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官场斗1：左李冲突的起因与质变

　　李鸿章杀降将

　　1863年镇守肃州的谭绍光见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心中苦闷异常。令他更想不到的是，他手下的众将大多都有了投降之意。11月28日纳王郜永宽派康王汪安钧与戈登、太平天国叛将程学启密谈。11月末的一天，郜永宽前往阳澄湖与戈登谈判。戈登作为担保人保证：保住性命的前提下给郜永宽二品武职，其手下各有封赏。

　　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在与谭绍光议事中将其杀害。5日淮军进入苏州。然而令戈登和太平军叛将们没有想到的是，清军在接收了5万多名降兵降将之后却突然大开杀戒。

　　戈登听说这件事情后，拿着枪就要杀李鸿章，李鸿章连忙躲了起来。见找不到李鸿章，戈登下了最后通牒：李鸿章必须下台，否则将率领常胜军进攻淮军，将由常胜军占领的城池交回给太平军。与此同时，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朗也从上海赶到昆山，密商将常胜军的指挥权收到英方手中。

　　李鸿章连忙请求好朋友赫德出面向英方解释，最终此事不了了之。戈登的常胜军也被裁撤。

　　李鸿章对于自己为什么杀投降的太平军的解释是：投降的太平军有20多万人，郜永宽等人坚决要求设立二十营（每营500人左右）并要求落实他们这些降将的官职，先告诉他们在哪个省做官。为了防止生变只好让投降的八个王来营中商量，最终将他们杀死了。

　　这件事对李鸿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左宗棠听到这件事时有何反应不好说，但加深其对李鸿章的不满则毋庸置疑，只不过那时他和李鸿章的冲突尚未公开。而到了光绪继位之时，两人的冲突开始由量变上升到了质变。

　　1875年1月12日，光绪即位。新君登基自然要显示不同气象。为此，1月26日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博采说言，用资治理”。作为当时改革派中的妥协派（请注意，此处的妥协派是指：以妥协换发展；抵抗派是指：以抵抗带发展。以下同不再赘述。）首领的李鸿章则在1月29日到2月1日被慈禧连续三次召见，向他咨询强国之策，李鸿章为此信心十足地提了七大建议。

　　左李间的矛盾升级

　　李鸿章所提出的七大建议是：开煤、铁矿，架电线，修铁路，各海口添设洋学格致书院，由郭篙涛出使各国主管洋务，建立海军，停西征、暂时抛弃新疆以加强海防。

　　对于上面的七大建议，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是书胆，就无度地夸奖左宗棠而贬低李鸿章。七大建议中有四条是李鸿章明显高于左宗棠的地方。例如修铁路、架电线问题。左宗棠因为长年在边关作战，所以对于铁路、电线的作用认识不清，到了临终前的一两年，左宗棠才开始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但这并不能作为李鸿章高于左宗棠的理由，因为，铁路不被中方一些有识之士认同的理由之一就是：修建铁路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将更方便。即使到了清亡军阀混战时期，仍然有人反对修建铁路，理由也在此。

　　纵观李鸿章的七大建议，其中前六条都非常正确，但这六条的历史贡献根本无法掩盖第七条的荒谬以及对中国的危害。因为，铁路没有修日后可以修，但领土要是丢了就很难收复了。自甲午战争后，中国贫弱了足足半个世纪，后世的人即使想恢复也已经没有理由和实力了。

　　例如，如果真照李鸿章的建议暂时放弃新疆的话，很显然，日后再收复那就是天方夜谭。李鸿章之所以这么说，无外乎是为了“躲避”出卖领土的罪责并减少反对的声音。李鸿章为了前六条能够顺利进行，提出舍弃新疆的建议，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原谅的。即使有一些一心“上位”的“拉风”专家学者也认为左宗棠的西征花费过多，如果放到中日甲午海战的话，那么历史可能会改变，这是大错特错的。

　　但绝大部分人仍然难以认同李鸿章暂时抛弃新疆的观点。在当时，能够与李鸿章分庭抗礼的地方大臣也就只有左宗棠和曾国荃等少数几个人。曾国藩1872年已经去世，曾国荃因为与李鸿章的关系要好，所以，他不会反对李鸿章。因此，唯一能制衡李鸿章的人就是左宗棠了。

　　而且，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左宗棠都乐于成为这一历史角色。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冲突，从私人角度上看有个人荣辱和争功的因素，也有如何带兵打仗的军事方略冲突。更重要的是：二人师承传统并不一样，有着本质区别。左宗棠是林则徐、魏源一派；李鸿章则是穆彰阿、曾国藩一派。对于两派对比我们后文会有详细介绍，现在我们就详细讨论一下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的矛盾由来。

　　起于如何带兵，严重于争功：只知做官与只知做事

　　曾国藩对李鸿章有个评论：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由于吏治腐败等多方面原因，晚清军饷一直非常紧张。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中方军队就因为缺少军饷出现不少问题（例如左宗棠帐下的将军就因为此事被兵士杀死）。这种情况又因为对外赔款雪上加霜，所以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这个短板显现得非常明显。

　　当兵给饷吃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军士们抛家舍业，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没有军饷怎么办？不说被评为兵匪的绿营兵，就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也是军纪涣散。在诸多诸侯中，左宗棠的楚军军纪最好，而淮军军纪最差。

　　二人的出身以及表率作用在其间有着很大的作用。左宗棠的楚军军纪较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左宗棠能够以身作则，自己带头受苦。统帅都这样，其他人能怎么样？左宗棠比较廉洁，因此对于廉洁的要求也就比较高。所以，左派将领清廉者相对较多。

　　因为军饷左李二人也经常发生争论，例如左宗棠就曾针对军纪和军饷问题，向曾国藩抱怨过：“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在西塘（浙江省嘉善县）打仗，结果放火抢劫百姓，而李却推给了知县汤成烈。”“李鸿章的军饷一个月都不欠，而我军的军饷却欠了一年多。”

　　因为这个问题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意见比较大，但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那个时期贪污、军纪涣散很常见。二人最大的冲突就在于争功。在镇压太平军时，左宗棠和李鸿章因为互相争功矛盾加深。当晚清政府要求李鸿章去帮助围困南京两年之久的曾国荃后，李鸿章为了避免和曾国荃的冲突，为了搪塞同时也为了争功，李鸿章挥师浙东。

　　浙江巡抚左宗棠没有收复浙东，反而是江苏巡抚李鸿章收复了浙东，这无论怎么说，于脸面是说不过去的，更重要的是还有军饷牵涉其中。淮军占领浙东之后，便给淮军弄了不少好处。由此，左宗棠非常气愤。

　　因为曾国藩的历史地位特殊，造成左宗棠无论如何难以与曾氏争功。为此，李鸿章便成为主要争功对象。“争功”其实并不是贬义词，又有谁不愿意自己的业绩更好呢？在此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各类问题。为此，很显然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竞争非常强烈。

　　日后李鸿章淮军一部刘铭传部也进入西北，从而，成为李鸿章插手西北事务的楔子。然而，最终刘铭传撂挑子不干了。尽管有着淮军军纪差、不服除了李鸿章外一切人调遣的顽疾（曾国藩之所以镇压捻军失败，也有刘铭传等人只听李鸿章命令、事事先禀报李鸿章等原因在内）等诸多原因（其间也不排除左宗棠对刘的打压），李左争功的因素也在其中。

　　左李矛盾质的飞跃：单一海防论与海陆并重论

　　李鸿章评价与左宗棠的关系是“周旋三十年”（三十年无非是一个虚数，不能当真）。左宗棠在骆秉章处做幕宾时，李鸿章也在曾国藩处做幕宾。只不过，那时的李鸿章是籍籍无名的幕宾，而左宗棠已是幕宾之首，又是长辈。李鸿章与左宗棠相见之时，我们可以想象以李鸿章的品性其言辞是何样。然而，时过境迁，二人都成为巡抚之后，李鸿章凭借上海的有利地位，迅速将淮军增加到七万之众，而左宗棠的楚军不过两万多人。而这时，李鸿章的口气就已经变了。

　　对于自己为何去攻打浙东，并以浙东各级官吏的上司名义任免官职、收税，并截留海关给浙江的军费等行为，他的解释是：要想保护江苏、上海，必须要攻打常州、嘉兴等地，并对孙铭锵说“殊非常情”，很显然，他是在讥讽左宗棠不仁，没有平常人都有的心胸。

　　这时，二人的矛盾尚未尽人皆知。等到了剿杀捻军、刘铭传进驻陕西（1870年4月）之后，二人的矛盾愈发深厚，直到李鸿章提出七项建议后便与左宗棠发生了直接且剧烈的冲突。许多历史学家将其称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其实，正确的叫法不如叫单一海防与海陆并重的争论。

　　既然，左宗棠从来没有反对过加强海防，并在福州建立了船厂、筹建了海军方面的学堂，那么，怎么能够说左宗棠是塞防论的代表呢？海防与塞防是相对的，和李鸿章对阵的应该是只强调加强塞防的那些督抚们，而不是持海防塞防并重的左宗棠。

　　左宗棠的并重论的主旨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海防与塞防进行排定。在新疆被分裂出去已经成为现实的状况下，为了保证北部、西部边关的稳定，海防必须退后。也就是说，即使西征真的耽误了海防那也没办法。即使是今天，谁为了加强海疆而自愿放弃陆疆，我想全国人民也同样没有几个人会答应。

　　海防与塞防的争论背后，其实并没有以前观点所说的“湘淮两集团”、“爱国者与汉奸”等争论。因为，左宗棠和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虽然一个清廉一个贪污，但他们希望国家强盛的心是一样的。二人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冲突，其背后还有着更重要的不同—两条路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