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屋里，使刚才凉爽的空气有些燥热，可随着曲光镛老人低沉的叙述，我的心在一阵阵发紧。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他回来以后才知道的，因此，他的声音里我能分辨出几丝愧疚，几丝心疼，几丝无奈。

　　老伴回到阔别十几年的高密老家，一开始也遭到了一些非难。

　　先是因为她有一个生死未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失踪，因此，屡屡有人要她交代清楚。

　　后来又因为娘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她的口粮和地都成了问题。

　　那时候，老伴一个人住在自家那四面透风的老屋里，村里没有地分给她，她就自己上山开荒种粮食，每天起早贪黑地打点口粮。

　　生活上的累对特别能吃苦的她来说倒也算不了什么，感情上的煎熬却让她很快地苍老了。

　　那时对我的思念也许渐渐淡漠，但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弟弟家的四个孩子。

　　她回乡下不久，弟弟最小的儿子便哭着找来了。因为从小跟着她长大，我那个小侄子把大娘当成了他的亲娘。

　　那时，他还在读小学，从青岛到高密将近100公里，他总是骑着个破自行车来回地跑。

　　每次到大娘家他就不想走，可星期一早晨，再哭再闹，老伴也要把他送出村子，让他回去好好上学。

　　每次走他哭，老伴也哭，那段时间，那孩子也成了老伴惟一的感情寄托。有点好吃的老伴总是不舍得吃，给孩子留起来。

　　而孩子每次回来都想着给大娘带点好的，尽管那会儿都困难，可哪怕一个苹果他们娘俩都要分着吃。

　　后来运动过去了，弟弟家四个孩子都参加了工作，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这时，我的弟媳妇已因病去世，孩子们把大娘又从老家接到青岛，准备让她在这里安度晚年。

　　不久，四个孩子结婚成家，各自都有了小孩，老伴又承接起照顾曲家第四代的任务。

　　就这样一个孩子接一个孩子地拉扯，老伴也变成了白发的老太太。

　　几十年来她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音信，却任劳任怨地为我们曲家忙碌了一辈子，带大了我们曲家两代人，她是我们曲家的功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