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理智投资的风格

时间:2010-02-26 15:18　　　来源：中国台湾网

　　索罗斯说：“人们往往被我的常胜误导。我可以毫不介意地说，我和其他人犯同样多的错误，但我觉得我的过人之处在于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我获得的最重要的洞察力就是认识到人类的认知具有必然的不正确性。”正是这种客观的认识和自我分析让索罗斯始终理智，无论是赢利还是亏损，索罗斯都可以理智地面对现实，冷静地思考问题，妥善地处理结果。

 

　　1.投机者应该在沉默中投机

　　我们要做的就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 ——乔治·索罗斯

　　早期的职业生涯中，索罗斯认为名声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名声意味着立刻被人认出来，意味着不断地被媒体的电话打扰，意味着享受私人生活的结束。索罗斯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不会为了虚名到处宣扬自己的投资秘密，相反索罗斯把投资观点视为私人财产。作为一个天生注重隐私、天生理性冷静的投资者，索罗斯希望他的基金尽可能的低调。1981年6月，《机构投资者》这样评价它的封面人物乔治·索罗斯：“一个神秘人物，一个独行侠，从不透露他的行动，甚至与他的合作伙伴保持着距离。”量子基金行政管理的加里·格拉德斯坦说：“乔治从不对我坦言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索罗斯严禁他的职员们对媒体发言。结果他们被人称为秘密索罗斯基金。量子基金前管理者詹姆斯·马奎斯说：“我最后一次上新闻，就是在我开始为乔治·索罗斯工作的那一天。”

 

　　索罗斯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量子基金在做些什么，他说：“你在对付市场，你应该是匿名的。”不但如此，索罗斯还为掩盖他的行动痕迹下了很大的工夫。外界这样评价他：“索罗斯的嘴闭得实在太严，外人很难知道他的组织在买入、持有和卖出些什么股票。”

 

　　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上十亿美元的头寸而又不为人所知呢？一位量子基金的经纪人的话给了我们一点提示。他介绍说：“总经理的桌子上有一部特殊的电话，如果这部电话响了，他知道这一定是索罗斯打来的。除了老板，没人能和索罗斯直接对话。当执行命令下达到我这里，我要做的是1000或10000手的大交易，不是普普通通的几百手。为了不留任何痕迹，我必须将它们一点一点地散入市场。”

 

　　索罗斯如此谨慎的原因是：如果其他人觉察到了他的行动，他们会疯狂涌入市场，导致价格偏离他的意愿。由于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其他投资者只能尝试着寻找他留在市场中的“足迹”。比如，1995年10月，“索罗斯正在做空法国法郎的传言促使该货币相对德国马克急剧贬值”。如果一个像巴菲特这样的股市投资者将他的意图公之于众，最糟糕的后果是其他投资者会蜂拥而至，推高价格。如果透露行动计划的是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经常持有巨额空头头寸的交易者，那么更加可怕的市场剧跌就可能发生。

 

　　1978年，索罗斯做空了经营赌场的娱乐国际公司的股票。另一个交易商罗伯特·威尔逊也是这么做的，而他已经在环球度假的过程中把他的头寸告诉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赌博股当时很热。当威尔逊在挪威的峡湾漫步，在香港的商场购物时，老家的股民已经将娱乐国际的股票从15美元捧到了120美元。知道威尔逊有空头头寸的经纪人告诉他们的客户，当这只股票升到足够高的程度，威尔逊肯定要平掉他的全部头寸，因为他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他们说，这一点对这只股票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最终，威尔逊的经纪人们追上了他，告诉他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补充资金，要么立即撤出。“平掉一些娱乐国际。”他下令说。现在他处在了一种不得不压榨自己的境地。诚然，娱乐国际的股票很可能无论如何都会上涨。但威尔逊把自己的头寸告诉其他人相当于邀请市场压榨他。市场当然不会跟他客气。

 

　　索罗斯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因此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也有空头头寸。当他看清了形势后，悄无声息地平掉空头转而做多，利用威尔逊的蠢行获得了利润。威尔逊的困境已经证明索罗斯所说的“投机者应该在沉默中投机”是正确的。

 

　　巴菲特乐于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谈论商业和投资，但索罗斯在社交场合更愿意完全回避这些问题。他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曾经说，他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索罗斯靠什么谋生。

 

　　在一次晚宴中，一个客人开口向索罗斯寻求投资建议，顿时气氛变了。索罗斯的态度变得非常冷淡，他问这个客人：“你有多少钱？”客人感到很难堪，于是把皮球踢了回去：“你有多少钱？”在其他客人的注视下，索罗斯回应说：“哦，这是我的事，但我可从没问过你我应该用这些钱做些什么。”那个人再也没有回话。索罗斯是独立思考的，他不需要找人判断他的投资观点的质量。这也正是他从不将自己的投资观点告诉别人的原因。


　　2.理性地对待自己的财富

　　唯一能伤害到我的事情就是，我的成功促使我回到儿时对于自己全能的幻想。但是，只要我身在金融市场，这似乎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提醒我，我是有局限的。——乔治·索罗斯

 

　　驱使索罗斯前进的动力是什么？金钱？很少有他的朋友或合伙人会这么想。他的挚友拜伦·威恩曾说：“如果再赚上10亿美元，也不会让索罗斯感到多么快乐。他赚第一个10亿美元时，就没有感到很快乐。”当然，赚钱肯定能带给他一些乐趣，但不会很多。索罗斯是个很理性的人，他思考的不仅仅是金钱和财富。不管有多少钱流进他的银行账户，他都永远不可能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有钱有闲的人。

 

　　说到人们所推崇的身份象征，奢华的酒店套房、游艇和私人飞机早已取代了美轮美奂的住房和景色迷人的花园。但是，新富一族与之前的富人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流动性。索罗斯追求悠闲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他觉得在私人飞机上比在游艇里更舒适，而酒店套房比大房子更有用，满世界忙碌比坐在泳池边更有收获。然而，索罗斯和许多当代的富人还有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他对智慧生活的追求。除了卡尔·波普的作品以外，还有两本对索罗斯影响最大的、晦涩难懂的书，一本是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另一本是葛雷格里·贝特森的《朝向心智生态学》。索罗斯将自己看做是一个投机者，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碰巧成了投机者的失败哲学家。对此，索罗斯说：“我很愿意被看做是一个务实的哲学家，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受挫的哲学家，我也很高兴。”

 

　　在1992年秋天，索罗斯成为英国牛津大学赞助委员会委员时，他要求人们把他列为“一个金融和哲学探索者”。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已经成了亿万富翁。而且不管他在金融界之外做了什么，人们常常称他为“匈牙利企业家”、“理财大师”、“亿万富翁投机家”，甚至有一次他被称为“全球金融界的坏小子”。索罗斯想摆脱这些称号，他在基金会向新闻界推出的报道上，将自己描述为“国际慈善家”。他等于在说：“如果我不能被称为一个哲学家，至少不要说我是金融家。”

 

　　索罗斯更多地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尊重他的思想、他的见解以及他通过慈善活动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他称自己为慈善家，但自己却不名一文，那么没人会认真对待他的话。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华尔街的成功至少给他提供了被人聆听的机会，而被聆听则是被尊重的开始。他将自己看做是具有欧洲传统的知识分子。华尔街是赚钱的好地方，但是除此之外，索罗斯对华尔街以及以办公室为家的人毫无兴趣。他坦言：“我没有花很多时间与股市里的人泡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很乏味。”他感觉和知识分子在一起远比与商人在一起更自在。索罗斯可能向往放手所有的投资活动，做个全职的哲学家，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在华尔街太成功了，因为赚钱确实给他提供了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端坐在象牙塔里的哲学家很少能获得的。

 

　　不论索罗斯对自己在华尔街上的成就多么满意，他决不喜欢在日常投资决策中的种种痛苦：“我真的是在冒险，这是个非常痛苦的经历。一方面，当决策失误时，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精神打击。另一方面，我不想以赚钱来判断自己的成功，我必须否认自己的成功，这样才能维持成功的原则。”他在另外一个场合中提到，在投资时感到痛苦源于金钱的损失。他想要指出的是，如果想赚钱，你就必须要承担风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的“认同危机”，就是因为他感觉仅仅是赚了很多钱的人生是不圆满的。

 

　　正如经常思考的人一样，索罗斯常常会担忧钱财的积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担忧人们关注他仅仅因为他赚了很多钱。索罗斯说：“我必须同时接受成功所带来的权利和它所产生的影响……我面临的最大风险就存在于承认金钱使我变得更强大、更有影响力的过程中。”“认同危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解脱。

 

　　索罗斯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有四处住所，分别在曼哈顿、长岛的南安普敦、纽约的贝德福德和伦敦。但是，他比其他有钱人谦逊得多。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喜欢享受很多的美食。他的伦敦合伙人埃德加·阿斯泰尔常常在办公室外面看见索罗斯。索罗斯的品位不是用来炫耀的：“他喜欢戏剧和音乐。他不喜欢收藏。他有几件匈牙利艺术品。他喜欢服装，他总是穿着得体。”

 

　　每次出国去他的慈善基金会的时候，索罗斯总是不用私人司机和保镖。有时参观大学校园的时候，他待在学生区。他自己叫出租车，或者从城镇的这头走到那头，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对于索罗斯如何拒绝过亿万富翁的生活，他的很多朋友都有一些趣谈。蒂伯·瓦莫斯是一名匈牙利知识分子，隶属于索罗斯在布达佩斯的慈善基金会，他回想起有一次和索罗斯坐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大楼里的情景。索罗斯问他：“我怎么去那所大学？”瓦莫斯告诉他：“你可以坐出租车。”“为什么不坐有轨电车呢？”索罗斯很认真地问。瓦莫斯解释说，索罗斯这么做不是为了省钱，他只是很务实。如果，此刻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最快的方式是坐电车，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索罗斯在南安普顿的房子是一座石灰粉刷的，西班牙瓦片装饰的别墅，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1990年，索罗斯举办了一个宴会，庆祝自己的60大寿。草地上放置着一个白色的大帐篷，晚饭跳舞时用。根据一个客人的说法，被邀请的500个客人都是很重要的商业巨头和匈牙利的富翁。

 

　　虽然索罗斯希望给人的感觉是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但是有时可能会误导别人。从南安普顿到曼哈顿和他的四处住所都可乘坐水上飞机，但是索罗斯没有游艇，没有劳斯莱斯。20世纪90年代，索罗斯出差或旅行的时候，他通常是乘商务飞机，而不是坐私人飞机。索罗斯有一次想买一架飞机，这样从纽约到欧洲之间往返会很方便。他咨询拜伦·威恩的意见。威恩告诉他：“这不是个好主意。如果你有一架飞机，你会发现，只有当飞行员想用它的时候，你才会用飞机。”威恩向索罗斯建议，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包机。索罗斯听取了他的建议。对于一些人来说，索罗斯特别腼腆，但是他喜欢人们伴他左右。据威恩的观察：“索罗斯喜欢住在舒适的地方，他不喜欢带你四处参观他的房子，跟你说，看这个钟，或者是那幅雕像或名画。索罗斯欣赏的是物质的东西。他喜欢过舒适的生活，他喜欢把人们带到家里，提供美味佳肴，尽可能地让他们过得很舒服。”

 

　　他经常举办聚会。他要邀请一些朋友回家共进晚餐。家人会问有多少人。索罗斯回答：“哦，可能有50人或75人。”然后，家人就为70个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伙伴准备晚餐。每年新年前夕，索罗斯都会在纽约的公寓举办晚会。夏天在南安普顿，每个周六的晚上，索罗斯都会用来消遣娱乐，对于索罗斯来说，这样的晚会就如商业会议、社交活动一样重要。威恩参加过这些晚会，在他看来，索罗斯在人群中表现得很好，他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能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因为爱好社交，自然而然索罗斯不喜欢久坐不动的生活。他喜欢处于活动当中，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让头脑积极地转动，与要人交往。简而言之，他渴望冒险，并且在人生中积极大胆地寻找冒险。无怪乎他觉得商业人士和交易室很乏味。

 

　　和知识分子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不是美国人的时候，索罗斯常常会感到特别舒服。

 

　　索罗斯总保持着狂热的前进步伐，因为他坚信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是对生活有着特殊目的的人。请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一个小时候认为自己像神的人。

 

　　成年后，索罗斯明白这样的想法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例如，人们会因此说他是完完全全的“自大狂”。1987年，索罗斯写道：“唯一能伤害到我的事情就是，我的成功促使我回到儿时对于自己全能的幻想，但是只要我身在金融市场，这似乎就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提醒我，我是有局限的。”

 

　　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提醒索罗斯，他似乎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虽然他不可能一贯正确，但是那的确是他擅长的领域。在他投资最为成功的一年，记者丹·多尔夫曼问他：“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打算怎么做？”索罗斯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的经历中，这确实出现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于索罗斯而言，甚至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都出现了。

 

　　如果索罗斯能够让不能再发生的事情出现，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他用同样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知识力量呢？有什么能阻止他为人类的知识做出伟大的贡献呢？索罗斯的人生中有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他遇到了绊脚石。因此，不得不放弃成为一名学者和哲学家的计划，但是挣的钱越多，他越确信，或许有可能重返知识的王国。

 

　　有了这些想法，索罗斯开始构建理论，关于知识、历史和金融市场的理论。他宣布他的“发现”，即关于参与者的偏见在探索人类知识中的作用，是理解所有包含参与者的思考的历史过程的关键，“正如基因突变是理解生物进化的关键”。

 

　　索罗斯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众不同，因此，对于那些他觉得不太有天赋的人，他很难忍受。毕竟，他认为他能透过现象看见本质，而其他人做不到。

 

　　比如，在谈到自己理解金融市场的能力时，索罗斯说：“我认为我真的了解正在发生的过程——革命性的过程，而且比其他人了解得都好、都透彻，因为我有一个理论，一个知识的框架，可以在框架内处理这个过程，这是我的特长，我在金融市场中处理类似的过程。”

 

　　对于那些试图探测金融市场的人，索罗斯说：“我很看不起那些职业投资者的‘聪明’，他们的地位越显赫，我越不会觉得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吉姆·马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索罗斯共事，对这一点他有深刻的体会：“索罗斯总是有这样的感觉，他能够比别人理解得更好。这是一个斗争，不是因为他要将思想从匈牙利语转换到英语，而是他试图要将你拉入他的思维。”但是，索罗斯很清楚，他不能让你很快地跟上他的思维。他有一种感觉，当他理解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好像他在和上帝说话。这就是为什么他非常确信要发生的事情，当这个事情不能如愿发生的时候，他会是最吃惊的人。但是如果事情发生了，他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3.做错了就要立即止损

　　投资本身没有风险，失控的投资才有风险。 ——乔治·索罗斯

　　当索罗斯确定决策正确时，他愿意大胆行事，充分利用机会的赐予来获取利润；而一旦发现决策失误，索罗斯也能及时止损，保全自身。对于在投资市场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止损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纪律。止损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亏损限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可以有效地保存资金实力，以备来日再战。

 

　　由于金融领域与生俱来的风险性，许多投资者在投资之前就做好了可能赔钱的心理准备，而且大多数投资者都在自己的心里设定了一个止损点，在这方面，投资大师与普通投资者没有区别——索罗斯也是如此。索罗斯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在面对亏损时的区别是，许多投资者在制定了止损点之后，在面对市场不利的情况时，没有严格执行自己的止损计划，而索罗斯在面临这种情况时，却每次都能严格执行，不让自己找任何理由去推翻止损决定。这也正是索罗斯为什么能在风起云涌的世界金融市场上始终站稳脚跟的原因。

 

　　所谓的设定止损点，就是在投资之前预定出一个价位作为自己的离场价位，即如果投资以后，市场没有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前进，反而转向不利方面发展，那么在市场到达原先预定的价位时，就要平仓离场，结束当次投资。换句话说，也就相当于在此时认输，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及时收手，寻找下一个投资的机会。例如，以5元1股的价钱买入一只看涨的股票，结果在买入后股票转而下跌，如果在买入时设定的止损点是4．5元的话，在股票跌到4．5元之前，可以继续持有以待价格上扬，而一旦股价掉至4．5元，就必须立即将股票卖掉离场，把损失固定在自己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内，以免继续增加损失。

 

　　止损点设立在什么地方合适，要根据每个投资者的具体情况而定，最重要的就是按照投资者自身的承受能力而定，承受能力强的可以将止损点设定得稍低一些，承受能力差的则要设定得高一些。但无论如何，必须设定止损点，而且一定要严格执行。索罗斯从来都是坚决地执行自己的止损计划，无论是在多大的投资中，无论要面临多大的损失，一旦到达止损点，索罗斯都会毫不犹豫地结束离场。

 

　　以亚洲金融风暴时，索罗斯与中国香港特区政府的博弈为例。1998年，索罗斯向香港金融市场发起猛攻，大量卖空港元和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但特区政府准备充分，再加上中央政府的支持，令索罗斯的这次狙击困难重重，无论他多么疯狂地出货，香港特区政府都照接不误。到8月28日这一天，在与香港特区政府的搏击中，索罗斯已经损失了1．5亿美元。这是索罗斯在开始进攻之前就为自己设立的止损额度，此时，索罗斯毫不犹豫地立即退出了市场。很多人曾说，也许继续下去，索罗斯就可以挽回所有损失并获得丰厚利润，但在风云莫测的金融市场中，谁又能保证继续下去，他不会扩大损失，甚至破产呢？索罗斯明白这一点，他不会为自己找理由来推翻自己事前经过精心研究而设定的止损点，他会无条件地服从止损信号，以避免损失扩大。

 

　　投资亏损随时都可能发生，许多人都在投资之前做足了研究和分析，小心翼翼地投入资金，但这并不能完全防止亏损，蚀本的事情仍会时时发生。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往往就手足无措，或者明知在赔，却舍不得离场，最终损失严重，遭到沉重打击。索罗斯从来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虽然他在投资领域获得了无数次成功，闻名金融界，但每次投资时他仍然小心地设定止损点，并用他那敏锐的神经随时观察着市场的变化，一旦损失明确，他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出货。这种在亏本后迅速决断止损的方式，让索罗斯躲过多次可能陷入破产境地的厄运。


　　4.风险来自无知

　　风险来自无知！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不理会他不了解的投资对象，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而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是因为他划定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索罗斯是通过思考以下问题划定他的能力范围的：

 

　　第一，我对什么感兴趣？

 

　　第二，现在我了解什么？

 

　　第三，我愿意去了解什么，学习什么？

 

　　索罗斯认为，投资者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他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投资领地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而唯有如此，投资者才能轻松地对不符合自己投资标准的“机会”说“不”，停止赔钱，开始赚钱。

 

　　那么，索罗斯熟悉的领域是什么呢？索罗斯在华尔街最早做的是国际套头交易，几十年以来，他也一直是在这个领域中打拼。如果他像巴菲特那样去做长期的企业投资，也不见得会做得很糟，但他没有，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熟悉的领域，那里边的风险他无法了解。索罗斯是套头交易投资领域的先驱，他很少触及其他行业，即便是投资，也仅仅是作为一种多样化的手段，浅尝辄止。他所有的身家和名声都来自于国际套头交易市场。

 

　　索罗斯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国际套头交易还非常萧条，幸好那时候纽约各银行正对欧洲金融界的情况开始产生兴趣，而这方面的人才又很少，于是，索罗斯立即成了抢手人物。那个时候地方观念很严重，欧洲人只同欧洲人打交道，美洲人只同美洲人接触。但索罗斯没有那些狭隘的地方主义观念，他从欧洲来，不仅对欧洲了解，而且善于在欧美两相比较中发现机会。这使得他在欧洲证券方面大有作为。

 

　　在当时通信不发达的情况下，信息传递很受限制。就在这种缺少起码的信息网络的情况下，富有创新意识的索罗斯成了唯一一个熟悉欧洲情况的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至少比美国人熟悉。再加上他有一般金融界的职员所没有的哲学头脑，善于利用推测和分析来弥补实际材料的不足。正是这两个长处，使他成为了华尔街欧洲证券投资者们倚赖的支柱。索罗斯自己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大金融机构，竟然对于他这个刚刚从欧洲来的年轻人言听计从，而且他写出的那些以猜测和推理为主，以实际材料为辅的研究报告，被准备到欧洲去投资的人当成了重要参考资料。在这个时期，索罗斯成了华尔街欧洲经济情况的专家，成了投资热潮中的重要人物。这样，在这个别人都不熟悉而他熟悉的领域里，他事业中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

 

　　从1959年至1961年之间，索罗斯领导着美国金融机构在欧洲市场投资，而且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他甚至在1960年，带领着几家大的金融机构对欧洲股市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洗劫。这更令他名声大噪，成为了华尔街投资欧洲市场的引导者。

 

　　同样是在美国的欧洲证券领域，索罗斯后来受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使他陷入了事业的低谷。那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当时他还不熟悉的条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通过对德国银行和保险业敏锐而仔细的研究，索罗斯发现了不容易被一般人发现的秘密，在此基础上，索罗斯写出了有关德国保险业的报告，指出“艾克纳·穆恩克纳保险集团”的股票价值被严重低估。索罗斯拿着自己的研究报告去找摩根斯坦利银行的高层面谈。摩根斯坦利的总裁看完报告后，都等不及索罗斯做更多的备忘录，就让他立刻着手买入股票。他们尝过甜头，相信这一次索罗斯仍能慧眼识真珠。索罗斯的分析没有错，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索罗斯不可能想到美国的海外投资业会遭到新上任的肯尼迪政府的沉重打击，他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力量有多么巨大。后来索罗斯在总结经验时说：“肯尼迪的措施终结了我在欧洲投资热中的这一段辉煌史，这也给了我一个教训，那就是——政府的行政措施常常把股市推向了测不准的境地。”

 

　　在此后，索罗斯继续加大对他熟悉的领域——国际套头交易的研究，不断总结各种经验，以期在这个领域中获得更大的发展。他还自己做模型实验，并在自己的实验中发现了金融投资的收益差别。于是，他自发地触摸到了客观存在的发财机会。凯文曾这样评价他：“我总是希望我聘用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色，而索罗斯显然是非常突出的。他来自欧洲，天生具有国际眼光。他了解国外尤其是欧洲的情形，精通包括法语和德语在内的欧洲数国语言，索罗斯在这种业务领域里堪称轻车熟路。”

 

　　对所从事领域的熟悉和不断努力研究，使索罗斯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套头交易专家。他后来成立双鹰基金及量子基金，也一直坚持在国际套头交易领域的投资，在30多年的风雨兼程中，他披荆斩棘、劈波斩浪，上演了一幕幕传奇式的投资经典剧目，创造了一次次令人惊叹的获利奇迹，历练出了一条条圣典式的投资理念，成为了这一领域里毫无争议的霸主之一。

 

　　可见，成功离不开专业化是不变的法则，投资世界也不例外。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都有自己的领地，正像索罗斯一样，他规划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只要他不超出这个范围，他就拥有了一种让他的表现超出市场总体表现的竞争优势。


　　5.尽量减少操作的次数

　　工作量和成功恰好成反比。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在他5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从未进行过频繁的操作，因为他深深地了解操作频繁对投资获利的害处。索罗斯认为频繁的操作会给投资带来很多麻烦，甚至会导致整个投资的失败。他看到很多投资者本来抓住了不错的投资机会，却因为频繁地进出市场而没能获得本应到手的利润。在这些投资者还懵然不知时，索罗斯却已经看到了频繁操作的几大害处。

 

　　其中最为明显的害处就是，频繁的操作会提高投资成本。获利是每一个投资者的最终目的，在这一点上，索罗斯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为了利润的最大化，投资成本当然要尽量地压低，这是所有投资者的共识。但知道和做到根本是两回事。许多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以前都会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何降低投资成本，可一进市场，就完全被上下波动的价格走势所左右，把成本预算忘得一干二净，不停地围绕着上上下下的价格进行频繁地买卖操作。他们就在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中把本应归入自己口袋的利润，交给了政府和券商。当投资结束，比较自己进入时和退出时的价差，认为自己获利颇丰时，却发现本应很高的账面利润，大部分已经变成了交易税和佣金，到手的实际利润大打折扣，少得可怜。

 

　　索罗斯当然不会像那些“傻瓜”一样让政府和券商随意地压榨自己。所以，每次投资他都会尽量减少操作次数以避免支付过高的交易费用。索罗斯从不轻易进入市场，即便是他已经找好了投资对象，他也会等待最好的投资价位，在他认为最合适的价格上大量买进或卖空，然后他就会制止自己的双手，只用眼睛去关注投资对象，直到他认为的最佳退出时机到来之前，他决不会被市场正常的波动所“欺骗”。在索罗斯的投资生涯中，大多数时候他只进行三次操作，一次少量买进试探市场，一次大量买进等待获利，一次卖出获利了结，从而把交易成本压到最低，使利润达到最大化。

 

　　除了提高投资成本，频繁的买卖操作还会给投资者带来另一个颇大的危害，那就是投资机会的错过。金融市场变幻莫测，抓住一次真正的投资机会并不容易。所以，失去投资机会相对于投资成本的提高来讲，更令投资者心痛和懊恼。索罗斯深知频繁的操作很可能将投资的步伐打乱，从而无法清晰地分辨投资时机，丧失获利机会。例如，有许多投资者经过长时间的分析研究才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机会，却往往由于在投入资金以后患得患失，致使最终无法从中获利。这正是习惯于频繁操作的投资者容易犯下的错误。他们常常是在投资对象小幅升值以后，就开始害怕市场回调，损失账面利润，于是将其股票卖出，觉得这样就可以先小赚一笔利润，同时还可以等价格降低以后再重新购回。可市场往往与他们的“美好”愿望背道而驰，价格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回落，而是在他们卖出以后连续走高，快速上升。此时如果追高买入，就提高了成本，不但没能赚钱，反而亏蚀不少；如果死等价格回调，更可能就此失去这次投资获利的机会。

 

　　同时，频繁地进出操作还会牵扯投资者过多的精力，使他们无法抽出时间观察市场中的其他机会。索罗斯也深谙这一道理，所以他总喜欢将资金一次性大量投入到看好的投资对象，然后就是静待最佳退出时机的到来。在等待的时间里他不会耗费精神去多做无益的买、卖，而是将大部分精力抽出来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
　　如果仅仅是提高交易成本和错失投资机会的话，频繁操作可能就不会被包括索罗斯在内的许多投资专家列为禁忌。投资经验丰富、技巧高超的索罗斯之所以尽量避免频繁操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很可能导致重大失误，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凡是操作频繁的投资者都喜欢蝇头小利，一旦失陷于小利润的得失之中，投资者就会失去理智，这就造成了他们在进行多投时不停地去追涨杀跌。这样的投资方式，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带来一些小利，但却最容易造成投资者在市场突然转折时的犹豫不决，一旦原有的趋势改变，突然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就会给他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索罗斯一直尽量避免过多的操作，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来观察和思考，从而使自己的眼光穿透小的得失，看到大利益。

 

　　同时，频繁操作还会给投资者带来另一个索罗斯非常讨厌的坏习惯，那就是耐不住寂寞。在索罗斯看来，凡是耐不住寂寞的投资者，尤其是投机者，都不会抓住好的投资机会。他们不是为获利而投资，而只是为投资而投资。这样的投资者又怎么可能成为像索罗斯一样的投资专家呢？

 

　　索罗斯喜欢说这样一句话：“工作量和成功恰好成反比。”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等待时机时要有耐心，另一层就是在投资时要减少操作次数。在金融市场上，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常赚钱者不常操作，常操作者不常赚钱。所以，投资者要想成为一个像索罗斯一样的富翁，就尽量减少操作的次数吧！


　　6.将风险资产组成多样化

　　我自认为我善于认识到风险，然后避免它，我把它看成是游戏的一部分。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工作了半个世纪，他当然知道这条适用于所有投资者的至理名言，而且他也一直奉行此原则。只是他的几次大行动给金融界的震动和印象太深刻了，以致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个只喜欢玩“走钢丝”的冒险者。索罗斯确实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物，但这仅仅局限于他看到大的获利机会到来的时候，而且就是在这时候，他也一直保持小心谨慎。正是因为他把冒险和谨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才使他能够在积极进取中博得较高的利润，同时又可以从容地控制成本和损失。

 

　　索罗斯的谨慎表现在很多地方，其中一条就是分散投资。索罗斯是个不介意押大注的人，但这是在他碰到了他认为绝好机会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让他的投资人员，各自选择不同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并且不许他们做出孤注一掷的高风险举动。即使索罗斯本人，也经常把目光放在不同的项目上，搜寻更多可以赚钱的机会，然后把资金投放在这些不同的市场和项目中来获取利润。比如，他会把投资的目光放在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上进行投资，这样不同地域金融市场的风险差别就把他的投资风险分化了。

 

　　索罗斯掌控的量子基金并不仅仅投资于一种金融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量子基金会把其净值资本投资于股票市场，而将他们通过融资获得的资金投资于股票指数期货、债券、外汇等金融产品上。其原因在于股票的流动性相对于其他金融产品而言较小，因此将部分净值资本投资于股票上，可以在万一发生追缴保证金的情况下，避免灾难式的崩盘。这也是索罗斯规避风险的一种很重要的分散投资方式。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本身属于对冲基金类型，这种基金最大的特点就是“两面下注”，即在多方、空方两面都进行投资，利用两方的对冲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对冲操作基本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基金管理者在购入一种股票后，也同时买入这种股票的一定价位和时效的看跌期权。当股票价位跌破期权限定的价格时，卖方期权的持有者可将手中持有的股票以期权限定的价格卖出，从而弥补股票下跌造成的损失。第二种是基金经理人首先选定某类行情看涨的行业，买进该行业中看好的几只优质股，同时以一定比率卖出该行业中几只较差的劣质股。这样组合的结果是，如果该行业真如预期的那样表现良好，买进的优质股涨幅必然超过其他同行业股票，买入优质股的收益将大于卖空劣质股产生的损失；如果预期错误，该行业业绩下滑，其股票不涨反跌，则较差公司的股票其跌幅也必然大于优质股，所以卖空劣质股所获利润也必然高于买入优质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早期的对冲基金被称为是一种基于避险保值的保守投资策略的基金管理形式。

 

　　虽然量子基金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对冲基金的原则，但索罗斯的成功依然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冲基金。有人说索罗斯的成功之道在于他选择了正确的场合，这个场合就是对冲基金。因为对冲基金的赢利是众多投资工具中最高的。索罗斯被称为对冲基金领域里的一流专家，也是使用当今流行的被称作金融衍生产品的对冲基金投资工具的一流专家，这些衍生产品包括期权、期货和掉期。他利用对冲基金在多头和空头两面下注，在投资组合中把风险资产的组成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了他的投资风险。同时他又通过对冲基金操纵全球的利率走势来获取巨大利润。他购买外国债券，通常还是在期货市场上购买。他能准确地在面对利率变动时各国货币将如何反应上下注，并在市场出现盛势时大捞一把。索罗斯就是这样利用对冲基金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同时又可以随时把它们集中起来为他的国际套头交易服务的大投资家。

 

　　当然，所谓的分散投资也绝对不能没有原则地过于分散。以索罗斯来讲，他就从未将资金投资于实业，因为他只了解资本运作，他也从未像巴菲特那样永远持有，因为他所熟悉的领域是寻找漏洞，从中渔利，所以，他所有的投资组合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组成的。他做多头的同时，又做空头；做现货的同时，也做期权。索罗斯利用这些组合的互相对冲，再通过他的娴熟技巧来达到分散风险和博取利润的双重目的。

 

　　索罗斯具有冒险博利的精神，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谨慎的角色，他喜欢集中力量赢取丰厚利润，但他同时也注意分散风险。要想全面学习索罗斯的投资技巧，就不能只看到他利用巨额资金操作市场的大气，还要看到他谨慎从事、分散风险的小心。

编辑: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