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嗨,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这些退役老兵那时候要钱没钱,要工作没工作,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哪还有能力养老婆。
我刚开始退下来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文化,因此张罗着与几个朋友开始做生意。
我们先是合伙开了个小工厂,由于不懂得经营,搞得也不是很红火,最后只得卖给了别人。
后来,我又同别人开饭店,赚了一点小钱,可是辛苦也是实实在在的。
那时候,我每天天不亮就得爬起来去买菜,无论天多热,也要钻在厨房里帮厨。每天晚上遇上喝闷酒的,有多晚我就得等多晚,有时候,都靠着墙脚睡了,人家又要炒热菜,碰上厨师也下班了,我得自己亲自下厨侍候,就是这么辛苦,最后也是赔得一塌糊涂,只好关门了事。
后来,实在没有力气自己折腾了,我又去帮别人打工。直到有一天再也干不动了,我找到了过去的一个老部下,请他帮忙把我弄进了“荣民之家”,也就是等于进了养老院。
从19岁满怀热情离家报国的热血青年,到在养老院的摇椅上回想往事,我知道自己真的老了。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生会这样度过。
几十年来,我是天天想家,天天不敢想。家里的父母双亲,年纪轻轻就独守空房的媳妇,这些年来他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问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我觉得自己像被亲人们抛弃了一样。
前几年在荣民院里,老兵们凑一起几乎从来不敢提老家的事情,可那眼神和表情我们各自都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盼着有回家的那一天。
那时,要是有谁知道了家里的音信,暗地里他就成了我们最羡慕的人,找他聊聊我们就好像跟家里通上了话,那种幸福几天都不会散去。
没事儿的时候,我经常铺好信纸,用毛笔一笔一划地给家里写信。
而开头的称呼必是:“爷爷大人”,“父亲大人”。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两位对我寄期望最大的老人早已去世,冥冥中我总感觉他们还在等着我,等着我。
信写好后总是在我的枕边放着一天又一天,因为那时两岸不能通邮,更因为我寄过的家信都像石沉大海,我写的都是一封封根本无法寄出的信。
所以,这些浸满了我思乡的泪水的信,最后的结局总是化为一捧捧纸灰随风飘向大海。
那时候我总想,也许这就是我将来命运的写照。
这期间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封给媳妇的信。
我在想,仅仅三年的婚姻就要等我一辈子,这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更何况我不知道她一直会怎样生活,凭良心讲,我是希望她有更好的归宿和结局,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
可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我们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可她留给我的印象仍然很深,如果不是这种分离,我想也许我们也会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可生活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况下,就把我和她的一生都搞得面目全非,可年轻时代我真是个很有抱负的读书人。
进入80年代后,两岸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一些老兵再也忍不住晚年的寂寞和将要把老骨头扔在这个孤岛上的恐惧,纷纷托人与大陆联系,并且真有不少人找到了亲人。
荣民院的老兵个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由于在社会上闯荡了一段时间,朋友比较多,竟很快找到一位同乡,他当时要转道日本回大陆,我托他回家乡荣城寻找父亲和弟弟。
这是1986年。
由于父亲很早便带着弟弟迁往青岛,我的这位同乡费了很多周折,才在青岛市找到弟弟一家,知道我父亲早已去世,我媳妇却没有改嫁,跟着弟弟一家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
同乡回台湾后,悄悄到荣民院找到我,因为怕惹麻烦,他只给我带了口信回来,告诉我家中的一切情况。
家里亲人的消息让我亦喜亦悲,听说父亲早亡,而媳妇却痴痴等了几十年,一直替我弟弟拉扯孩子时,我忍了几十年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送走同乡,怕被别人看出我的情绪异常,我来到荣民院的围墙边,一遍一遍地散步,看到周围没有人,我终于放声哭起来。
几十年的磕磕绊绊,我以为自己的泪腺已经干了,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来,可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人的情感源泉是永远不会枯干的。
从这以后,我原本已经弯下去的腰竟一天天直了起来,因为知道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我回去,我原来自暴自弃的心态开朗了许多。
我开始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想让亲人们看到我健健壮壮地归来。
这之后我又托朋友从国外给弟弟带回几次信,而已退休在家的弟弟,千方百计给我捎来了家书。
我当然懂得他们盼我回去团聚的心情,可是,我在台湾几十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因为从来不知道有一天还能回家,所以,我当时连路费都不曾积攒过。
在荣民院虽然有点零用钱,可老兵之间打打小牌,喝喝酒就全花光了,根本留不下一分半厘的。
就这样在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探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回来。而且,我当时对回大陆也有些不安,虽说我也是台湾老兵,可跟很多人不同的是,我并不是被抓兵走的,我是随部队撤退到台湾,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自己造成麻烦。
这时弟弟经常托人给我捎信,他在信中劝我快点回来与嫂子团聚,并告诉我对于台胞政府早已有政策,人要回来的,祖国都欢迎。他还同意把他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我老伴一手拉扯大的那个小侄子过继给我,替我养老送终,床前尽孝。
当时那个孩子已在工厂做工,娶了个媳妇还是做医生的,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孩。
面对亲人们这样周到详细的安排,我的心真的动了。
40多年了,难道这种孤独我还没有受够吗?我从心里问自己。
我想到了自己的老伴,人家从黑发红颜等到白发苍苍,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团聚,而我越早点回去,就会让她早点了结自己的心愿。
想到大陆那亲亲热热的一家老小热切的期待,我在台湾就待不下去了。
1989年秋天,我终于办好探亲手续,从台湾转道香港、广州回祖国内地。
当时香港的旅馆住满了回祖国内地探亲的台胞,房间在十几天前就要预订好,否则,就会住不上。
这些顶着花白的头发,嘴里南腔北调地说着乱七八糟的乡音的老兵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的,像老顽童。有的几个结伴同行,有的单枪匹马带着一大堆行李,甚至有的坐在轮椅上让老同乡推着出来进去。
这些来自台北、高雄、基隆甚至桃园、台东的人们虽然不相识,但一听说是回祖国内地探亲,都像是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互相询问着家中的情况。
自从到了台湾,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闹,毫无戒备的场面。
是啊,回家了。
40年的思乡能够在一瞬间化为现实,人们如何会不高兴。别怪这些老兵叽叽喳喳的,像孩子,谁在母亲面前不想要撒撒欢,耍耍娇,对流浪了这么多年的他们来说,即使七老八十,在祖国面前也还是孩子。
终于回到家了,打开房门,我与老伴相识却不敢相认。
岁月太不留情了,它把当年那个水灵灵的年轻姑娘变成了如今这个鸡皮鹤首的老太太,可我还是感激她,因为她的坚强,44年后,我在祖国仍然有个家。
最令我难过的是,在我回祖国内地前夕,我惟一的弟弟去世了,从19岁离开他,到67岁回家,除了最后的那几次通信,我最终没能见上他一面,这是我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
本来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真诚地谢谢他。这么多年,他们一家与嫂子相依相伴,正是有了这个家的支撑,老伴才熬过这么多年,可是,这一切挚情的话弟弟都听不到了,我从心里后悔自己还是回来晚了。
尽管弟弟已经不在人世,可他对我的承诺照常进行了。
很快,我跟侄子到有关机构进行了公证,他正式过继给我,成了我的儿子,想到我与老伴形影相吊,孤单了40多年,终于老来得子,有人继承香火,我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更何况我这儿子人极憨厚、老实,对我和老伴极为孝顺。儿媳大方、贤慧,又是做医生的,因此懂得很多养生之道,处处呵护我和老伴的身体健康。
孙女甜甜的,可爱极了,常常让我开心大笑,这种天伦之乐过去我在台湾是想也不敢想呀。
本来我回祖国内地的时候只申请了很短的探亲时间。几十年远离祖国,加上台湾的政策宣传,我实在不知道前途是凶是吉。
可回来以后,我才发现,虽然家里的条件还是比较差,可亲人浓浓的情意,政府对我们的关怀都是真实可靠的,我想不出还有什么阻挡我回来定居的理由。
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感到最对不起的就是老伴。她为我守了这么多年的家门,我不该再一次离开她,就算是补偿,我也应该从此陪伴在她身边。
1989年秋天的探亲时间到了以后,我按时返回台湾,在那里处理了所有的东西,1989年的春节前我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是正式回来定居。
我用自己的积蓄给家里买了一套房子,尽量地想让老伴晚年过得舒服些,可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已经改不了那节俭的习惯,为了这个我没少开导她。
现在我每年有一笔“退役补贴”从台湾那边寄过来,生活上是非常宽裕的,这使我和老伴的晚年真的轻松了很多。
我现在是山东省台湾联谊会理事,过去还经常去开会,想要为祖国统一的事业尽点力。
有时候,我们黄埔同学会的会员们也会凑在一起,大家都已是古稀之年,因此,为最终还能回家与亲人团聚总有不少的感慨。
最让我遗憾的是1997年12月那场大病,使本来健壮的我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
刚刚把孙女拉扯着上了小学的老伴,又接着要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我,让我觉得有无限的歉意。
可老伴除了每天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我觉得舒舒服服以外,有空就陪着我看电视,拉拉家常。每当这时望着老伴那失却了光彩的眼睛,我总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
我对老伴说:“老伴啊,本来我想从台湾回来好好地陪陪你,帮帮你,算是补偿你。可没想到才几年的时间,我又要让你来伺候我,这真是太委屈你了。”
听我这样说,老伴总是不出声地冲我笑笑:“我知道这些年你受的罪比我多,所以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再说,你这不是回到家了吗,在家里,我们夫妻还说什么客气话。”
回来几年,在老伴身上我总是找不到过去的感觉,她一心一意地让我吃,让我喝,可就是很少跟我这样谈话。
可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找到了感觉,我甚至从她那微微一笑中找到了当年的那个羞涩的年轻姑娘。
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苦苦等我这么多年,那是一种感情,一种虽然不会说出口,却融化在血液里的爱。
就这样我在床上躺了两年,老伴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两年,使我的身体恢复得不错。过去我总想要补偿她,可现在我觉着只要我活着就是对她最大的补偿,就是我这个40年后才团圆的家最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