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成功投资的要素

时间:2010-02-26 15:28　　　来源：中国台湾网

　　索罗斯认为，在投资市场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越想取得成功，越要给自己留有充足的空闲时间。投资者需要在投资前对市场形势进行认真的分析和预测，阅读相关公司的年报、新闻等相关资料，有时还要做艰苦的调研工作。索罗斯每次投资取得的重大成功，都不是盲目行动的结果，而是花大量的时间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1.成功源自独特的能力组合

　　我们假装在分析，我甚至相信这点。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作为一个交易员，我有着很好的业绩，我也有理论，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我认为我作为交易员的成功并没有验证我的理论。我觉得一定还有其他因素。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的投资理论仅仅揭示了他投资秘诀的一部分，这只是一个框架，说明在他眼中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索罗斯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索罗斯到底是如何具体操作的，这个框架却没有揭示。这些具体操作的秘诀都被索罗斯深藏在心底。由于索罗斯的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他的成就，所以人们可能会想：那只是他运气好而已。可并没有几个认真严肃的分析家会相信这个解释。有人说：“索罗斯之所以能够赚大钱，或许是因为他愿意下大的赌注吧。”与索罗斯共事时间最长的人罗伯特·米勒听到后非常生气，他认真地说：“并不是那个人说的那样，只有当索罗斯认为时机适当的时候，他才会投资，因为他把投资当做经济行为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场赌博。”投资不像掷骰子，希望能够掷出一个好的点数来，要知道投资远比掷骰子要复杂得多。索罗斯的操作来自于他的独特的能力组合。

 

　　第一，高超的个人智慧。

 

　　当市场中的其他人在努力追逐一只股票、一个集团企业或一种初级产品的时候，索罗斯却在关注全球贸易相关的复杂情况。和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索罗斯关注世界金融领袖的公开声明和他们的决策制定，从中辨别出市场的趋势、行动和节奏。索罗斯比大多数人能更好地理解世界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如果甲发生了，那么乙肯定紧随其后，而丙又会在乙之后发生。这是索罗斯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

 

　　第二，超凡的个人胆略和魄力。

 

　　无论你怎么解释索罗斯冷静的、巨额的购入和抛售行为，索罗斯都会否认自己很有勇气，因为他认为投资的关键在于知道如何生存。这意味着，有时要保守地玩游戏，必要时你要斩仓，以减少损失；你必须要做到不拿自己的大部分资产去冒险。索罗斯喜欢说：“如果你的业绩不好，第一步就是要收回资产，不要尝试补仓。而且，你东山再起的时候，记得从小的做起。”但是，索罗斯的所作所为确实需要坚毅的品质。丹尼尔·多伦是一位公共事务评论员，也是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社会经济进步中心的主任，他曾说：“当索罗斯做出数亿元的投资决定时，我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如果是我，我会手脚发抖，寝食难安。他能下这么大的注，可见他的勇气和坚毅。可能他已经习惯了。”

 

　　我们在这里把索罗斯与巴菲特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有惊人的差异。巴菲特擅长一件事情，即以低价收购好公司；索罗斯却更有灵活性，根据动态的金融趋势，在金融市场里进进出出，试图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市场变动。巴菲特购入和抛售股票，而索罗斯则是和货币、利率打交道；巴菲特关注单个公司，而索罗斯跟踪全球金融市场的总体趋势。索罗斯最有用的品质之一就是他能够将自己的感情和金融市场的交易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罗斯是一个淡泊的人。

 

　　其他人在制定市场决策时常将自我融入其中。但是索罗斯明白，一个真正明智的投资者必须很冷静。宣称自己永不犯错是毫无意义的。尽管自己钟爱的股票突然下跌可能让人难过，但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能会更有用，而索罗斯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1974年的一天，索罗斯正在和一位朋友打网球。这时，电话响了。电话是东京的经纪人打来的，他告诉索罗斯一个秘密：“这一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这最终会导致他下台。”他打电话就是要让索罗斯知道，日本对尼克松的丑闻反应很糟糕。索罗斯在日本股市上是大头，必须决定是保持现状还是退出。他的网球伙伴注意到，此时的索罗斯额头上出现豆大的汗珠，而在前面的比赛中并没有这样。索罗斯当机立断，决定抛盘。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觉得在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前，需要咨询一下其他人。索罗斯在不足一秒的时间内做了这样的决定。

 

　　艾伦·拉斐尔曾在20世纪80年代与索罗斯共事，他说：“你用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当索罗斯犯错的时候，他就撤出。他不会说：‘我是对的，他们是错的。’他会坦白地承认：‘我错了。’然后撤出。如果你坚持错误，那么它会将你侵蚀殆尽。你所做的就是想着它，夜不能寐。它在消磨着你。你完全不能将你的视线移开。这是一个苦差事。如果这个工作很容易的话，那么可能人人都在做这件事。这要求有极大的自制力、自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不要带有感情。”

 

　　第三，卓绝的个人自信品质。

 

　　当索罗斯认为他做的某个投资是正确的时候，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只有懦弱无能的人会退缩。在索罗斯的书中，他指出最大的错误不是太胆大，而是太保守。他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投这么少？”

 

　　第四，无法衡量的能力——直觉。

 

　　这是一种无法衡量的能力，知道何时大肆投资，何时抛出股票，何时预测正确，何时又不正确。索罗斯说：“基本上，我操作的方式就是在市场上验证我的论点。当我卖空，市场以某种方式行动，我很紧张，于是背疼，然后我买回卖空的股票，突然背疼就消失了，我感觉好多了。这就是直觉。”在总结索罗斯的投资技巧时，摩根斯坦利的拜伦·威恩说：“索罗斯的天才在于他有某种原则，他非常务实地看待市场，他明白影响股票价格的作用力，他明白市场有理性和不理性的一面。他也知道，他不是一直都是正确的。”当他正确的时候，他愿意采取有力的措施，抓住机会，从中获利，当他错了的时候，他能果断地斩仓，减少损失。索罗斯的部分直觉在于察觉股市的运动。这不是能在学校学到的本领，也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课程表里的内容。拥有这种天赋的人凤毛麟角，但是索罗斯就具备。他在伦敦的合作伙伴埃德加·阿斯泰尔毫不费力地指出索罗斯成功的来源：“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哲学。他了解羊群效应，就像一位优秀的营销人员一样，他知道人们何时会要什么东西。”

 

　　索罗斯最突出的一个特质，也是最能解释他的投资才能的特质就是他能与国际金融界的领导者们为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大多数这样的领导者是富有国家的政治领袖，如总理、财政部长、央行的领导等。据粗略估计，这类人不超过2000人，分散在全世界。因为不是选举上来的领导者，所以索罗斯与其他人的地位不同。但是经济力量让这些政客们改变了看法。作为投资者的索罗斯在金融市场获得了越来越强的力量，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些领导人想了解他，听听他关于世界经济的想法。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索罗斯可能要做的事情。当然，索罗斯也想知道，这些国家的领袖们要做的决策。其他人是在报纸上读到这些领导人的消息，索罗斯却可以轻易地接触到他们。他可以和财政部长共进早餐，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共进午餐，或者给总理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天，索罗斯出现在英格兰银行，他应邀分享自己对通过货币紧缩政策复苏金融市场的看法。他在1980年买入价值10亿美元的英国债券，这引起了银行家的兴趣。那一次是他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因为那次投资回报甚丰。索罗斯能够进入到全球的金融市场网络，不仅仅得益于他对投资的敏锐直觉。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他开始认真地要在东欧和俄罗斯建立基金会，作为推动开放社会的方式时，索罗斯就更有理由接触到政治经济领袖，特别是欧洲的政治经济领袖。一个内阁总理参加索罗斯基金会的会议，抑或索罗斯在出席理事会期间拜访一位政治领导人，这都是很平常的。1993年11月，索罗斯上午和摩尔多瓦的总统见面，晚上与保加利亚的总统见面，接着带领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到他的基金会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索罗斯自夸道：“你看，我和一国首脑共进早餐，而和另一国首脑共进晚餐。”相对于其他投资者而言，这些会面显然给索罗斯提供了一个优势。当然，和政府官员共进早餐并不能让索罗斯知道，这个国家会在哪一天贬值自己的货币，或者提高利率。金融领导人不会在席间透露这些，甚至是对索罗斯，或者更准确地说，特别是对索罗斯更不能透露。但是，近距离接触这些领导人使索罗斯能感觉到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要从一次见面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他可能要等上几个月。这个信息可能是位财政部长在三个月前吃饭时即兴发表的一个评论。关键是他将这次的谈话内容储存在自己的记忆库里，以备他用，但是其他人却要从报纸上读到这些信息。

 

　　伦敦华宝证券公司的首席国际经济家乔治·马格努斯指出：“索罗斯了解世界上的事件和世界进程。他的欧洲背景使得他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给了他不一样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特别是德国的统一以及各种各样的欧洲概念……他具有一种世界观，没有被某国国内事务的复杂性所影响的世界观。他所做的就是构建宏大的画卷，并将其转化为机会。”这样的世界观给了索罗斯极大的自信。詹姆斯·马克斯是索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伙人，他回忆说：“索罗斯不是一个对自己的成功沾沾自喜的人，他会说，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你能听到他经常说‘显而易见’，‘很明显要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这件事的原因很简单、直接’。当其他人只能看见树木，而他却能看到整片森林。”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他的投资者没有资格加入世界领袖的圈子。即使他们有资格，也很少有人愿意和索罗斯一样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世界领袖们在一起。其他的投资者更习惯于交易室里的紧张氛围。大多数人会认为和世界领袖周旋是消遣娱乐，甚至是浪费时间。但是索罗斯却不这么想，他明白待在交易室里的必要。但是，他还看到了离开办公室的价值，不仅仅是与关键决策者见面，还可以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正如索罗斯所说的：“要成功，你还需要闲暇，需要思考的时间。”

 

　　索罗斯的朋友拜伦·威恩能感觉到索罗斯这种对生活和金融的轻松态度。他说：“索罗斯觉得，他不能依赖别人。有些人将全天的时间用在和经纪人谈话上。索罗斯认为那不是使用时间的正确方式。相反，他更倾向于和少数几个对他的确有益的人谈话，他更喜欢思考、阅读和反省。他寻找有哲学敏感度的人。他不是只对能赚大钱的人感兴趣，没有灵魂的人对他来说没有吸引力。他不觉得他一定要待在办公室才能成功。他曾经对我说了一段很有用的话，他说：‘拜伦，你的问题在于，你每天都去上班，而且你觉得，因为你每天都在上班，所以你就应该做些事情。我不是每天都上班，只有在我觉得有必要的那些天我才会去，而且在这一天，我确实做了些事情。但是你每天去上班，每天做一些事情，这样你不会意识到，什么时候才是特别的一天。’”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索罗斯是怎样度过他的一天的呢？典型的一天是从上午8∶00或8∶30开始的，索罗斯整天忙着开会。但是他的基金经理人可以随时进来，和他讨论仓位问题。索罗斯喜欢一对一的工作方式，和每个基金经理人单独谈话。他对于委员会式的会议很反感。有时，索罗斯听完一个经理人的想法后，可能就会建议让这个经理人打个电话，找一个能够支持相反观点的人。艾伦·拉斐尔从1984年至1988年与索罗斯共事，他说：“如果你喜欢什么，索罗斯就想让你和不喜欢那样东西的人谈话，他总想有一些智力上的摩擦。他总是会重新思考仓位。你总是重新思考、思考再思考。情况变了，价格变了，条件变了。作为基金的经理人，你有责任不断地重新思考你的仓位。”然后会有以下的对话。拉斐尔可能对索罗斯说：“这个仓位已经挺适中的了。”索罗斯说：“你觉得应该抛出一些了吗？”拉斐尔说：“不。”“你想再买入一些吗？”索罗斯来来回回地提问题，仔细审视这些仓位。拉斐尔说：“索罗斯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然后，他会看着图表说出他关于仓位的想法。”

 

　　一旦做决定的时机成熟，他会花不超过一刻钟的时间来研究。拉斐尔这样的经理人有一些灵活性，他不会事事都请示索罗斯。小仓位，比如说500万美元，可以不用索罗斯来决定，自己直接建仓。“但是，跟他讨论真的对你有益，因为他很聪明。”对于索罗斯来说，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生存技巧。可能很难将它当成一个实用的技巧，但是对于索罗斯而言，这确实有助于解释他所取得的成就。

 

　　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中指出，操作一个对冲基金能测试一个人的生存技巧：“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使用信贷杠杆能够产生很好的结果，但是事情不如你所料的时候，它可能使你一败涂地。”

 

　　1987年股市崩盘事件可以解释这种生存本能。事后看来，索罗斯似乎过早地平仓了。但是，对于詹姆斯·马克斯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索罗斯风格，放弃以便将来东山再起。虽然索罗斯过早退出，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索罗斯却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马克斯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接受这样的结果很困难。但是索罗斯却能做到，因为他坚信他可以东山再起。当然，他做到了。在1987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索罗斯综合了这些特质，包括智慧、勇气、淡泊和直觉，这些特质最终使他取得了今天的成功。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不能告诉他精确地瞄准位置，不能告诉他何时瞄准，但是通过反身性理论，索罗斯知道应该把枪口对准哪里，反身性理论还提供了追踪潜在机会的方法。然后，这些特质发挥作用给他更高的准确度，引导他寻找到目标。接着索罗斯会采取行动。他不是以一种冒进的方式采取行动，而是通过测试和调查，试图证明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会建立一个假说，在该假说的基础上，采取投资行动。然后，等待看这个假说是否能得到验证。如果得到验证，他会进一步建仓，他的自信程度决定了这个仓位的大小。如果这个假说无效，那么他也毫不迟疑，马上撤出投资。他总是在寻找能建立假说的情况。马克斯回忆说：“乔治过去常说‘先投资再调查’，他的意思就是说，形成一个假说，先投一点资，来测试假说，再靠市场来证明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本质上，索罗斯钟爱的这个策略可以称为在市场上“找感觉”。

 

　　索罗斯的所有理论和策略都不是准确无误的。但是，有人相信他的理论和策略都正确。他们看着索罗斯的投资记录，觉得任何能取得这样杰出成绩的人都不可能会犯错。索罗斯被这样的想法逗乐了：“人们觉得我不会犯错，其实他们被误导了。我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觉得我擅长承认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领悟出的真谛就是人都有可能犯错。”


　　2.敢于从市场波动中获利

　　我从联邦银行总裁施莱辛格的一段讲话中发现了第一个崩溃即将到来的迹象……他说他认为投资者们将ECU视为一个货币篮子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就是不太理想的货币。在他的讲话结束后，我问他是否喜欢ECU这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个概念，但不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它被称为马克，他会更喜欢它。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的目标是从“市场先生”的情绪波动中获利。他将他的投资决策建立在有关事件未来进展的一种假设上。他衡量的是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和事件的进程。索罗斯为应用自己的标准而开发了自己的个性化投资系统。

 

　　索罗斯的投资行动以提出一种假设为开端。在量子基金工作的一名学员回忆说，索罗斯检验假设或者是因为他不能确定他的假设是否有效，或者是因为他不知道他选择的时机是否恰当。一旦他投出了问路石，他会观察市场，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如果他的测试让他赚了钱，那么市场是在对他说：他是正确的，他会进一步买入。如果他赔了钱，那么市场是在对他说：他错了，他会彻底退出。他可能会在以后再次检验同样的假设，也可能会修改或彻底抛弃这个假设。

 

　　如果换成别人，他这么做就会破产。毕竟，每个人都可以对未来做出假设。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在做假设。如果索罗斯的假设不是比随意猜测高明得多的话，他也会一直赔钱而不是赚钱。但索罗斯只会检验那些值得检验的假设。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能深刻地理解市场、市场参与者以及看似不相关的不同事件间鲜为人注意到的联系。正是这种理解深度使他以惊人的行动获得了“击垮英格兰银行的人”的称号。

 

　　1987年，英国成为欧洲汇率机制的成员之一。被俗称为“蛇形浮动体系”的ERM由一组共同市场货币组成，以德国马克为支柱。在英镑与德国马克挂钩后，投资者们开始相信英镑与德国马克一样可靠。但由于英镑利率相对较高，资本开始流向英镑资产。在一种反身性自我实现作用下，对英镑的需求膨胀帮助它实现了以马克为依靠的稳定，也为它后来的贬值埋下了伏笔。随后，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宣告解体，德国重新统一，索罗斯ERM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

 

　　德国马克成了东德和西德的共同货币，这引发了德国联邦银行和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斗争，焦点是东德马克究竟应以什么样的汇率兑换成德国马克。几乎一钱不值的东德马克升值到了4东德马克兑换1德国马克的程度，但考虑到东德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首次投票，着眼于本党大选前景的科尔希望东德马克进一步升值。但对德国联邦银行来说，这样做的经济和货币效应是令人恐惧的。东德经济举步维艰，即便在4 ∶ 1的汇率下，购买它的工厂和企业是否值得都是有争议的。如果东德马克再升值，东部的所有东西都将值更多的德国马克，这将使为经济西方化而投入的巨额资金以及西德政府的福利向东扩展而带来的社会支出膨胀成为更加沉重的负担。东德马克币值越高，说服私人企业去东部投资就越难。德国联邦银行认为，东德马克升值到4 ∶ 1之上将导致政府支出的大幅提高、赤字剧增、东部的高失业率以及最危险的通货膨胀的爆发。科尔胜利了，东德马克的币值被高估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人可以1 ∶ 1的汇率将4000东德马克兑换成德国马克，超出这一额度的部分使用2 ∶ 1的汇率。但联邦银行是对的。德国经济被科尔对东德马克的高估拖累了许多年，甚至需要特别加征收入税来弥补他的“慷慨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正如索罗斯所说，这为“蛇形浮动体系”的崩溃埋下了种子：“根据我的理论，每一种汇率体系都是有缺陷的。ERM同样有一种潜在缺陷，但让它显现无疑的是德国的统一。这种缺陷在于，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个系统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ERM的基石，又肩负着维持德国货币稳定的先天使命。在接近平衡状态的时期，联邦银行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没有任何问题，但德国的重新统一使东德货币能够以高得过分的汇率兑换成德国马克，这制造了联邦银行两种角色之间的冲突——它的天生角色和它作为ERM支柱的角色。西德注入东德的大量资金在德国经济中制造了强大的通胀压力。联邦银行责无旁贷地做出了提高利率的反应，而且行动力度相当大。而这个时候，整个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处于萧条中，德国的高利率政策与英国的经济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联邦银行两种角色间的冲突爆发了，而在宪法的约束下，应优先考虑哪种角色是无须多言的。在欧洲其他地区处于萧条期的时候坚决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使联邦银行失去了充当ERM支柱的资格。这使曾经在接近平衡的状态运行的ERM进入了一种动态不平衡状态。”

 

　　为确保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接受德国的重新统一，科尔向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提议加强欧洲的一体化建设。他的建议为后来的许多变革设定了框架，包括欧元的最终诞生。

 

　　这是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联邦银行将被欧洲中央银行取代。有人可能会说欧洲中央银行是联邦银行精神上的继承者，但对一个极度强大并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的机构来说，这算不上一种安慰……这一条威胁到了联邦银行的生存。可见，冲突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德国需要一种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的货币政策；第二，联邦银行所倡导的财政政策不同于科尔总理实际采用的政策；第三，联邦银行在为它的生存而斗争。第三种冲突是最不被理解但最具决定性的冲突。对此，索罗斯认为，联邦银行大权在握，决定了德国将疲软的货币排除出“蛇形浮动体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也观察到，从1989年德国统一开始，这个体系从平衡状态转向了不平衡状态。那么，他应该在什么时候下注呢？他回忆说：“正确的时机直到1992年才到来……我从联邦银行总裁施莱辛格的一段讲话中发现了第一个崩溃即将到来的迹象……他说，他认为投资者们将ECU视为一个货币篮子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就是不太理想的货币。在他的讲话结束后，我问他是否喜欢ECU这种货币，他说他喜欢这个概念，但不喜欢这个名字。如果它被称为马克，他会更喜欢它。我领会了其中的含义。”

 

　　联邦银行总裁实际上肯定了索罗斯的核心假设。于是，索罗斯开始在市场中检验他的假设。量子基金做空意大利里拉，里拉很快就被迫退出了“蛇形浮动体系”。索罗斯的“联邦银行希望看到蛇形浮动体系土崩瓦解”的假设被证实了。最终，他开始凭借里拉交易的利润以大得多的头寸攻击一个大得多的目标：英镑。
　　索罗斯并不是唯一做空英镑的人。其他数百甚至数千的交易者也看到了同样的迹象。大多数货币交易商都知道，财政大臣在让英镑贬值的前一天通常都会宣称他不会让英镑贬值。但索罗斯对市场的深刻理解使他对英镑贬值原因的认识远远胜过了其他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信心在量子基金总资产仅为70亿美元的时候建立起100亿美元的头寸来对付英镑。有趣的是，索罗斯后来说：“我们计划抛售的英镑还不止这个数。事实上，当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在英镑贬值前说他要借款近150亿美元来保卫英镑时，我们都乐了，因为我们打算卖的正是这么多。但是事情变化得比我们预期的快。”

 

　　索罗斯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但他也看到，英镑的崩溃也对其他欧洲货币、股票和债券市场造成了连带影响。因此，他也根据他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同市场间的联系采取了其他行动。例如，他还抛售了其他一些较弱的欧洲货币，做多60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做多法国法郎，购入5亿美元的英国股票(因为他假设股票会在货币贬值时上涨)，做多德国和法国债券并做空德国和法国普通股。这些都是用借来的50亿美元做的。

 

　　英镑曾以1 ∶ 2．95的中心汇率与马克捆绑在一起。但在1992年9月16日这个“黑色星期三”，英镑崩溃了。到该月末，英镑兑马克的汇率已经变成了1 ∶ 2．5。当英格兰银行惨败而归时，索罗斯已将20亿美元的利润装进了口袋。

 

　　从始至终，索罗斯一直在检验他的假设质量，甚至对它做了完善，将英镑崩溃对其他欧洲市场的影响也纳入了考虑范围。索罗斯对事件的理解以及对事件间联系的清醒认识使他对自己的假设充满了信心。作为一个一向能买多少就买多少的投资者，对英镑即将崩溃有十足把握的索罗斯放宽了他的1美元债务对1美元净资产的标准杠杆法则，将这个比率提到了2 ∶ 1之高。

 

　　他也判断了如果英镑没有被挤出“蛇形浮动体系”的话将会发生些什么：结论是不会发生太多事情。英镑升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计算出，即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被迫平仓的损失也不会超过4％。索罗斯从来就不会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索罗斯的那些在众人眼中最具投机性的赌博在他本人看来却像“瓮中捉鳖”一样，是没有多少风险的赌博。索罗斯赞同梅·韦斯特的一句话：“好东西太多是件绝妙的事情。”


　　3.选择符合自己标准的投资

　　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基金公司是最先需要考虑的步骤。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有独一无二的投资哲学，他的投资标准和投资方法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方法是指，他在发现了一个符合他的标准的投资对象后的一系列行动的规则。
　　索罗斯从不隐瞒他作为投资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他投资货币只是为了赚钱。在交易中，有些人获利，有些人损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他并不是在损害谁。同时，他对在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任何人都不存在负罪感。

 

　　索罗斯认为，在实际的金融操作中，具体到基金投资里，要学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借鉴，有所观察，这也是索罗斯所强调的。索罗斯认为在挑选基金时，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基金公司是最先需要考虑的步骤，这也是他早期投资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以长期的眼光来看，基金的诚信与经理人素质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基金的短期绩效。索罗斯认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基金公司要符合诚信和投研能力等因素。

 

　　第一，查考基金公司的诚信度。

 

　　公司的诚信是首先要考虑的。以客户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是挑选基金公司最基本的条件，同时要挑选严格遵守基金合同且内控制度健全的基金公司。

 

　　第二，考察基金公司的投研能力。

 

　　投资者首先要看基金经理人和研究人员的素质，特别是投研团队关键人员的个人能力、投资思路、操作风格和历史业绩等尤为重要。团队的稳定性也很重要，变动不断的人员很难传承具有高质量的企业文化，同时对于基金操作的稳定性也有负面影响；其次还要注意投资流程和投资团队的合作。另外，基金产品业绩表现能持久稳定要靠投资流程来保障，切实贯彻和执行公司的投研制度和流程比设计本身更重要。

 

　　在索罗斯看来，挑选基金，不仅要看绩效、风险以及费率，由于每只基金的投资定位不同，投资者要了解自己的情况，并对自己的理财目标、资金规划、风险承受度等作出判断，从而结合基金的投资定位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基金。

 

　　当投资者面对很多基金的时候，他们通常感到困惑，不知道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基金或进行基金产品的组合配置。索罗斯建议投资者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困惑，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独立的专业机构的基金评价体系，来帮助自己筛选合适的基金。

 

　　同时，索罗斯还说股市的魅力在于创新，如果投资者希望适应这个时刻都在变化的股市，就要学会观察并研究新思路、新特点、新理论，积极挖掘未知区域。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不能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结论，模仿已有的方法，而要在原有的结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特色，因为只有求变创新才能适应这个市场。投资者也不能只停留在道氏理论、波浪理论，还是江恩理论等诸多的分析方式的辉煌之中。投资者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创新，需要运用软件工具增加自己的知识。

 

　　无论哪种分析方式和操作手法，都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重要的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性格、能力，还有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心理素质等，挑选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基金。

 

　　最后，索罗斯警告投资者，市场热点是不断变化的，基金业绩也会呈现出波动性，每只基金都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业绩领先。索罗斯在比较两只基金业绩时，总是尽可能拿长期的业绩来比较，因而他总能避免被基金某一阶段的突出表现所误导。

 

　　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基金由于操作时间、净值等不同，会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即使是同类型的基金，由于成立时间、正式进场操作时间不同、净值高低的不同等，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别。索罗斯也从来不把“便宜”与否作为选择基金的标准，索罗斯认为投资收益率来自基金的管理能力，单位净值高低和投资收益率没有多大关系。


　　4.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人们觉得我不会犯错，其实他们被误导了。我和其他人一样也会犯很多错误。但是我觉得我擅长承认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的另一个成功秘诀就是，在错误中学习。索罗斯不会羞于承认错误。他把坦然面对错误当成他们的政策。索罗斯说：“对其他人来说，犯错是一种耻辱；对我来说，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一种骄傲。一旦我们认识到理解上的不足是人类的先天特征，犯错就没有耻辱可言了，耻辱的只是不能纠正错误。”索罗斯通过清理不理想的投资，纠正错误之后，他会分析他的错误。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错误。首先，他不想重复错误，所以他必须知道哪里错了，为什么会错。其次，他知道少犯错误会让他的系统得到加强，让他有更好的表现。最后，他知道现实是最好的老师，而错误是这个老师最好的课程。而他很想学习这门课程。

 

　　索罗斯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1987年对市场的预测上。

 

　　1985年至1986年，索罗斯为自己和外国投资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25亿美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保持稳定增长，从1982年8月的776．92点攀升到了1987年8月的2722．42点。根据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市场会继续攀升，投资者的热情和癫狂会使股市继续高涨。索罗斯心里明白，如果他的反身性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盛衰序列中萧条的一面迟早会占主导，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可能不会立刻到来。

 

　　与此同时，索罗斯出现在了9月28日的《财富》杂志封面上，那篇报道引用了索罗斯的话，他声称，股市并不看好，特别是日本的股市。索罗斯说：“股票一直在上涨，已经偏离了价值的根本尺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股价会下跌。市场被高估并不意味着不能持续下去。如果你想知道美国的股票还能被高估到什么程度，那就看看日本的股票吧。”

 

　　为了适应日本的结算特点，东京股市进行了相关调整，1987年10月日本股票的净收益率为48．5％，而相比之下，英国只有17．3％，美国是19．7％。索罗斯认为，这样的数字对于东京市场来说是个坏的预兆。他知道，东京的地价飞涨，有太多的钱正在追逐太少的资产。索罗斯相信，高净收益率与低股息将难以维持下去。索罗斯还知道，许多日本公司，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它们大量投资于其他的日本公司，有些甚至不惜借债为股市活动筹措资金。随着东京股市的暴涨，大量的股市操作使得这些公司的价值也上升了。但是股市大崩盘的威胁始终笼罩在人们心中。

 

　　根据反身性理论，索罗斯清晰地感觉到，现在投资者的热情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这极有可能引发日本股市暴跌。因为日本股市占全球股市的36％，如果日本股市暴跌，将会波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索罗斯对日本股市的前景越来越悲观：“东京股市已经无法回头，人们对股市价值的认知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有序的收缩似乎是不可能的，股市大崩盘即将来临。”索罗斯认为，日本股市一旦崩盘，不会对美国的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尽管索罗斯看到华尔街存在一些引起日本股市极端估价的运作，但他并没有过度担心美国股市。那一年的秋天，索罗斯将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从东京转移到了华尔街。他看起来很乐观：“美国股市只是近来有点失去控制，但是它仍然能够以一种温和的、有序的方式纠正这些过分的行为。”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索罗斯的看法。罗伯特·普莱切特却一反常态，警告客户们要撤出市场。普莱切特的评论让索罗斯和其他的投资者都大吃一惊。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市崩盘，创纪录地暴跌了508．32点。索罗斯预期日本股市会跌得更厉害。但是，日本股市直到星期二都很稳定，这次华尔街股市的崩盘标志着连续了5年的牛市结束了。1987年10月22日，星期四，市场反弹了300点，但是接着又下跌。在海外股票交易市场上，美国的股票交易量继续下降，索罗斯决定抛出几个大的多头仓位。但比较讽刺的是，当索罗斯抛出大量股票之后，标准普尔期货市场迅速恢复，收于244．50点，索罗斯一天之内损失了2亿美元。事实证明，索罗斯成为华尔街崩盘中亏损最多的一个。

 

　　索罗斯承认，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我之前预测股市会出现突变，但回头想想，很明显突变开始于债券市场，特别是日本的债券市场，在今年（1987年）年初，债券收益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就可以翻上几番。”结果，1987年春天，美国的债券市场进入了失控状态。索罗斯没有看到华尔街的下降趋势，他仍然期望看到一个健康的美国股市。电视经济评论员亚当·史密斯很疑惑，既然索罗斯已经看到崩盘即将来临，他怎么还会被套住呢？索罗斯很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消除了评论员的疑虑：“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预期崩盘会发生在日本，我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给自己留下了足够多的时间，来迎接日本股市的下跌。但事实上，是华尔街股市崩盘了，而不是日本，所以，是我错了。”

 

　　1987年股市大崩盘之后，报纸上的文章普遍认为，索罗斯的损失大约在6．5亿至8亿美元之间。比如，1987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这样报道，1969年，量子基金每股的净资产价值是41．25美元，大崩盘前一天上升到了9793．36美元。文章中提到：“今年可能是量子基金有史以来亏损的第二年……从市场在8月份下跌以来，量子基金已经损失了30％的价值，从26亿美元缩水到18亿美元。仅上一周，索罗斯抛售了价值几亿美元的股票。”

 

　　这次大崩盘消耗了索罗斯1987年一年的所有利润。大崩盘一周之后，量子基金的净资产价值缩水了26．2％，每股下降到了10432．75美元。比起美国股市17％的跌幅，量子基金的跌幅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唯一的一次，索罗斯没有将基金的损失保持在20％以内。也有报道称，自10月8日以来，量子基金损失了31．9％，索罗斯个人损失了1亿美元。

 

　　索罗斯对这次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而正是因为他能够在逆境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才使得他在日后的国际金融界的表现日益突出，并很快名扬天下——1992年成功狙击英镑，击垮了英国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索罗斯在这场狙击大战中获利超过10亿美元，而他的基金也因此在本年度增长超过67．5％。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更是一举刮去东南亚国家数百亿美元的财富，使得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索罗斯也让所有的亚洲人都记住了这个可怕的人。

　　5.留出让自己思考的时间

　　为了成功，你需要休闲。你需要供你自由支配的时间。 ——乔治·索罗斯

　　对索罗斯来说，没有行动的时期并不令人沮丧。事实上，他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成功，你需要休闲。你需要供你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什么？为了获得思考时间。他说：“我坚持在采取行动之前将问题解释清楚，但是，为我觉察到的一种市场趋势寻找理论基础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就算索罗斯已经有了一种坚定的投资假设，他可能也必须等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等来扣动扳机的正确时机。例如，当英国于1987年加入“蛇形浮动体系”时，索罗斯已经知道这个体系早晚会瓦解。直到3年后德国重新统一，他才提出了一种特定的投资假设，也就是英镑将被逐出“蛇形浮动体系”。又等了两年，他才瞅准机会一击而中。总体算来，索罗斯在实践他的投资理念之前一共等了5年。因此，他的20亿美元利润相当于每等一年入账4亿美元。对投资大师来说，等待是有价值的。巴菲特也完全乐于等待这样长的时间：“我想要的只是一年一个好主意，如果你催我，我会满足于两年一个好主意。”

 

　　所以索罗斯认为，在投资市场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越想取得成功，越要给自己留有充足的空闲时间，投资者需要在投资前对市场形势进行认真的分析和预测，阅读相关公司的年报、新闻等相关资料，有时还要做艰苦的调研工作。

 

　　纵观索罗斯每次投资取得的重大成功，都不是盲目行动的结果，而是花大量的时间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索罗斯之所以要在决定每次重大投资之前，需要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原因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市场常常存在假象，这些假象往往对投资者造成误导或诱惑，只有有充分的时间对其进行分析才可能识别这种假象，不被市场所左右。有人认为，以经济分析家在对市场做出分析后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做指导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在索罗斯看来相信这些分析家的说法是非常可笑的。这也是索罗斯要花费大量时间自己分析市场的第二个原因。

 

　　市场是不容易把握的。按照索罗斯的理论理解，金融市场的运行并不是规律的，而是动荡不定，混乱无序的。金融市场会受到市场参与者的观点、偏见及心理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以至于出现的形势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所以，如果一个不具备影响股市变化能力的投资者盲目地跟着市场走，看到别人做什么，自己也跟在后面做什么，是不能把握住市场的先机赢得较大利润的，甚至还有可能遭遇风险被套牢。

 

　　当这些投资者在市场中盲目地全力追逐某一股票、某一产业集团、某一商品时，索罗斯却在花大量的时间把握股市游戏规则、把握这种不稳定的市场状态，一如既往地沉浸在市场形势的分析中，从中预测到将会出现的投资机遇。这是索罗斯的生财之道、挣钱良方。

 

　　正是由于索罗斯愿意拿出较多的时间对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所以他往往比其他投资者看得更深、更透，别人只见树木，而他能看见森林。

 

　　在索罗斯花大量时间做的所有工作中，在其他的投资者看来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以及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交往和接触，他积极活跃在云集世界各国高层人士的俱乐部里，从那里他获得了许多投资者不可能知道的对投资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同时，索罗斯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些场所，让他体会最多的是办公室之外的活动价值，他认为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工作，不仅要通过与那里的人们周旋得知一些重大决策的制定，还要花时间去思考，从中分析出市场的发展趋势、运动轨迹和节奏，并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从而抓住其中潜藏的商机。这是索罗斯舍得在这方面花时间的原因所在。也许有的投资者会认为华尔街股市分析家的分析会给投资者节省大量的时间，因此没有必要花时间亲自去做市场分析，只要按照这些大师的建议去做就可以了。而索罗斯从来不认为这些所谓的分析家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听信这些专家的意见不仅会浪费时间，还会使自己误入歧途，倒不如自己亲自花时间分析市场。这是索罗斯与众多投资者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厌恶与这些不会独立分析的人在一起的原因所在。


　　6.解读“市场先生”的大脑

　　只有在市场价格影响了被认为反映在市场价格上的所谓基本面的时候，盛衰过程才会出现。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认为，信念的作用是改变现实，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把这称作一种反身性过程。

 

　　在投资者眼中，《金融炼金书》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有人评价说：它是“革命性的”，将一些看起来无比复杂和难以抗拒的事件阐释得一清二楚。通过这本书，索罗斯还结识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在读过这本书后拜访了索罗斯，并最终接替索罗斯担任了量子基金的经理。然而，其他人却认为，这本书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值一读的，也没几个人领会了索罗斯想要传达的反身性理论。事实上，就像索罗斯在该书平装版的前言中所写：“根据公众的反应来判断……我在证明反身性过程的重要意义上并不成功。被接纳的似乎只是我的第一个观点——流行偏颇影响市场价格。而第二个观点——流行偏颇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影响所谓的基本面，而且市价的变化会导致市价的变化，似乎被忽视了。”

 

　　市价的变化导致市价的变化？这听起来很荒唐。但实际并不荒唐。只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当股价上涨，投资者们感到自己更富裕了，于是会花更多的钱。结果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都上升了。华尔街分析家们会指出这些“改善的基本面”，鼓励投资者们买入。这会让股价进一步上涨，让投资者感到自己更富，于是他们的支出又会增加。这个过程会持续进行下去。这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性过程”就是一个反馈环。“股价的变化带来企业基本面的变化，继而带动股价的进一步变化。如此循环往复。”反身性过程是一个反馈环：认识改变现实，而现实又改变认识。泰铢在1997年的崩溃就属于这种情况。

 

　　1997年7月，泰国中央银行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它估计泰铢会贬值20％左右，但到12月，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26∶1上升到了50∶1，贬值幅度超过了50％。泰国央行曾计算出泰铢的“真实价值”是32铢兑1美元。也许这非常符合货币估值的理论模型。但泰国央行没有想到的是，泰铢的自由浮动引发了一种让它狂贬不止的自我支持性反身进程。

 

　　泰国是“亚洲虎”之一，是一个正快速发展的国家，人们认为它正走在日本那样的崛起之路上。盯住美元的泰铢曾被视为稳定的货币。因此，国际银行家们欣然借给泰国企业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而泰国也乐于接受这些贷款，因为美元的利率相对较低。当泰铢崩溃，泰国企业的债务规模骤然膨胀——如果以泰铢衡量的话。基本面变化了。目睹这一切，投资者们狂抛泰国股票。在他们撤出的同时，外国人也将泰铢兑换成美元带回了家中。泰铢进一步贬值。看起来永远也无力还债的泰国企业越来越多。泰国人和外国人都在不停地抛售。泰国企业开始削减成本，大量解雇工人。失业率急剧上升，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减少，而那些仍有钱可花的人也出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心而持币观望。泰国经济迅速衰退，许多泰国大企业，甚至是那些没有太多美元债务的企业，也开始显得越来越岌岌可危。随着泰铢的贬值，泰国经济陷入了低迷，于是泰铢继续贬值。市场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市场价格的变化。

 

　　对索罗斯来说，反身性是理解盛衰过程的关键。事实上，他曾写道：“只有在市场价格影响了被认为反映在市场价格上的所谓基本面的时候，盛衰过程才会出现。”他的方法是寻找“市场先生”的认识与基本现实大相径庭的情形。如果索罗斯发现了正控制着市场的反身进程，他就会确信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价格将变得比大多数人使用标准分析框架所预测的价格高得多。

 

　　索罗斯早就用他的市场哲学辨明了市场趋势，在其他人跟风之前就布置好了自己的阵地。

 

　　1969年，一种新金融工具——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引起了索罗斯的注意。他写了一篇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分析报告，预测说一个“四阶段”盛衰过程将把这些新证券捧上天——直到它们最终崩溃。

 

　　第一个阶段：由于银行利息非常高，REITs提供了传统抵押融资方式之外的又一种诱人的选择。索罗斯预计，当它们流行起来后，进入市场的REITs将急剧增多。

 

　　第二个阶段：索罗斯估计，新REITs的问世和现有REITs的膨胀将向抵押市场注入大量新资金，创造住宅业的繁荣。这反过来会提高REITs的利润率，让它们的信托单位的价格急剧上涨。

 

　　第三个阶段：用他在报告中说的话说，“这种自我支持性的程序将延续下去，直到抵押信托占据建筑信贷市场的相当大的比例。”随着住宅业繁荣的降温，房地产价格将下降，REITs将持有越来越多的不可兑现的抵押物——“而银行将开始恐慌，要求偿还它们的信用贷款。”

 

　　第四个阶段：随着REITs收益的下降，该行业将发生强烈震荡。

 

　　由于“震荡是很久以后的事”，索罗斯认为，人们还有充足的时间从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中获利。他预测，唯一的真正风险是“那个自我支持性的过程根本不会开始”。

 

　　这个周期如索罗斯所预料的那样开始了，他也在兴盛阶段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一年多之后，在REITs已经开始衰退的时候，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的索罗斯想起了他最初的报告，于是决定或多或少不加区分地将他的REITs资产全部卖空。他的基金又从市场中攫取了数百万美元。

 

　　索罗斯已经利用反身性在行市兴衰的过程中赚了钱。在某些人看来，索罗斯的方法似乎有点跟风的意思。但跟风者(特别是坚信图表的人)通常会等待趋势被证明之后才投资。当跟风者入市的时候(比如在REITs周期的第二阶段)，索罗斯已经在那里了。有时候他会增加他的头寸，因为市场的跟风行为进一步提高了他所预测的市场趋势的确定性。

 

　　投资者怎么知道趋势什么时候结束呢？一般的跟风类型的投资者永远也不知道。有些投资者会随着利润的增长而变得紧张，往往在牛市正常调整的时候匆匆撤出。还有一些投资者则会等到趋势得到证实之后才入市——而这个时候，价格肯定已经过了高峰，市场已经由牛转熊了。

 

　　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为分析事件的进展提供了一个框架。所以，他可以更好地利用趋势，比其他大多数投资者赚更多的钱。而且，就像在REITs一例中一样，他在盛与衰的过程中都能获利。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是他对“市场先生”无常情绪波动的解释。在索罗斯的手上，它变成了分析市场情绪何时波动的一种方法，让索罗斯拥有了一种“解读‘市场先生’的大脑”的能力。


　　7.果断决策是制胜的法宝

　　如果股票会上涨，那就追加。你不用在意这个仓位已经占了你资产组合的多少，如果你的决定是正确的，那就建仓。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是一个能够果断决策的投资大师，在机会面前他总是行动果断，毫不含糊。他既有认识机会的敏锐性，又有捕捉机会的果断性。一旦有符合他投资标准的机会出现，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压下大注。

 

　　索罗斯对英国美洲虎公司的投资，就是一个显示他果断作风的典型例子。1984年，英国的几个大型公共公司——不列颠电讯、不列颠煤气和美洲虎公司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采用行政干预手段降低几大公司的股票价格，以期帮助几大公司渡过困境。这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正好持有一些美洲虎公司的股票，于是他让公司的业务经理拉裴尔研究一下美洲虎公司当时的状况。拉裴尔经过认真调查和研究后，认为美洲虎公司的人力架构非常合理，业绩很好，而且正在发展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全是一个理想的投资目标。于是拉裴尔把研究成果交给了索罗斯，并附上结论：“该公司业绩良好，量子基金所持有的该公司股票不会出现问题。”索罗斯看完报告后马上打电话给负责英国业务的经纪人，指示他立即买入25万股美洲虎公司的股票。正在旁边等待索罗斯答复的拉裴尔吓了一跳，他马上对索罗斯说：“我的报告并不是要求买入，我想表达的意思仅仅是现在公司所持有的美洲虎公司的股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索罗斯看了看拉裴尔，笑着说：“既然他们业绩良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而且前景还很不错，这意味着什么呢？肯定是股票一路上涨啊！”

 

　　看见拉裴尔还是一副欲言又止、不太理解的样子，索罗斯又进一步解释说：“既然你认为美洲虎公司的总裁和员工工作都十分出色，并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这就保证了他们的利润来源。公司有了利润，股票的价格就会增长，股东就能获利，企业的利润不断上升，股票价格就会不断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必然会有国际机构投资者对它产生兴趣，一旦机构投资者参与进来，股票的价格就会大幅上涨。既然它有这么大的升值潜力，就算是把我们全部的财产押上去，又有什么不对呢？”

 

　　显然，这些道理拉裴尔都明白，但他还是无法理解这么大的投资索罗斯为什么就能如此轻易地做出决定。结果表明，索罗斯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从美洲虎公司身上赚到了2500万美元！

 

　　从索罗斯和拉裴尔对美洲虎公司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一个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并不是过于大胆鲁莽，而是过于小心翼翼。这种小心源自于他们对自己不够自信，虽然他们可以准确地把握市场趋势，但缺乏自信却使他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趋势，不敢即刻付诸行动，以致错过了就在身边的机会。索罗斯与其他投资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自己总是充满信心，这使他敢于决策并立即付诸行动，使他敢于突破瓶颈，投入大量的资金以使自己的投资获得最丰厚的回报。

 

　　索罗斯不但在符合他的标准的投资机会出现时能够立即付诸实施，在不利情况出现时，他也能迅速决策，即刻行动。1974年，尼克松正受到水门事件的威胁，世界各国金融界都对此非常关注。如前所述，索罗斯只用了一秒钟，就向他的经纪人下达了将日本股票全部清仓的指令。如此迅速地做出决定，当然不是说索罗斯不喜欢思考，胡乱地下决定，恰恰相反，索罗斯是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他以自己的哲学思维为自己设定了投资的标准，这正是他能够迅速决断的原因。通过经纪人提供的信息，索罗斯知道日本的市场状况已经不符合他的投资标准，所以他甚至不用思考就可以做出决定，也正是这样的迅速决断帮助他避免了许多风险。

 

　　迅速决策是索罗斯成功的原因之一。果断的决策力不但帮助索罗斯在出现投资机会时获得巨额利润，还帮助他在遇到挫折时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当他的投资系统告诉他没有值得一做的事情时，不会有制度命令强迫他们去行动。同典型的基金经理不一样的是，如果持资观望是更明智的做法，他不会去购买比如那些在行情不景气时损失低于市场整体损失水平的股票。

 

　　投资标准不完善的投资者认为，他必须时时刻刻待在市场中。等待不是他会做的，因为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他不知道他要等待什么。如果他没有不断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下令“买这个，卖那个”，他就感觉不到他在投资。相比之下，索罗斯就像一个金矿勘探者。他完全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他大体知道他应该到哪里去找，他有全套的工具，而且他会一直寻找到发现金矿为止。在他发现一个金矿并开采完毕之后，他会收起工具，重新开始寻找。

 

　　从这个意义上说，索罗斯永远也不会等待。在两次行动之间的时期，他每天都在寻找新的机会。这是一个持续的、永不停止的过程。除探索之外，索罗斯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资金保存在某个地方，某个安全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在他的投资系统告诉他行动时机到来时即刻行动。

编辑: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