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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官场斗2：两条路线的斗争之谁是晚清政府最大的敌人
接待俄国使团
林则徐与左宗棠湘江夜话之时，就聆听了左对于沙俄的意见。自此之后，左宗棠并没有和沙俄交手的机会，而如今，沙俄就在眼前。作为封疆大吏，作为一个已经拥有十多年从政经验的人，他深知此刻尚不是与沙俄摊牌的时候。为了迷惑对方，左宗棠对于来自除了英国之外的任何欧美国家的人都予以了热情接待。
这时，索斯诺夫齐的五人代表团来到了兰州。左宗棠立刻请他们住进了官署，并每隔一天与他们共餐一次共论天下。索斯诺夫齐是一位精通地理学的间谍，因此，一见到左宗棠就敬献了一张中国地图。左宗棠接过地图后微微一笑，心中暗道：“这幅地图绘制得不怎么样，比我年轻时绘制的中国地图好不了多少。”
“贵使来到中国不久，怎能周知中国的山川形势？你们是根据什么绘制成全图的？”
索斯诺夫齐按照欧洲人的习惯，冷静而又礼貌地回答：“这是根据贵国康熙朝的地图描绘而成的。”
“嗯嗯，康熙时期的地图却属于稀有，但后来我们的疆域更大了。乾隆朝曾经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实地测量，因此《乾隆内府舆图》才是最好、最全面、最准确的版本。来人呀，取来给使节一览。”左宗棠说完，侍者便前往书房去取地图。
左宗棠又继续说道：“贵国绘制地图有何用意？”
“乃为通商便利。贵国地大，若无地图，交通难以行进，因此才描绘贵国地图。”
“好呀，好呀，通商我们是欢迎的。但我听说，英国和贵国已经签订了条约，准备共同帮助阿古柏侵略中国。不知道有无此事？”
索斯诺夫齐连忙说道：“这些纯属谣言。英国人素来狡诈，毫无信义，我们俄国绝不会与英国共同伤害贵国。自从三十多年前起，英国便对贵国不友善，四处蚕食贵国藩属。而我国自康熙朝开始就与贵国友好，从来没有与贵国发生过军事冲突。”
左宗棠点了点头。
“如今，我们两国之间的误会，乃是源于我国帮助中国暂时收复伊犁导致的。请左侯放心，我国不会与贵国为敌，等贵国收复了乌鲁木齐之后，伊犁自当归还贵国。这次来华，主要是为了开通茶市。贵国茶驰名世界，我们俄国人非常喜欢喝茶，因此希望贵国能开放边市，这样内地的茶就可以到达西北。”
左宗棠微微一笑，“是呀，开通茶市是一件好事，这样既可以两国交好又可以杜绝茶叶走私，我国自当允许。具体细节，我会安排人员与贵使洽商。”
“太好了，我非常感谢左侯。另外，关外作战运粮非常困难，而且贵国武器较为原始，因此，我国政府愿意为贵国支援军火和粮食。”
左宗棠听罢，心中暗道：“哼，沙俄的武器相较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要差，既然要买何苦求你沙俄。再者，如果答应用俄国武器，他们必然知道我军虚实，这断不可为。但如果全部回绝，恐怕他们更加会帮助阿古柏，倒不如先答应买粮，以调他胃口，待日后收复伊犁之时再行摊牌。”
想到这里，左宗棠微微一笑，“我国已经从英法等国购置了大量枪炮，而且我的甘肃制造总局已经能够生产先进军火，可以生产枪炮，不用贵国关心了。粮食问题却为兵家所重，因此希望贵国支援。我想我军大约需要四五百万斤粮食，不知贵国能否供应？”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帮助贵国尽早收复新疆，可以更早通商贸易，我国非常愿意。”
左宗棠对于沙俄的警惕心非常强，因此，他虽然和沙俄签订了供应400万斤粮食的协议，但左宗棠是想以此迷惑沙俄而已。如果仔细一算就能清楚，左宗棠此时在西北有十几万军队，每天每人的粮食以3斤计算的话，400万斤不过10天左右的供给。结果，沙俄方面中计，400多万斤粮食按时运送到了西征前线。事后，沙俄方面对此后悔不已。
作为林则徐衣钵的继承人，左宗棠从林则徐留下的各种情报中，得知沙俄对于西北的侵略之心古已有之。再加上在西北的十年时间，左宗棠更加认定沙俄是收复新疆的第一阻碍因素。因为那时英国已经占领阿富汗、伊朗多年，对于这些国家的消化并未完结，所以英国尚没有更多的余力与中国对抗，反观沙俄则已经真刀真枪地有了动作。
自从朝廷同意左宗棠进兵新疆，并在片面海防和海防塞防的争论中打败李鸿章以来，左宗棠对于西征的信心越来越强。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仍然要抽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李鸿章等人的暗中掣肘。其原因就在于：李鸿章作为地方督抚之首，其淮系掌握着大部分省、辖区的权力，而西征军的军饷主要是由这些省来供应的。
为了筹集军饷，左宗棠不可能不与李鸿章的淮系势力进行各种斗争。虽然左宗棠和李鸿章同属于改革派，但因为林则徐、魏源、左宗棠路线与穆彰阿、曾国藩、李鸿章路线的区别太大，双方的争论再加上战争期间的各种矛盾、双方主帅的个人性格等原因，其矛盾越来越深，最终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那么，在对待新疆问题上，双方的矛盾是什么呢？
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
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纷争点就是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路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路上之敌同样危险。晚清时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是沙俄，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林则徐认为“防俄宜先”。
穆曾李一派则处于模糊状态，穆彰阿时期与穆彰阿同属阵营的琦善等人并未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因此，主张联俄抗日，为了抗日可以放弃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求和沙俄和好。李鸿章认定日本将会成为大敌的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
要知道主要敌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既要重视当前的敌人，又要关注未来的敌人，而要以当前的为主要关注对象。因此，我完全赞同左宗棠海防陆防并重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主要敌人的观点。如果某甲是未来的敌人，某乙是现在的敌人，你只关注某甲，而某乙却在现在就把你干趴下了，何论未来？
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和日本都要关注，谁是第一敌人要看当时的形势而定：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必须要用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修造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沙俄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领土上，这是它与欧美列强大大不同的地方。欧美列强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的领土欲望表现得并不强烈，它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业上（中部东部）。然而，这并非欧美列强仁慈，反而是因为中国的与众不同。要知道，英法在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国实行殖民统治。但当英法等国与中国民众、文化接触之后，他们迅速得出结论：中国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这在于中国是有着四五千年文化延续的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因为英法等国都不能独自吞并中国，所以采用了各个击破逐步蚕食的方式。利用经济为武器，逐步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进行区隔，从而让某个地方无论政权还是地方精英都西化，这样逐步渗入之后，再进行殖民蚕食。这主要是针对中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中央政权管辖力度小的地方，除了上述政策外，就是直接采用政治区隔。例如英国对于西藏的垂涎就是政治区隔，法国对于云贵两广的垂涎则是先经济区隔后政治区隔。
与英法不同，沙俄对于殖民侵略的欲望更强一些。沙俄则稍显强硬，因为与中国接壤，沙俄吞并国家众多，许多都与中国接壤，为了保证对吞并地区的统治，使其自身边疆稳定，沙俄对于商业侵略的欲望有时候被领土冲突压制住。商业利益损失可以弥补，领土损失则是永久的伤害。
为此，林则徐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沙俄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林则徐时代，沙俄对于中国的实质侵略还没有进行。林则徐通过观察分析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可见其睿智。为了商业利益，英法甚至沙俄在当时都是相当谨慎的。
甲午战争前只要中国（地方）政府稍显强硬，在大多数情况下英法美俄诸国就会立即撤出。然而，清政府却一味妥协，这也是沙俄侵略中国众多领土的原因之一。而李鸿章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也许将西藏、外蒙、黑龙江及其北部领土视为可以丢弃的领土。
李鸿章的价值在于预测到了未来第一敌人是谁，但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实力在逐渐增强，但其总体实力（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仅仅是注意到了军事方面。
除了日本之外，英法美俄等国都在海上虎视眈眈。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海上之敌确实非常厉害，但陆上之敌更不可小视。因为自始至终制海权、制空权的被剥夺，皆不能令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权更迭。因此，陆上之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大于海上。
19世纪90年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为此，李鸿章终于找到了和左宗棠达成共识的机会，可惜，左宗棠已经去世十年了。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外务部内阁大臣、财务大臣等签订了《中俄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条文直到1910年才公布。该条约主要针对的是日本，即如果日本侵略俄国、中国、朝鲜，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任何一国不能单独与敌签订合约。
两国之所以签订准军事同盟关系，主要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向日本施压，日本不得不归还了辽南大部分领土。
然而，结果呢？沙俄依然屡次侵略中国。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却如法炮制占领旅顺、大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俄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攻占了江东六十四屯。李鸿章联俄抗日的畅想，最终换来的只是俄国在东北修建了铁路，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与虎谋皮的结果就是被欺辱，而这种教训在北宋、南宋时期已经上演过。
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并非仅是李鸿章一人如此“决然”，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高官都持此观点。例如新疆问题，自道光开始就争论不休。
四争新疆
围绕着新疆，在晚清时期共有四次争论：分别是道光年间的放弃西四城论；海防与塞防之争；南疆弃取之争；建省之争。这四次争论中的后三次，左宗棠是参与者。第四次则是改革派中的抵抗派内部的争论，其主要论战对手是左宗棠和左宗棠第一猛将刘锦棠。
早在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魏源的《圣武记》就曾提出过西域建行省的主张，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挡沙俄对西北的侵略。作为林魏路线的继承者，左宗棠自然继承了这一主张。这从左宗棠22岁时写的《燕台杂感八首》就可以看出，左宗棠早已认定新疆应该建省。
建省的主张并非左宗棠首创，而是对道光年间魏源、龚自珍主张的延续。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被平灭之后，对新疆的取舍问题出现了新的争论。长陵、武隆阿主张放弃西四城（即今天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类似于李鸿章仿效土司分封的建议也在是否舍弃西四城的争论中出现过。道光皇帝为此并没有同意放弃西四城，但也没有决定改变伊犁将军管辖新疆的军府体制。
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新疆的军府+伯克制+扎萨克制+新疆东部迪化镇以西施行郡县制的多重行政体系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伊犁将军腐败无能，伯克们分裂四方。
如果不建行省，则很难统一政令。为此，左宗棠连续五次上书要求建立行省。与此同时出现的观点则还有放弃新疆论、放弃南疆论。
值得关注的是，李鸿章与左宗棠的冲突，在此期间起了新的变化。之前，我们可以说李左冲突仅仅是个人官职升迁的问题，尽管其间夹杂着一些高尚的东西，但都不应该为二人贴上高尚、卑鄙的标签。但自从这一争论开始，李左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两大变化。
其一：改革派正式分裂为抵抗派和妥协派，并画地为牢，势同水火。
其二：左宗棠、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最终到了难以共事的地步。
李鸿章政治脸谱1：不论怎么说我也是对的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存在争论很正常，当时大部分的督抚和高级官员都支持李鸿章。因此，可以看出，在大部分高级官员眼中，为了这个“不毛之地”与“欧洲第一军事强国”沙俄对抗是得不偿失的。但在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李鸿章的种种恶劣手段以及李鸿章的政治脸谱是多么令人作呕。
1872年，陕甘战事虽然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但大局已定。为此，收复新疆已经被提上日程。左氏向朝廷建议出兵，李鸿章则对此表示反对。起初他四处联络志同道合者。他冠以的说辞是：“沙俄军队占领伊犁，我军无法远征，必须修建铁路（没有铁路，左氏靠马、骆驼、走路同样成功了，因此，有无铁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建铁路之后，全国可以贯通，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铁路调兵遣将以对付俄国人和英国人。因为，俄国人有吞并西北地区的企图，英国人有吞并西南地区的意念。”
1873年，李鸿章又对沈葆桢说，现在的中国没有班超、赵充国这样的能人，新疆恐怕要丢了。左宗棠已经老了，能够把陕甘问题解决就已经很万幸了。
到了1874年年底，李鸿章找到了同盟者，即英法等国也对中国出兵新疆表示不认可。例如英国认为：中国绝对不会收复新疆，因为财政困难，更何况远征新疆这样花费很大的举动。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派人来到天津，向李鸿章提出把伊犁割让给沙俄，天山南路划给阿古柏的方案。为此，李鸿章在日后的《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可以自治。
1875年光绪登基，两宫问政于大臣们，李鸿章跳了出来要求停止西征。最后，李鸿章在论战中失败。但他心有不甘，经常动摇其他督抚对西征军的支持力度。
1876年三四月间，李鸿章对沈葆桢说：“阿古柏的虎狼之师与沙俄狼狈为奸，左宗棠必败，中国人又该被外国人笑话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让李鸿章大为惊讶。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率军出征，两个月攻占乌鲁木齐，又一个半月攻占玛纳斯城，阿古柏第一次乞降。1877年4月刘锦棠大军收复吐鲁番，一个多月后阿古柏死。
而这年的7月7日英国第二次请求清军停战，同时山陕豫等地发生旱灾。李鸿章和郭嵩焘等再次以新疆南部地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与其花那么多军费倒不如省下来。既然阿古柏愿意做属国，那么我们不如趁着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同意，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感激我们，从而成为我们的屏障。
当左宗棠继续进兵并且势如破竹、阿古柏死讯也传到李鸿章的耳朵后，李鸿章再次以这样的调调说：左宗棠怎么能妥善处理新疆事务呢？根本不可能（起先是刘锦棠与左宗棠发生矛盾，前线恐怕会生变。其后又是阿古柏之子投奔俄军将伺机反扑。最后则是白彦虎逃到沙俄，这样的匪首都没有捉到，无法善后）。
1878年左宗棠准备收复沙俄占领下的伊犁时，李鸿章再次发话，他说：“沙俄方面纵容白彦虎和安集延侵扰中国，左宗棠便命令禁止与俄国通商。这样做不是让归还伊利更难吗？崇厚崇大人此去谈判必然无功而返。”
崇厚回来后，便被绳之以法。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并说：“左宗棠带领着一帮书生、不懂事的官员就知道高谈阔论，一点也不顾及国家的安危。西征军有什么把握对付沙俄军队？沙俄根本不用调动大兵，只需要命令哈萨克、安集延、白彦虎等匪寇进攻即可。这时，必然是首尾难顾，这种情况可真是令人担心呀。”
此时，李鸿章已经开始公开辱骂了。他说：“沙俄是西方国家中最强大的，其领土之广阔不是英美德法可以比拟的。他们侵占伊犁本来就不打算还我们（以前李鸿章主张谈判，既然早知道就不打算给了还谈什么呢）。对于这片领土来说离欧洲比较远，最终必被收回，不用这么着急嘛。可如今呢，权臣们开始好大喜功了，根本没有听从众人的意思，竟然选取了一个既软弱，又没有识人、用人心胸的人来主持大局。”
等左宗棠胜利之后，他却把新疆说成是“人所不争之地”，又说阿古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极力贬低新疆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心里只有海防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其他的都无关紧要。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问，李鸿章除了真心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以外，还有什么更深远的考虑吗？他甚至斥责左宗棠是奸臣，说他“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
李鸿章政治脸谱2：习惯台面下动手动脚
为了阻挠左宗棠西征，李鸿章首先借助1872年正月铭军哗变之机，把桀骜不驯的刘铭传逼得辞退，其后曹克忠把指挥权交给刘铭传的侄儿刘盛藻。就这样来来回回，两万多武器精良的铭军先是一部分被调到徐州，一部分则驻扎于陕西，1874年也被调往山东等地。
其后，他又指使时任河南巡抚的老部下，林则徐的好朋友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把宋庆的毅军调回河南。宋庆以“会办奉天军务”的名义，驻防锦州、营口。李鸿章还撺掇英翰一同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军队调回来，但清廷对此没有支持。
俗话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李鸿章利用各种场合、理由、面子，台上台下齐动手挤占了“西征”军费。最终，左宗棠只好“借洋款”。令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沈葆桢竟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要知道沈葆桢可是左宗棠“三顾”出来的，而且又是左宗棠最敬佩的人林则徐的女婿，这很让左宗棠伤心和愤怒。
好在，那个时候的慈禧因为立足还未稳固，急需利用自己的“圣明”来证明自己比任何人都有能力坐头把交椅，同时病愈的“二号大臣”（仅次于恭亲王奕䜣）文祥“力排众议”，这才打败了李鸿章等人的进攻。慈禧、文祥等人以一锤定音的方式命令：收复新疆，支持“借洋款”。只不过，最终首批借款数额由之前的1 000万两降低到500万两。
一切准备妥当后，进攻也就该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