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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左宗棠势力统治下的杭州

时间:2012-11-20 15:20   来源:

  07 左宗棠势力统治下的杭州

  治理浙江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1864年3月31日,左宗棠率军攻下杭州城。左宗棠进城后,只见繁荣的杭州城此时破败不堪,四面八方皆是尸体,心中不禁一阵感慨:“上月,听人言及杭州过往兴盛,今日一见真是令人寒心。”他回身对蒋益澧说道:“你速去为我找来杭州故官员,我要问问具体情形,并将叛匪一二头目押来。”“是。”

  经过左宗棠的询问,杭州城原有人口81万多,而如今只剩下了七八万人。之前的杭州城买卖兴隆、铺户兴旺,而如今商业凋零、溃败。城中七八万人因长年战乱,大多骨瘦如柴。因为饥荒,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状况。江浙一带人肉生意兴隆,富家富户们以每斤120文的价格购买人肉充饥,而贫穷之家则只能饿死。

  左宗棠听罢,对蒋益澧说道:“战乱百姓最苦,得民心者得天下呀。叛匪之所以猖狂就是因为天下有许多百姓无法生存被迫加入其中,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跟他们抢人。只要百姓能活命他们就不会跟着造反。凡我楚军,绝不能侵害百姓。再次严明过往军令,擅入民宅者杀,贩卖人口者杀。另外,把我们的一些军粮分出一部分去赈济灾民,先解燃眉之急吧!” “遵令!”

  左宗棠在杭州开始着力改善民生。早在骆秉章幕府时期,为了筹粮、稳固后方,他就积攒了不少处理地方政务的经验。其实,这些经验即使在今天都不过时,放眼世界,其实都是如此,战乱平定后都会采取类似于左宗棠的办法医治战争创伤,不同的地方就是医术的高低。

  当杭州被攻克后,太平军势力迅速萎缩。到了6月16日南京被攻克,杭州已经日渐稳定。11月份左宗棠前往福建指挥战斗,他在杭州呆了九个多月的时间,期间浙江政务稳定。因为,江苏和浙江非常近,当时的百姓和官员们经常拿他们作对比。其结论就是,浙江比江苏在百姓生活、地方政务方面要强得多,甚至连左宗棠的政敌都不得不承认,浙江比江苏在那时要好上数倍乃至十倍。

  杭州被攻下,使得左宗棠的仕途生涯进入了新的境界。首先,随着左宗棠势力的形成,左宗棠与李鸿章、曾国藩的矛盾日渐加深。其次,占领了杭州之后,左宗棠的为政理念得以贯彻。在左宗棠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其大部分都是军旅生涯,只有短短的四五年时间是我们观察他为政理念的时间,而在杭州的九个月以及日后在兰州的岁月,成为最主要的两个时间段。因此,本节必须要费一些笔墨来记述这九个月。

  杭州是左宗棠率领楚军出师浙江两年后拿下的重要城市,期间的波折与惊心动魄我们只能寄语笔墨。

  1862年1月23日,身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奉命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进兵浙江。与此同时,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安庆东下进攻天京(南京);李鸿章率刚刚组建的淮军由上海进攻苏南。三路大军共同剿灭太平军。其后,顺势向浙东战场进发。

  最终,浙江方面的决战于1862年2月开始。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兄弟对阵李鸿章、左宗棠。李世贤以金华为中心,以20万兵力布防于浙西、浙东。杨辅清活动于安徽浙江交界处伺机进军。杨辅清因为杨秀清的关系,怕不容于洪秀全,便带着自己的军队游离于此。但这对于晚清政府方面却带来了更大的不安。

  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大不同于之前,作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的军事才能开始尽显。例如,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进攻战略为:立刻进入衢州,之后收复金华、建德(当时叫严州),之后攻取杭州。

  左宗棠却认为,太平军的用兵策略是采用围困、断后路的方式,因此,如果立刻进入衢州必为太平军所围困。正确的做法应该从婺源进入浙江,先攻取开化,把后路打开之后,命老湘军由白沙关进兵保住广信,作为固守衢州的守备军。

  除了更改清廷的作战计划外,对于清廷的一些其他计划,左宗棠经常以正值战乱,瞬息万变下没有考虑清楚,或者情况不详等拖延清廷的作战计划。自2月到6月,因兵力不足,左宗棠与李世贤周旋于浙西战场,或敌进我退,或坚守城池。到了7月份,随着兵源的增进,左宗棠于7月份开始与李世贤大战于金华。

  7月19日福建记名提督秦如虎攻占金华南面门户丽水(当时称处州),8月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和广西左江总兵高连升率8千人与左宗棠会合。8月13日左宗棠亲率大兵围困金华,之后从北、西、东三面进攻汤溪。汤溪战役开始。

  而这时,李世贤奉洪秀全之命领兵7万驰援南京。兵力空虚后,左宗棠相继攻陷金华外围城市。11月14日攻陷建德,金华被彻底孤立,太平军戴王、首王、梯王迅速领兵10多万驰援金华,忠神天将李尚扬前往前线负责指挥。

  1862年2月20日汤溪陷落,李尚扬被俘,太平军开始撤退,金华不战而败。其后,金华东部六县的太平军也开始撤退。3月中旬左宗棠移营建德,准备攻打杭州的门户富阳。

  1863年3月18日,清廷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湘军集团势力达到顶峰状态,而与此同时,左宗棠集团的势力也正式诞生。1863年的清朝共有八位总督,其中五位是湖南人: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下面我们就将1864年以后,湘军势力的归属进行粗浅的划分,没有说明者皆与曾国藩、李鸿章一

  系较近。 

  姓名 出身 籍贯 任职 

  曾国藩 进士 湘乡1860年任两江总督 

  左宗棠 举人 湘阴(楚军) 1861年浙江巡抚,1863年闽浙总督 

  刘长佑 拔贡  (江忠源系,与左氏接近) 1860年广西巡抚,1862年闽广总督(直隶总督) 

  唐训方 举人 常宁1862年安徽巡抚 

  刘蓉 附生 湘乡 (楚军次帅) 1863年陕西巡抚 

  郭嵩焘 进士 湘阴1863年广东巡抚 

  杨岳斌 行伍 善化1864年陕甘总督 

  刘坤一 廪生 新宁 (江忠源系,与左氏接近) 1865年江西巡抚,1879年两江总督 

  曾国荃 贡生 湘乡1865年山西巡抚、1881年陕甘总督 

  蒋益澧 文童 湘乡 (楚军,罗泽南部) 1866年广东巡抚 

  杨昌濬  附生 (楚军,罗泽南部) 1869年浙江巡抚,1883年闽浙总督 

  刘典 增生 宁乡 (楚军) 1868年陕西巡抚 

  陈士杰  拔贡 桂阳1881年浙江巡抚 

  刘锦棠 监生 湘乡 (楚军,罗泽南部) 1884年新疆巡抚 

  李兴锐 浏阳1900年广西巡抚 

  由上可知,湘军集团共有15人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巡抚以上官员。然而,左宗棠嫡系楚军势力连罗泽南、江忠源都不如。那么,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楚军集团中,主要有哪些人呢?他们是:

  蒋益澧(1825-1874)、刘典(1820-1879)、胡光墉(1823-1885)、杨昌濬(1825-1897)、刘松山(1833-1870)、王德榜(1837-1893)。

  左宗棠率领着他的楚军集团攻城略地,朝着他们的权力巅峰进发。1863年四五月间,太平军方面在浙江战场只剩下了杭州、湖州两大战区。而要攻下杭州,必须先攻下富阳。由此,富阳战役开打。

  太平军方面,调汪海洋从杭州来到富阳组织抵抗,与此同时,陈秀成调江苏战线的陈炳文驰援,由陈炳文负责指挥杭州地区所有太平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苦战,富阳仍然固若金汤。为了避免落在李鸿章后面,左宗棠决定调常捷军相助。

  8月7日,楚军、常捷军急攻富阳。在洋人的大炮攻击下,富阳城被轰塌,8月8日富阳被攻占。这一战,左宗棠真正认识到了洋人武器的优异,从而加快了自己仿制洋枪洋炮的步伐。楚军开始围困杭州,左宗棠又命令黄少春由安徽战场回浙江,集中兵力猛攻余杭。

  然而,左宗棠的做法使得左曾李三人矛盾激化。黄少春部本来是奉左宗棠之命辅佐曾国荃进攻南京,阻断南京的后路。结果该部调走后,曾国藩认为太平军余部大规模逃出包围圈,其罪责应由左宗棠承担。同时,对于李鸿章插手浙江战局,左宗棠更为不满。再加上对于淮军军纪松弛的不满,更使得左李二人之间的关系日加生硬终至决裂。

  左李比拼的结果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于1863年12月4日收复了苏州(1864年5月江苏全部收复)。显然,在众人面前左宗棠落后于李鸿章,更令左宗棠生气的是,1864年2月李鸿章竟然命令淮军程学启部进攻浙江太平军,帮助身为浙江巡抚的他收复浙江。

  1864年楚军于2月24日攻占了杭州,同时,康国器率领粤军占领余杭。进入杭州后,左宗棠立刻作了以下工作解决民生问题。

  第一,号召有钱人出钱赈灾。令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浙江一些富豪竟然拒绝帮助百姓。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上海道吴煦,在浙江富豪杨坊等人的帮助下,和美国人华尔一起组建了常胜军,这4 500多人的武装配备的资金大多为苏浙富豪捐赠。为此,杨坊、毛象贤、俞斌等还为此得到了官衔。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进军速度较快,其主要原因就是武器先进。

  左宗棠本以为这些有钱的外国人都给捐钱,中国人自会踊跃,哪里想到,当左宗棠号召他们捐款的时候,这些人竟然以各种理由少捐乃至不捐。为此,左宗棠在上奏弹劾他们之余,强令他们去筹款买粮运回浙江。

  第二,自己出资为灾民买粮。为了统一赈灾事宜,左宗棠设立赈抚局并从自己的两万两养廉银中拿出200两寄回老家,其余用做军费和赈灾款。

  第三,上奏减免赋税的同时改革弊政。因为不仅仅是晚清时期,整个封建社会官吏们都在正规赋役之外,以各种手段掠夺百姓的钱财。例如漕粮浮收就是恶政之一。农民和一些粮商、地主等有余粮的人,按照每年缴纳二石到四石缴纳。官吏们通过提高损耗(运粮过程中必然会有人吃、鼠吃、腐烂等情况。因此,会多运一部分粮食作为损耗)额度等手段掠夺百姓。

  市民以及商人可就更倒霉了,他们没有余粮,因此,就需要交钱。本来每石粮食折价两千文,但他们却以各种理由,如米价上升等要求折价七八千文乃至十两纹银。如此情况下,官吏们得到的浮亏额与实征额的比例有时候可以达到3比1。

  再比如盐政。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主管盐务的官员、衙门和地方官员、富商等经常串通高价卖盐。而且大部分盐税都会落入权贵阶层手中,中央财政和百姓都得不到好处。为此,左宗棠借鉴陶澍的方法,开始实行票盐制度。地方小民小贩可以去州县领取卖盐执照,凭着执照去盐场买盐。这样,中小商人介入之后,竞争加剧,权力阶层显然无法在市场中战胜中小商人。为此,他们希望借助权势力量,而取得权力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行贿。

  第四,将巨额行贿变成赈灾款。盐政衙门为了让左宗棠帮助他们继续垄断盐政,向左宗棠提供了万两白银。与此同时,海关税务部门也向左宗棠行贿8 000两。而这些钱都是符合当时官场惯例的,包括曾国藩等许多官员对于盐政、税务部门的这些名正言顺的钱都会照收不误。除此以外,各种不符和规定的钱财也大笔流入。

  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期间每年可得十八万两收入看,作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尽管收入会少,但绝不可能少到10万两以下。而这些钱都是地方一些“肥”部门和富商富户提供的。这些巨额收入中有的是中央政府认可的例如养廉银(两万两左右),有的则是中央派驻地方的衙门、地方衙门等的上敬(其间,盐政衙门是最富的,对总督、巡抚等动辄万两)。

  左宗棠在当时军费短缺、中央财政拨款不及时的情况下,接收这些潜规则的灰色收入,给家里留了几百两银子后,便将其余所有的钱捐给了灾民,充当了军费。这也是楚军军纪相较于其他派系好的主要原因,主帅敢于节俭部众哪敢为非作歹?

  为了振兴浙江,左宗棠在农业方面大力实施屯田开垦政策,希望军粮能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由政府免费发放耕牛;积极进行经济作物桑棉的种植,由此增加农民的收入。他还整理修建水利设施,沿海地区面临着海水侵蚀的威胁,左宗棠想尽各种办法筹集了20多万两白银,由按察使段光清临时修建土堤防止海水侵扰。

  在商业方面,左宗棠通过积极进行招商引资、降低商业税、增加商贩活动区域等方式,使杭州等地的商业活动逐渐恢复。

  积极与清廷当局的腐化行为作斗争。晚清统治者不如晚明甚至南宋统治者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皇族在国家危难之际仍然继续无休止的享乐。以杭州为例,杭州织造局负责浙江全省的关税,每年的十多万两白银直接供奉皇室。

  为了解决浙江的民生问题,左宗棠强势出击,要求晚清政府停止征收关税,将截留下来的关税用做民生。清廷和织造局负责人虽然不满意左宗棠的做法,但鉴于其功绩不得不同意。而织造局本身在浙江,显然如果不与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其本身也很难运营下去。因此,织造局不得不同意强势的左总督的要求。

  当然,以上政策和行为是在治理好军事之余进行的,而彼时,左宗棠的主要工作还是跟太平天国作战。1864年的战争天平已经完全摆到了晚清政府一方。6月16日南京被攻占,洪秀全之子洪天贵逃到湖州,黄文金、洪仁玕等人也撤退到湖州,清廷与太平军的最后一次大战爆发。7月27日湖州失陷。然而,对于淮军郭松林、潘鼎新、张树声等的不请自来,左宗棠一直心有不甘。

  其后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率领20万大军进入福建。左宗棠立刻命令黄少春、刘明珍、康国器、刘典、高连升等迅速前往福建福州防守。其后,11月27日左宗棠前往福建亲自指挥战事。

  1865年初,太平天国余部撤退到厦门、漳州一带。左宗棠立刻命黄少春、王德榜,李鸿章命郭松林、杨鼎勋猛攻漳州。左宗棠于4月15日来到福州指挥作战,6月李世贤被汪海洋杀死,清廷下令加封左宗棠管制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军事。7月汪海洋逃往广东,左宗棠率军进入广东。12月12日嘉应战役开始,22日夜嘉应城失陷。

  1866年2月18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州闽浙总督衙门,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自2月份开始的7个多月,是左宗棠为政福州时期。期间他开始了左氏洋务运动:修建福州船政局、建立了第一家海军学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尾水师,也成了中国近代海军的雏形之一。通过这一伟大行为,则透露出左宗棠的睿智,也打破了左氏只重陆防的谣言。

  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暗指李鸿章)十倍。”

  然而,这种努力陡然间被一件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打破了:南方太平天国运动被剿灭后,北方数省的农民起义、西北少数民族起义、西北外国殖民侵略战争同时爆发,晚清政府统治再次处在风雨飘摇中。湘军、淮军必须北上,否则,清廷统治将难以为继。作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其实对北方发生的事情早有观察,特别是新疆。

  彼时,北方大地,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归属甘肃管辖)大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在那里有四个国家九方势力进行着角逐,问题异常复杂,稍有不慎,即使平定之后,也会因为仇恨加剧灾乱。

  西北的混乱必须要由重臣、能臣解决。当时,曾左李最合适。但因为曾国藩地位和年龄的原因,就得从左李二人中选定。最终,左宗棠被选中前往西北。然而,因为船政局的事务,左宗棠数次请求延期出征。待三顾请来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制订船政局各项章程、挑选厂址等问题解决后,左宗棠最终于1866年11月16日离开福州。

  图片说明:李鸿章(1823年—1901年),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谥号文忠。此公与左宗棠“周旋三十年”,二人在军事、治国、强国、民生、洋务运动如何开展等方面都有着严重分歧,特别是海防与陆防问题上,二人最终到了“水火不同炉”的地步。

  李鸿章是单一海防派的代表,左宗棠是海陆并重派的代表。尽管,有着严重分歧,但二人却同属于改革派。

  左宗棠的一生最为得意的一笔,许多人认为是收复新疆。整个晚清的历次对外反侵略战争中,唯有对阿古柏作战彻彻底底地取得了胜利。然而,今日又有人却说,阿古柏不过是一帮土匪而已(李鸿章早就这么说过了)。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好笑。中国男足几十年来高喊冲出亚洲,然而,唯有米卢方才使这一口号变为现实。结果呢?许多中国球迷都认为是运气而已。

  要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康雍乾三朝用兵七十多年。乾隆二十年到二十四年展开与阿古柏决战,整整用了四年的时间才收复新疆。所以,有对比才能显出价值。

  说米卢和国足并非跑题,而是两者在本质上都代表着国人的一种劣根性。看着别人取得的成绩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就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偌大的中国唯有左宗棠敢于平西北(李鸿章说太难),大部分政治精英皆说弃(不管是暂时还是永久,李氏认为新疆不过是肢体),而左氏却说复。败仗一个接一个,这一个小小的胜利虽然不宜过于赞扬称颂,但也不应该贬低。

  自本章之后,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两个政坛冤家将频繁出现。两个都是一心为国的人,但他们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截然不同,最终两人的关系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甚至有民间传言:左宗棠是被李鸿章害死的。

  二人纷争三十载,谁对谁错,后人自有评论。

  第二章1875,西北狼烟起,军歌嘹亮

  新疆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然而,自康熙以来,朝堂之内就有一种新疆无用论的观点。被今人津津乐道奉为官场楷模的中兴三杰中,竟有两位持此观点。抛开诸如天然气、石油等这些现代人才会注意的自然资源外,仅棉花的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就非常可观。

  自康熙中叶起,全国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已然形成。随着西北开荒耕种兴盛,西北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用兵长达七十多年,最终在乾隆二十四年收复新疆。到了乾隆中后期,形成了西北商业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就是古城-归化-张家口,即新疆古城-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

  华北通往新疆的物资有六七成经此运往新疆。古城北接外蒙古的科布多,西可达绥来(由此分别连接伊犁、塔城),向南由吐鲁番到疏勒(喀什),呼和浩特向北通外蒙古。因此,这条商道上蒙古的皮革与西北的粮食交换买卖兴盛,呼和浩特的产品又可运往山西。因为这条商道过于繁华,所以嘉庆年间将呼和浩特对蒙古的贸易地点转移到了绥远。张家口则主要针对东北、华北,由此,北部大商道形成。

  除了这一条商道外还有一条更大的商业路线,即新疆乌鲁木齐—兰州—汉口—上海。由乌鲁木齐出发东行到古城,继续向东到哈密,过了哈密东达甘肃的安西州,由安西向东南走向兰州,到凉州府转运后向南到狄道州道,之后一分为二,一条去往重庆,一条去往汉口。

  由此不难看出,新疆并非有些人所说的无用。山陕商帮的兴起原因之一也就是商业。其实,新疆曾经的繁荣情况可通过乾隆时期陕甘总督的奏折(详见附录《陈嘉峪关外情形疏》)窥之一二。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凡说新疆无用的官员本身就是无用,因为治国无能才甘于放弃。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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