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6月，因为到处都是抓兵的，我跑到家里后园的树林里躲了起来。

　　可不一会儿抓丁的闯了进来，先是四外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便找我母亲让她说出我藏在哪儿了。

　　我母亲怎么也不说，他们急了，一把抢过母亲怀里才三个月大的我的妹妹，说是要把她给摔死，让我母亲赶快把我交出来，看见实在躲不过去我主动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这样他们才放了我母亲和妹妹，带上我走了，那一年我17岁，我母亲38岁，父亲41岁。

　　由于我被带走时，父亲也因为怕抓兵在外面躲着，所以，我跟父亲没有再见上一面。

　　当时国军都在凤凰山一带集结，因为我中间开了几次小差都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次被抓回去先是被打个半死，后来又让我给他们挑子弹。

　　那会儿我还没有枪高，根本不可能参加作战，让我挑子弹我就半道上给他们扔了两箱，这会儿他们不敢小看我了，天天派人跟着我。

　　丢了子弹后，班长一生气说我故意捣乱，要枪毙我，可一个姓周的排长说，“算了，他还是个孩子，就饶了他这一次吧。”就这样我才逃过了这一劫。

　　这之后我们就全撤到了台湾，在台湾待了5天后，又开拔到香港，走到半路上，船在海上发生了故障，那是一条整整载了5000多人的大船，当时是从中间断开了，死了很多了。

　　后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便换乘小船直接开到了海南岛江河市，那是1949年8月。

　　当时的海南岛到处是一片荒凉，因为打仗，老百姓也无心种地，因此，我们吃的穿的都成了问题。

　　没有办法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到处挖野菜，摘野果子充饥，有的时候还跑到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叶煮着吃。我那会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就是感觉饿，因为总吃不饱肚子，所以连枪也拖不动。

　　没有鞋穿就割来草藤自己编草鞋，衣服也是东拼西凑勉强遮住身体。

　　因为当时大势已去，所以驻扎在海南岛的这些兵个个都无心恋战，到1950年，再也守不下去，便全部撤到了台湾。

　　那个时候我是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

　　到了台湾以后我们又是整编又是训练，一时搞得特别紧张和劳累，我当时就想逃走，可在台湾举目无亲，就是逃得出来我又能到哪儿去安身呢？

　　考虑再三，我下决心要考宪兵。那会儿宪兵比起我们这些普通步兵来要优越的多，至少除了长官没有人敢去打宪兵的。

　　可真要考起来难度也特别大，因为我从小没有读过一天书，几乎是目不识丁地就当了兵。我那会儿已经有些懂事，明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开始用功地读书，从最低的水平学起，那时我们这些普通士兵根本没有条件进学校读书，只得一点一滴地靠自学。

　　那会儿班里那些当兵的都说我傻，笑我一个大字不识的，竟异想天开地想考什么宪兵。他们越这样说，我就越不服气，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我当时年龄特别小，头脑也很单纯，一心一意想通过读书来为自己找个前程。

　　就这样我坚持读了三年书，在21岁那年终于考上了宪兵，被调到宪兵外事组做事情，从此，命运也有了转机。

　　当了宪兵以后，生活渐渐好起来，我个子也长高了，人也渐斩成熟起来，那时由于我人长得比较高挑，岁数也小，我参加了宪兵篮球队，经常在各地参加篮球赛，也算是一个比较出众的人物。

　　而我的爱情便降临在篮球场上。

　　那是我28岁的时候，有一个姓郭的16岁的国中女生，成了篮球场上我最忠实的崇拜者。

　　那会儿每逢有我参加的篮球比赛，她必定会出现在观众席上，为我呐喊助威，而当我们队胜利时，她会飞奔着将一瓶汽水送到我手上，然后轻盈地跑开，将一串串活泼的笑声留给我。

　　我当时虽然已经过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可一颗心被爱情击中还是第一次。

　　这位祖籍是福建客家的郭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听说她非我不嫁，她母亲是坚决不同意。那会儿为了我，郭小姐跟母亲差点闹翻了。

　　她母亲说：“他一个外省佬（台湾人把大陆人称做外省佬），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你嫁给他还不要一辈子吃苦受穷。”

　　也许是初恋，郭小姐在我们之间嫁与娶的这个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坚决，我当时特别地感动。

　　后来，她母亲觉着实在拗不过女儿，只好要我给她6000新台币的聘礼，她才肯把女儿嫁给我。

　　可我当时做宪兵每个月只有280元新台币的津贴，无论如何一下子拿也不出那么多钱来。

　　即便是这样，郭小姐的母亲也一会儿一个主意地刁难我，她打心眼里不喜欢我这个大陆来的穷当兵的。

　　为了郭小姐对我的一片情意，我横下一条心到处借钱凑钱，好歹弄到了6000新台币。

　　可带着钱来到郭小姐家，她母亲又想反悔，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真的凑起这么多钱，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我那时也年轻，背井离乡与家里失去了联系的我，对独身一人的生活也产生了深深地厌倦，并且，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一个女孩深深地爱着我，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屡次受郭小姐母亲的非难，我对她对我的偏见也产生了不满，那天，我把6000新台币往她面前一放，沉着地对她说：“你要的钱我全给你带来了，现在你收下，我可以等到你女儿18岁跟她正式注册结婚，要是你反悔的话，你女儿如果选择跟我私奔，你只会落得人财两空，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就这样我几乎是在抗争中赢得了我的爱情。

　　我30岁、她18岁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正式注册结婚，年轻纯洁的郭小姐成了我的太太。

　　那时，她国中毕业，在台北公共汽车管理局找到了工作，每个月赚1200元新台币，我为了娶她借的钱，也都是她工作以后用薪水帮我还的。

　　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清苦，可因为彼此爱得很深，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是和谐而幸福的。这在当时大陆去台湾的老兵当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我在宪兵部队待了9年，便再也干不下去了，收入太少，我又娶了太太，根本养不了家，更不用说将来养孩子了。

　　可我们那时转行也不太好转，走向社会自谋职业没有一技之长，也站不住脚，反而会越混越惨。

　　思来想去我觉得我要为太太负责，为家庭负责，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有保障的职业来完成我的转行。

　　这时正好台北的警察局在招考新人，我当时就想试试，可书本已经扔下那么多年了，更何况我原来的底子就薄，可是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机会，我不想放弃。

　　我拿出当年考宪兵的劲头，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惹得太太心疼地说我：“算了，贵存，这警察我们不考了，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吃苦。”

　　太太越这样心疼我，我就越要一心地考上，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对岳母的承诺，我不会让太太跟着我吃苦受穷。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天天读书读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

　　放榜的那天，我哪里也没敢去，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考上的我心情郁闷地在家里睡觉，可是，电话响了，一个同事在报纸上警察局的公告栏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并且说，我考的成绩还在中等以上。

　　接着太太的电话也打过来，在祝贺我考上警察的同时，我听得出她高兴地流了泪。

　　那是1962年，我31岁。

　　在警察学校培训了半年，我分到了台北刑警大队，后来还担任了组长。从那时起，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佬”，总算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也有了保障。

　　结婚两年后，我有了大女儿，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和儿子陆续出生，让我备感家庭的负担和责任，这以后的十几年便是在抚养、培育孩子，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中过来的。

　　那时，我自己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深深体会为人父母的艰辛，等紧张的生活稍微有了缓解，我便开始想念在大陆的双亲。

　　我当时是家里的长子，我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靠父亲常年出海捕鱼为生。

　　想到我17岁刚刚成人能为家里分担一些艰难的时候，便被带走，一去就是十几年，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太太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可她非常理解我的心情，常常安慰我说，只要好好活着，以后总有回家看看的机会。

　　我因为从小没有机会读书，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孩子读大学。因此，我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部是读到大学毕业。

　　二女儿考大学那年临场发挥失常，没有考上，第二年我又拿出60万新台币让她复读，终于考上了大学。

　　现在三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三女儿还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可爱极了。

　　儿子服完兵役后，到了远东航空公司工作，现在也有了女朋友。

　　我在台湾40年中，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可我就是安不下心来，总想着要在有生之年再回老家。

　　1981年，我的一个干妹妹嫁到了新加坡，我试着把信捎到了她那儿，再让她从新加坡寄回我的老家。

　　终于，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

　　不久，干妹妹又从新加坡把家里给我的信和照片转到了台湾。

　　我看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母亲、父亲和弟弟妹妹的照片，记得那天我拿着那封信独自一人哭了很久，一种弃儿终于找到了家门的委屈让我既高兴又难过。

　　我马上给干妹妹寄了200美金让她转寄给我母亲，希望她和父亲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回家来看他们。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休，而且两岸关系也一直没有缓解，我虽然知道家里的消息，可仍是与亲人只能相望不能相聚。

　　转眼我也是50岁的人了，从17岁离开家乡，年过半百而没有在双亲面前尽一天孝，让我这个为人子的愧对列祖列宗。可这种命运又岂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

　　风，从海边带着轻轻的叹息吹过来，使他的叙说显得格外沉重。 

　　我给薛贵存老人倒了一杯水，他端起茶杯声音有些嘶哑地说：“这是我们家乡的水呀，在台湾几十年，这水的甜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