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回家的那天是我兄弟去机场接的我。
当时在飞机上与我一起回来的太太叮嘱我,见到亲人,别太激动了,当心犯心脏不好的老毛病。
可飞机在青岛机场一落地,我这颗心便像要跳出来,眼眶热热的,一股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见到弟弟,我搂住他的肩膀使劲儿地拥抱他,可眼泪还是流在他的衬衣上,湿了一大片。
走时还没有半人高的三个弟弟,如今也都满脸沧桑,让我如何能不难过。
听他们说,娘在家等我,我就急的老嫌车开得太慢。可开进村口,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家乡的变化太大,好多渔民都盖起了楼房,原来的破烂、陈旧都不见了。
找到自家的院子,我娘正坐在天井里往外张望,我拉着太太的手,一进门“扑腾”便给娘跪下了。
我说:“娘,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和你的儿媳妇回来看您老人家了。”
我娘那会儿已经80岁了,她用几乎枯干的手在我脸上摸了半天才说:“贵存,你回来了?你真的活着回来了,他们不是在哄我吧?”
我哭着叫了一声“娘!”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哇哇地哭,直到弟弟他们把我扶起来,进到屋里,我把自己的太太介绍给我娘,娘见了也只是欢喜地流泪。
要说我太太真是不简单,进门说跪就给老太太跪下了,那真是特别地懂我的心。
见了亲娘,我又带着太太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头已经长出了几尺高的青草,在风中摇晃着,特别凄凉。
那天我带去了很多供品,有台湾的水果,香港的点心,但是,酒是家乡的水酿制的,我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轻轻放在父亲的坟前。
那缕缕的轻烟随风飘着,像是在给九泉之下的父亲报信儿,告诉他,儿子回来了,他老人家可以瞑目了。
几天里,我带着太太从台湾回家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薛家岛。
我家里热闹得像是办喜事,因为我走的时候还很小,当时的玩伴现在好多还健在,他们找上门来和我叙旧,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可事情再多,我仍不离开老娘半步。我回来惟一的目的便是和亲娘骨肉团聚,我已经离开她整整42年,我应该补偿她老人家的东西太多了。
我几个出嫁的妹妹也拖儿带女来看我。让我难过的是由于解放前生活困难,我五个妹妹,有两个很小就夭折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
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的几个弟弟妹妹,虽然有的生活上不宽裕,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台湾回来的便张口伸手地让我为难。
他们也知道我在台湾几十年,置家置业,拉扯儿女过得并不容易。如今,虽然有几个养老金,可在台湾的生活不比在大陆,那儿的消费也是挺高的。
但是对他们我也尽心尽力,能帮多少帮多少,毕竟我是大哥,这么多年他们奉养父母,替我尽孝,我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
最让我高兴的是,因为女儿回老家探亲后,回台湾总对我嘀咕,说奶奶住的房子太旧,要我给奶奶买新房。
那时我的经济也因为孩子读大学搞得很紧张,可我跟太太一商量,说是给娘买房子,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说:“老人为你这个儿子操了一辈子心,牵挂了这么多年,我们该为老人做点让她高兴的事儿。”
就这样我很快给母亲筹起了买房的钱,让她老人家先住上了宽敞的新房。
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的时候我跟娘说,我很快就会再回来,让娘好好保重身体等着我回来。
那个时刻我不敢抬头看我娘的脸,我想我会忍不住再次哭出声来。
第二年我又回来住了半年。后来,我索性在老家也买了房子,反正我是打算在大陆安度晚年的。
1998年8月26日,我母亲因病去世了。老人家也算高寿了,活到89岁,而最幸运的是,她最后的日子我一直在她身边,因此,老人走得很平静。
虽然时间短了些,可我毕竟陪老人度过了几年的日子,这让我觉得自己一生的遗憾降到了最低。
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以后,我迟迟不愿意回台湾。我实在不愿意再离开家乡,飞过那段海峡。
母亲虽然不在了,可埋他们的泥土还在,只要我愿意,它们就在我的脚下,让我感觉活着特别踏实。
而且,自从我回到了家乡,找到了亲人,我就特别地有归宿感,不像在台湾,被人叫我“外省佬”。
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可怜,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又不被别人所认同,那是一种无法在人群中间立足的感觉。
自从我回大陆探亲以后,再回台湾我的腰杆不知怎么就挺得那么直,而且,说起家乡我比谁都有的说。
在台湾,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外省佬”,在这里,我也不赞成人们把我称为“台胞”,我说:我是有家有国的人,我是中国人。
由于当时我的家乡有很多人都被带到台湾,所以,在我找到了家以后,在台北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便上门要求我带他们回家。
他们当中有的是死了丈夫,孤身一人在台湾的女人,有的是年龄太大身体不好一个人不敢坐飞机上路。
不管他们的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他们都是那么地想要回家看看,想要叶落归根,结束在台湾的漂泊。
有的老人病得实在走不动了,便托我把一辈子的积蓄给带回来,嘱托我无论交给哪个亲人,甚至是远房的亲戚他们都要了结这个心愿。我有一次最多的时候带过十几万美金的现金,这样巨额的数字有时是这些老人终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由于没有保障感,他们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工,赚了一辈子钱,没有享受过一次,最后,就这样孤孤单单一个人死在台湾。
1998年的11月,我刚刚回到台湾才28天,一个81岁的老太太经同乡的介绍找到我家,一再求我把她送回大陆的老家。
因为我的热心肠和办事踏实在台北出了名,这个跟我在大陆是邻村的老太太特别地信任我,要我无论如何送她回家,因为,她生了癌症,医生说她将不久于人世。
经过了解,我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解放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随当时做军官的丈夫到台湾的。
到台湾不久,丈夫就病死了。老太太给人做工帮佣,把女儿拉扯大。可是女儿长大以后嫁到了加拿大,不久,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加拿大,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在台湾。
老太太的不幸令人同情,我想我该帮她一把,也不枉我们是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
我不顾当时因为往返劳累引发的糖尿病的折磨,马上就订好了回大陆的机票,一路上搀扶着那个几乎走不动了的老太太回到了家乡。
其实,她家里父母、兄弟姐妹等全都不在了,只有几个外甥还分散在各村,她娘家的那个村里已经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老太太本来就身患绝症,回来后又没有亲人可以投奔,只得暂住在我家里,等着外村的外甥来接她。
当时那种惨景让谁看了都会落泪,这个在台湾孤单了50年的老太太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后来,老太太的外甥把她接走了,但听说回去后不久,老太太便去世了。
她给几个外甥留下了8万美金,那是她丈夫的抚恤金加上一辈子的积蓄。
说起自己的热心肠,薛贵存有些无可奈何,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求到他这儿,只要他能帮到的,他绝对不会推出去,而最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太太在背后。在我所采访的台湾老兵中,像他这样的夫妻琴瑟和谐,夫唱妇随的并不多见。
因此,我问他,在台湾这么多年,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