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四国九方战西北，欲平西北先灭捻

　　赛神会上的神灯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方某地一个大型庙会上，一场阴谋与反阴谋正在进行着。这个庙会是某省规模最大的一个庙会，每年六月二十开始，二十九开始唱大戏，七月初六闭幕，长达半个月，参加的人每天就有两三万，最高潮就在闭幕的前两天，参加的人每天可以达到四五万。

　　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天灾人祸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民乱、遭受外敌入侵的危险时刻。越是危险，朝廷的税收越严重，贪官污吏就越多，百姓难以维持生计的现象就越频繁地发生。最终，一场大规模的民乱就在那时开始酝酿了。

　　戏班内，人们在谈论着庙会上该上演哪些节目，举事的时候以什么戏为信号。“宋大哥，咱们不能不反抗了。你看看那些富户们，给当官的行贿后非但少交税甚至不交，还把应该交的税都放到我们这些穷人的头上。这样下去，我们不是饿死就是被逼死。横竖是死，决不当饿死鬼，决不当窝囊肺，要死也要像个老爷们的样儿，死前也给家里头赚些粮食，娃们叫爹不是白叫的。”

　　“是呀，宋大哥，咱们不反抗的话，官府就要在庙会那天大开杀戒了。我听县衙里的兄弟说，上边要在庙会的时候，捉拿我们这些进入黑名单的人，而且要当着百姓的面儿杀掉我们，说是要给暴民以震慑作用。现在，该是我们这些穷苦人行动的时候了。”

　　被人称为宋大哥的男人，眉头紧锁。“嗯。我想也是，到时候了。但我们还要和官府继续谈判，要他们赶快赈灾。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就造反。大家听我信号，如果那天临时增加钟馗戏，而且会唱这么一句‘我也曾朝中为官，却不想被那奸臣所害。阎王命我为世间驱鬼，我更想杀尽阳间的魑魅魍魉’时，大家一齐动手，杀贪官灭富户，斩尽读书人！”

　　宋大哥说完，把一小张麻纸捻成了细圆锥形，拨了拨即将灭掉的灯，之后，又点燃了麻纸将另外一盏灯点燃。“从今以后，如果有人问我们是什么人，就回答他捻党”。

　　捻军（捻党）农民起义，从许多资料上看，其组织、信仰等都比太平天国起义要落后得多。其主要特点就是杀贪官、攻击富人。因此常常被人看为是游民组织。更为严重的是，捻军对于儒家、对于读书人非常蔑视，更使得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有些不好。俗话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捻军之所以仇视读书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并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在乡间做帮闲的时候，经常为富人收租并提供剥削民农的主意。大凡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因为生存权受到了威胁的无奈之举。造成农民起义的主要责任就在统治阶层。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被剿灭之后，南方农民起义转入了低潮。可因为北方军事空虚、税收和搜刮严重等原因，所以，北方的农民起义反而进入了高潮。

　　为此，1866年10月，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进兵西北。而这时，遍布半个中国的捻军起义正处方兴未艾之际，特别是西捻得知东捻被围后，迅速从西北回军救援。他们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进攻北京。尽管西捻大部分回撤，却有少部分军队继续与清军、湘淮军进行战斗。因此，当时的西北地区情况非常复杂。如果将西北情况放在更大的环境中考虑的话，西北问题的严重超过想象。

　　国际国内险恶形势

　　西北问题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国际因素是欧洲在此时处于相对和平阶段。当时，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英法对阵普鲁士、奥地利、沙俄，双方实力相当。因此，欧洲各国把主要军事力量都放到了对亚非拉的扩张上。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和欧洲宪兵沙俄，在对外立场上既合作又抗争。在中亚地区，英国、俄国、浩罕国便与中国发生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在这种大环境下，又有英国和俄国的纷争，俄国和阿古柏的争斗。不明确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左宗棠收复新疆之难。

　　国内形势更加险恶。参加角逐的有：清廷和起义军两大类。起义军包括汉族农民起义、苗族和回族农民起义。汉族农民起义有太平军和捻军的余部以及西北地区的起义，如陕西的董福祥。清廷方面则有官军、湘军、其他地方军等。

　　当时，太平天国带动了全国各地农民、少数民族起义，西北有陕甘回族起义、西南有云贵苗族、回族起义。而统治阶层内部存在各种冲突：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冲突；满汉官员冲突；地方军之间的冲突等。特别是当时清军实力最为雄厚的湘淮军的冲突在此时也较为激烈。除此以外，湘军内部也有老湘军、楚军、淮军三大系统间的矛盾，淮军与淮军的冲突、楚军与淮军的冲突等。

　　湘楚淮军的冲突同时代表着政治权力的划分，以前人们常说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冲突，而其实在这一阶段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冲突也逐渐增多。李鸿章势力的快速上升，使得曾国藩的势力范围逐步缩小，特别是淮军只听从于李鸿章，曾国藩根本无法调动，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这也是湘淮军在平捻作战中起初失利的主要原因。

　　清廷的财政窘迫

　　为了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晚清政府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那时每年的晚清政府财政收入在五六千万两，然而镇压少数民族的军费却占有巨大的数目，再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和各国签订的赔款更使得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难以为继。

　　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数额：英国商人200万两，军费600万两；法国商人100万两，军费700万两。除了一部分作为撤军条件外，剩余部分海关收入每三个月一期分期偿还。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攻略西北的十多年里，还有其他一些小型赔款。例如1874年日本退出台湾赔偿50万两，还有1858年赔偿俄国30.25万斤茶叶。如果说这一时期对外赔款总计赔款在2 000万两左右，还不足以产生致命影响的话，那么庞大的官员、官吏薪俸则属于大头。以八大总督为例，这些一品大员的年收入皆在10万两以上，而能与总督薪俸比美的还有诸如漕运总督、主管盐务海关等各类衙门的总督大员等。这些一品地方大员的年收入就达到一百五十万两以上，因为他们的收入中仅有大概五分之一由中央财政以养廉银发放，其余都是地方供给。所以这势必挤压地方军费、对民生的投入。

　　这些一品大员的收入占据官员收入的十分之一。为此，全国官员的薪俸、皇室享乐等又占据了两三千万两。

　　每年的财政收入仅这两块儿就基本上用完了。如此情况下，各地赈灾、水利工程、军费等资金从何而来？清政府只能对内实行苛政，对外则是大幅度借债。

　　晚清政府大幅度借外债：1853年到1886年各类军事借款3 550万两，1872年到1890年其他借款1 040万两。在这将近5 000万两的借款中，直接用于左宗棠进兵西北的借款有1 060万两。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就能看出左宗棠进军西北有多么艰难，既有政治方面的掣肘，又有军费筹集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还利用各种手段挤压西征军费。在他的运作下，各地官员或者拒绝供给军费，或者拖延军费，造成左宗棠不得不对外借款，由此给左宗棠带来了近百年的骂名。直到今日都有一些错误观点流传：

　　如果左宗棠的巨额军费用在海防上，那么甲午战争恐怕就会呈献另一种态势；

　　左宗棠大举借外债，造成国家经济被外国人操纵，贻害无穷。

　　在本章，我们将对这两种极为错误的观点进行批驳。

　　现在，我们就先叙述国内，再陈述国际形势。对于这一问题的详细阐释，将使得我们更理解左宗棠进兵西北的艰难与无奈。

　　起义军方面情况简介

　　捻军和太平军余部

　　捻军由捻党发展而来。早在18世纪中期，淮北淝水流域、涡河流域的一些农民、渔夫、小商贩、手工业工人、底层知识分子等为了抗议苛捐杂税、贫富分化，便组织起来“吃大户”。其后扩展到河南、山东、苏北。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时，借着这个机会捻党迅速发展成捻军。

　　捻军中还有一支属于白莲教。白莲教同样是农民起义组织，主张男女平等、同生死共患难、所有财产平均分配。元末农民大起义就是白莲教组织，到了清朝山东、西北地区的白莲教在宋景诗的率领下于1861年到1863年起义，失败后和捻军合并。

　　捻军于1851年在河南南阳发动起义，1855年捻军在安徽涡阳推举张乐行为“大汉盟主”，1857年渡淮河南下与陈玉成、李秀成部会和，其后被太平天国封为沃王。1863年张乐行被清军僧格林沁部杀害。1864年张宗禹、任化邦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在失败后合并，1865年在山东曹州杀死了僧格林沁，其后大败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

　　1866年捻军分为东捻和西捻，东捻军10多万人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在河南、湖北、山东、江苏等地活动。1867年击败曾国荃湘军、淮军。8月进入山东后被李鸿章围困，年底任化邦牺牲。赖文光突围后在1868年1月在扬州被俘牺牲。

　　西捻军6万多人在张宗禹的率领下向西北发展，1867年1月在西安大败湘军后得知东捻军被围迅速回师相救。12月渡黄河进入山西，经河南北部进入直隶直逼卢沟桥。因东捻军失败后，围魏救赵的计策已经没有了作用。为了报仇，西捻军南下直隶、山东，被李鸿章围困于渤海湾附近的狭小地区，不能发挥捻军骑兵的作用，又值大水，突围未果。1868年8月16日山东荏平镇战役失败后，张宗禹失踪。但捻军余部散落各地，对于地方稳定仍有危害。

　　陕甘回民起义

　　满人之所以统治天下二百多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让汉人上层继续拥有汉人坐天下时拥有的权力及上升通道。在民间统治上，清朝统治者吸收历朝经验教训，使得底层汉族百姓得以活命。而汉族百姓是古今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只要能够活命，任何苦难都可以忍受。然而，到了晚清时期，学习能力非常强的满族统治阶层，在“负面因素”学习上的能力显而超出了应有的能力，比南宋、晚明等汉族统治者更加贪婪、更加贪慕享乐。

　　在对外战争赔款、对内统治阶层极端享乐、权贵阶层垄断商业对外贸易频繁的情况下，爆发了遍布全国的汉族农民大起义，而清朝统治者只能依靠汉族地主武装进行平乱。在这种情况下，汉人与满人的关系迅速贴近。在各种民族冲突中，统治阶层往往站在汉人一边，从而造成少数民族的不满。同时，各种苛捐杂税又使得少数民族难以生存。

　　要知道，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同胞在生活上其实并不如汉族同胞，典型的就是苗民。苗民生活地区大多在西南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苛捐杂税颇多，其生存要比汉族艰难的多。为此，西南苗民起义完全是由苛政造成的。

　　西北回民起义则是因风俗引起的冲突和苛政共同造成的结果。左宗棠尚未进取西北之时，就对甘肃地方官员进行了强烈批评，他认为：从前汉回仇杀，责任不尽在回民。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变乱实在是由汉人挑起的。

　　为此，他评价甘肃文武官员是：甘肃之军，不能保卫人民，反而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理人民，反而激起人民造反。

　　对于汉族地主武装组织的团练，左宗棠更是认为：他们是四不像，民兵不像民兵，官军不像官军，土匪不像土匪。

　　针对一些汉族官员、地主士绅的极端说法，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的“但分良莠，不分汉回，良则虽回必保，莠则虽汉必诛”的正确主张。因为，在汉回互杀造成责任分不清的状况下，左宗棠制定了“以抚为先，剿抚兼施”的方针。

　　左宗棠的正确主张，使他遭到了一些陕西、甘肃两地汉族官员的强烈不满，左宗棠为此极为苦恼，他说：“秦中士大夫恨回至深，每言及回事，必允‘尽杀’乃止，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诚不知其何谓！”

　　左宗棠对这些人的评价是“实在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认为，回民自唐以来，已有千年了，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怎么能这么绝情呢？

　　左宗棠进兵陕甘之前，曾经发了一份布告。布告之中，有这么一句话，至今读来都令人唏嘘，“汉祸既惨，回亦无归。帝曰汉回，为吾民也”。

　　为此，左宗棠即使受到陕西、甘肃一些官员乃至百姓的误解、咒骂以及暗中使坏，他也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新疆方面情况简介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沙俄便都看上了这块地方。新疆原名西域，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定名为新疆。晚清时期，沙俄屡犯我国边疆。起初，他们由东北介入。1850年便占领了黑龙江沿线地区。1858年中国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约定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划归俄国。1860年中国与沙俄签订《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次丢失。西北地区的4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在1860年、1864年先后被沙俄吞并。沙俄总计吞并中国近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中国的悲惨命运并没有结束。1864年，166万多平方公里的新疆又被侵略者阿古柏侵占。

　　更为严重的是，新疆丢失后，内蒙古、西藏等必大乱，陕甘青等将成为前线，那么，中国的统治中心将面临海陆两方面的直接挤压。如若这样，晚清能否再继续存在三十多年就很难说了。

　　与沙俄一同竞争的还有英国。虽然史书历来对英国的介绍并不多，但英国的危害也不小。特别是在与阿古柏的斗争中，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阿古柏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英国对于阿古柏的支持是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多方面予以的。

　　当时，英国的殖民地与新疆已经接壤。早在1600年12月3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便开始对亚洲大陆进行逐步蚕食。但因为其国力限制，直到18世纪英国才正式利用手中的枪炮打开了亚洲的大门。

　　1757年东印度公司和莫卧尔帝国的孟加拉总督进行了普拉西战役，孟加拉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799年英国又侵占了北印度，1839年侵略阿富汗，阿富汗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众所周知，阿富汗就在中国的旁边，英国将阿富汗侵占后，中国的邻居就会是一位不太友好的邻居了。

　　而其后，1845年和1849年英国人和锡克人先后爆发战争，锡克人的家园旁遮普变成了印度的一个省。由此可见，到了1850年左右，英国在北到中国新疆、南到西藏的整个西部边疆都与中国接壤。由此，英国人开始与中国在陆路展开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

　　作为亚洲心脏的新疆，从阿富汗出发，可以到达伊朗，直面中东地区，南面面对南亚诸国，北面与俄罗斯接壤，而且新疆是英国和俄国非常垂涎的棉花生产基地。由此，英国急于将新疆变为它的殖民地。在1873年，英国派出了福赛思作为正式使节出使阿古柏。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左），1818年4月17日—1881年3月13日，在位期间为1855年—1881年，尼古拉一世长子，是为俄罗斯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的君主。

　　在位期间最值得自豪的政策就是1861年颁发了《废农奴诏书》，但在位期间，因为常年征战导致民怨沸腾。1881年2月24日中俄签订《伊犁条约》后不久便被刺杀，而左宗棠对沙俄持强硬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沙俄内乱严重。

　　维多利亚女王（中），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在位1837年—1901年。在其在位期间，英国成为了所谓的“日不落帝国”。

　　慈禧太后（右），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自同治（1861年—1875年）起慈禧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由此，实际掌控晚清朝政近半个世纪。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于晚清的覆灭当然要负第一责任。但是，她在尚未彻底掌控朝政之初，积极支持左宗棠解决陕甘问题以及大力支持收复新疆的作为，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清军方面情况简介

　　湘军一直没有让晚清政府安心，眼见太平天国在1864年铁定失败之后，晚清政府就着手解决湘军了。6月10日河南巡抚张之万开炮，建议开始裁撤湘军，6月16日南京被攻陷，不到一个月，冯子材等湘军、贵州兵勇、水师粤勇等纷纷被裁撤。曾国藩作为湘淮军的名义统帅，自然首当其冲。

　　因此，在7月份曾氏便主动裁撤三四万人，又让曾国荃以养病为由回家。到了1865年，湘军由之前的13万多人迅速被裁撤一半多，楚军也被裁撤到了4万多人，淮军也被裁撤到了5万多人。而这时，捻军却突然间兴盛起来，致使晚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湘军。

　　早在1864年3月，晚清政府就要求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迅速平灭湖北安徽地区的太平军和捻军。17日李鸿章赶到南京决定将淮军分三部分共同作战：刘铭传部北上，一部南下福建追剿太平军，一部留在江苏防守。

　　但因为僧格林沁率领蒙古兵对阵捻军，晚清政府对他非常信任，所以对于湘淮军北上并没有太在意。哪知，1865年僧格林沁被杀，晚清政府连忙要求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此事极为让曾国藩苦恼，因为湘军大部被裁撤，只有依靠李鸿章的淮军。然而，淮军只听李鸿章的，所以他对能否调动淮军非常没有信心。在他与李鸿章的谋划下，李鸿章调拨刘铭传归属曾国藩调遣，潘鼎新部前往天津，调郭松林、杨鼎勋部回防。

　　曾国藩的军事才能实在有限，对于捻军他采用建立四镇、驻扎四支重兵围剿的方略，然而，捻军骑兵迅速跳出包围圈。在数次战败之后，晚清政府于9月6日命李鸿章率兵前往河南，主管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军务。曾国藩对此极为反感，军无二帅，地无二主。曾国藩要求李鸿章不要北上，李鸿章也在此时要求如果北上自己的兵力太少，刘铭传、潘鼎新也要重回自己的帐下。

　　而这时，河南巡抚吴昌寿则要求曾国藩交出兵权，李鸿章迅速出击要求吴昌寿交出兵权，最终1866年2月28日吴昌寿被免职。虽然湘淮共同努力打败了豫军统帅，但李鸿章和曾国藩在灭捻方略上的矛盾日渐加深。而曾国藩对自己的四镇重点防御，重兵等待捻军自动跳入包围圈的战略非常自信。李鸿章则私下里挖苦曾国藩的战略：“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千年以后遇公等知音。”

　　尽管李鸿章表面上是在挖苦正在曾氏军营听调的淮将刘秉璋，但刘氏仅仅是执行者，很显然李是对自己口中的恩师曾国藩的不屑。

　　结果，豫军不听从曾国藩调遣，捻军渡运河成功。其后，曾国藩辞职，请调李鸿章、曾国荃主管剿灭东西捻的军务。清廷于10月20日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而湖北巡抚曾国荃与总督官文不和，曾国荃病退。其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派出人马剿捻。在此过程中，李鸿章的功劳最大，先后将东捻、西捻领袖歼灭。很大程度上，左宗棠在此间只是起到协助作用，因为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处理陕甘问题上了。

　　入陕以后，左宗棠第一个要面对的人就是董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