

　　在小教堂东部的半圆形后殿里，坐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在沉闷的冬季月份中，他们成了我们在教堂仪式上不断进行推测的目标（他为什么娶她？她究竟为什么会嫁给他？他们两个怎么制造出这些小怪物？）。在这个新学期和暖的第一天，老师们喜欢穿泡泡纱衣服，他们的太太们则都展示起了自己的帽子。五位年轻些的教师没露面，因为上了战场。派克先生身穿海军少尉军服到场；海军军官学校想必还不算紧张，使他得以回德文参加今天的活动。他的面孔与往常一样平和而无望，正衬在时髦而笔挺的外套上方出神冥想着，这使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招摇撞骗者。

　　连贯性是主基调。赞美歌是原来的赞美歌，布道是原来的布道，宣讲也是老一套的宣讲。唯有一个惊奇，由于是“非常时期”（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词），女佣们不见了。但是连贯性还是得到了强调；不是重新开始，而是根据德文那不间断的传统，继续青少年的教育。

　　我知道，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是假的。在那温暖而放任的几个月中，德文已从他们的手指缝里溜走。传统已被打破，标准在降低，规则被忘掉。在那些逃学旷课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们从没像这个开学日的布道所规劝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想过“我们欠德文什么”。我们一直想的都是我们自己，想的是德文欠我们什么，我们索取了所有的东西，而且索取得比应得的更多。今天的赞美歌是《亲爱的主和人类之父宽恕我们的愚蠢行为》，在夏天，我们从未听过它。我们所听的一直是离经叛道的吉卜赛音乐，引导我们按照吉卜赛的方式去干各种各样不可宽恕的蠢事。我乐此不疲，我几乎跟上了它的韵律，夏季里它那跳跃的、叮当作响的声音。

　　实可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