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先父王国维之死，已断断续续地议论了半个多世纪，究竟孰是孰非，一时尚难下断语。最近因罗振玉先生的长孙罗继祖所编《永丰乡人行年录》（即罗振玉年谱）问世，以及先父在大哥逝世后为大哥海关恤金事给罗的三封信，由罗继祖发表，流传海外，学者又开始留意对王、罗失欢原因的追究。

　　看了1984年9月30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杨君实先生的《王国维自沉之谜后记》后，觉得他的观点与论点，值得商榷。

　　所谓“百思不解”的谜底，杨氏摘录的《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的一段，说是已原原本本地道出来了。其要点为：潜明、高明、贞明为静安元配莫出，潘为继母。长媳与继姑不睦。家政皆潘主之。潘处善后或有失当。孝纯诉之于父，父迁怒静安听信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遽携女大归。罗令女拒收海关恤金。以上各点，隐示王、罗的失欢皆归咎于继姑潘氏。杨文末所引先父与罗氏的信，乃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所写，未加指明，颇觉突如其来。

　　杨先生认为罗继祖原原本本说出来的为长媳与继姑不睦为主因，治丧或失当为导火线。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在此必须一辨。

　　大嫂在民国七年（1918年）十七岁时，就嫁过来了（杨文误作辛亥东渡时）。至十五年（1926年）大哥病故，仅有七年多，小部分时间与翁姑同住，其他时间，有住在天津娘家的（当时大哥调职天津海关），亦有小家庭独住的（大哥调回上海海关以后）。姑媳相聚之时确是不长。

　　在大家庭中，姑媳意见偶有相左，亦是常事，何致像火药库一般，一引导火线即爆发呢？在罗举家徙居东北以前，婆媳之间时有书信往返。犹记民国十八、十九年（1929、1930年）间，大嫂曾由津赴沪，并返回海宁探视先母。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冬，托人带信给母亲，欲随母亲同住。

　　如果与继姑心存芥蒂，平日又何必书信存问，又何必绕道省视？母亲为人继姑者，并非长媳一人，对二三两媳亦属继姑身份。可是她们相聚很久，婆媳之间都很融洽，情如母女。

　　说到治丧事件，当初共同办理丧事的，尚有二哥高明，时年二十五，三哥贞明，时年二十二，及老用人冯友。早已成年的二哥、三哥都是大哥的同母弟，当无偏颇情事。先父平日除研究学问外，很少管日常事务，现遭丧子之痛，心情恶劣是可想而知的。枝节小事，家人不敢再去烦他神，治丧事宜由母亲代劳是可信的。

　　至于罗继祖文中说“潘处善后或有失当”，乃属臆测之词，究竟什么地方什么事失当？未能指明，而用“或”字约言之。我无意说他而为乃姑及乃祖辩护，但臆测之词，是不足证明过去事实真相的，而徒使无辜者遭受不白之冤。

　　我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尽可能避免用类似口吻，来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一则不愿有损大嫂清誉，她曾是大哥的爱侣，大哥早死，连子女都没有留下，命运的坎坷，已经够可怜了，何忍再加以议论！再则恐有为先母辩白之嫌，不知者或讥为“女为母隐”。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词，一笔带过。

　　这次事件的发生，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因事先并无失和迹象。其时父亲丧子，大嫂丧夫，都是在哀痛过度的时候，而罗氏为爱女遭遇不幸，舐犊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

　　当此情景，每人情绪都很激动，任何小问题，若稍有歧见，大家都无好言语，小误会成了大争执，以致不可收拾，罗氏一怒携女大归。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哥过世时，大嫂才二十四岁，可以说心智尚未十分成熟，在顿失依靠的时候，既无儿女可守，那么最可信赖的，当然是父母。像大嫂这样遭逢不幸者，多数人都会选择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至于大嫂当初是否本有归宁之意，或因误会而临时动意随父而去，则不敢妄下断语。

　　东明当时年幼，不敢过问大人们的事，其间隐情，实难了解。不过就常理言，大哥亦由先母带大，大嫂又是罗氏的掌上明珠，以两家关系之深，情谊之厚，先父母绝对不会不尊重大嫂的意见。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同，新寡的大嫂，心理上总是饱受委屈的，乃向她父亲诉起苦来，罗氏听后便心中不平了。所谓大归，只是罗家的说法，我们王家并无此说，兄弟姊妹仍视孝纯为我们的大嫂，是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