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武术队教练虽然对我刮目相看，并口头上邀请我到北京随国家队受训，但内地制度复杂，尤其涉及国家资助的体育团队，审批更为严格，必先经上级领导批文才能成事。　

　　回国后，我暂住在广州舅父的家约两个多月，苦候北京体委的回复，妈妈则一边努力为我说情，发动软功向北京队的教练们游说：“一个十六岁少年，山长水远只身由美国返到大陆，难道要他失望，空手而回？”最终成功获北京方面破例取录，并将我归入队中业余体校的一分子。　

　　那时候祖国还未实施改革开放，一个十六岁美籍少年不谙国语，加上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有如“人在异乡”，文化上必然有很大差异，几经努力才能适应下来。　

　　虽然破例入队，但业余运动员身份的我，却不能在学校留宿，为了节省开支，惟有在较偏远的地方落脚。每天天未亮清晨五点起床，然后转乘三次公交车，熬一个半小时车程才回到学校受训。上完早课，是队友们的午饭和午睡时间，而我则必须乘车返回宾馆，待吃过晚饭之后，又再返回学校上晚课。　

　　每天来来回回耗在四趟车程上，就已经大半天时间。冬天穿上厚棉袄、口戴防风沙面罩，日日风尘仆仆，最狼狈莫过于要与大伙儿争上公交车，讲礼貌、讲礼让永远扑个空，后来我也学懂了一招“当仁不让”，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又拉又扯”才能挤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