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里负责核税的军官。1948年，很突然地便从青岛港到台湾去了。

　　那时我才6岁，刚刚记事的样子。

　　我记得那段时间父亲很久没有回家，我母亲背着我到青岛的营地去找他。问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们。

　　后来，父亲的一个战友跑来跟我们说，父亲随船去了台湾，但很快就会回来，让我们不要着急。

　　那人还给我母亲留下两块大洋，说是买米用的，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

　　那时候，我们还在费县的乡下生活，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念过什么书，只得靠给人洗衣服养活我。

　　后来兵荒马乱的，乡下的地都荒了，我们再也没什么吃的，母亲便带着我来到青岛谋生。

　　好在很快就解放了，母亲有了正式工作，我们娘俩才相依为命地活下来。

　　我母亲是“文革”时去世的，那时她还不到50岁。由于我父亲的突然离去给她的打击太大，她的身体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特别是“文革”期间，像我们这样的台属也受到了冲击，母亲不断地被叫到居委会写反省材料，写父亲去台的来龙去脉。可父亲当时是怎么走的，为什么走的她根本一点也不清楚，我们娘俩实际上是处在被抛弃的处境中，可那时的人们并不理解。

　　可怜我母亲解放的时候拼命到识字班认字，她一直以为是自己没有文化才使父亲这样轻易地离开她，她一心想做个有文化的女人。

　　没想到最后她认的那些字都用来写反省材料了，母亲的身体根本经不起这样折腾，1967年她就去世了。

　　母亲去世时，我的女儿已经2岁了。

　　也许受母亲的影响，我的个性也很要强，在工厂里我一直积极要求入党，可是，我跟爱人的入党申请都批不下来，原因就是我那个去台湾的父亲。

　　对父亲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一个是因为他当时在青岛很少回老家费县，一个是他走的时候我还很小，可毕竟他是我的父亲，偶尔我也挺想念他的，尤其是我很想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

　　母亲临闭眼前一直喘着一口气不肯走，我拿了很多东西放在她手里，她都不认，可最后，我想到了父亲留下的照片，忙翻出一张放在她手上，母亲是握着那张我们一家惟一的一张合影走的。

　　那上面的我才刚刚满月。

　　父亲潇洒，母亲漂亮，他们曾经是那么相配的一对。那是我母亲最喜欢的东西了。

　　母亲去世后，剩下我一个人在青岛孤零零地生活，好在我那时已成家，丈夫人很好，把我们这个家给撑了起来。

　　我那时拼命要求上进，一心想通过好好地工作和学习摆脱父亲带给我的阴影，可是，我这个台属的帽子一直带着，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后来，我又生了个儿子，家庭经济也紧张起来，也就顾不得再想别的，只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

　　那时候我父亲也一点音信都没有，他在我的记忆里只剩下了几张照片，还是他年轻时的模样。

　　经过几次运动，我真给整怕了，这些照片我全部把它压在箱底，从来不敢拿出来给孩子看，我怕自己的遭遇再落到孩子身上，因此，在孩子面前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父亲的事。

　　他们也都不知道在台湾还有一个姥爷。

　　我有时想想也从心里埋怨父亲，觉着他根本没有把我们母女当回事，说走就走了，这么多年是死是活，连个信儿也不往家捎。我可不知道当时台湾那边也控制得这样严，根本不可能与大陆这边取得联系。

　　一直到我过了40岁的生日，我的心彻底凉了下来，我想父亲即使活着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说不定在台湾也早已娶妻生子，跟在大陆的我早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这样想着我默默地流了好几次泪，年轻时候倒没觉着怎么想，可年龄越大对过去的那种回忆就越多，对亲人的想念就越重，每当这时，丈夫就劝我：“别再折磨自己了，说不定老人在那边过得也挺好，只是他没办法跟你联系上罢了。”

　　丈夫说的也许有道理，我们做儿女的当然希望老人能过上不错的日子，依食无忧，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就没什么牵挂了。

　　刘女士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一直低着头用力看着自己的手心叙述的她，把目光投向了隔壁那个房间。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发现靠墙的一张单人床上像小山似的堆满了布娃娃。

　　从最陈旧的到最鲜艳的，一个挨着一个，乍一看倒像是玩具车间的一角，这使刘女士本来拥挤的家显得更为狭窄，可即使布娃娃是小孩子最喜欢的玩具，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啊。

　　看到我眼里的惊诧，刘女士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这都是我的。”

　　“你”？

　　“是的，是我的。”

　　从我进门就一直显得成熟而刚强的刘女士终于在这一刹那显得温柔起来，甚至有几分天真。一个58岁的老人，竟珍藏着那么多的布娃娃，这种童心来的是那么难得。

　　窗外的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可空气已经不像刚才那样沉闷了，刘女士起身把刚才关紧的窗户打开一条缝，一丝清凉的空气沁进来，使我们彼此都觉得神清气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