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市场的运作绝无理性和逻辑可言,各种因素都是不确定的。金融市场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中运转的,任何聪明的投资者都难免失误。任何有充分理由的判断,都不能保证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成不变的投资手法都难逃失败,完全依靠逻辑推理也无法获得成功。
1.金融市场不存在规律
我的投资特点就是没有特别的投资风格。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在长年的投资过程中也曾试图总结一些股市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想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但最后他总结出的唯一经验就是,在金融投资中,没有一点规律可循。风云翻转、变化莫测就是金融市场的特点。每一次投资,所处的环境都与从前有所不同;每一次下注,都会遇到不同以往的变化。索罗斯认为,他所从事的金融投资事业一点稳定性和把握性也没有,而且各种因素都不确定。因此,他不再想要掌握一条常胜不败的原则,转而将自己投入到混乱变化的局势中去,从每一次的投资环境中去寻找不同的投资策略,运用不同的投资手段,把握机会,博取胜利。
索罗斯曾说:“生命起源于混沌之初,所以我专门研究混沌之初的局势。而这也是我表现最出色的时候。”他总是通过巧妙地利用市场在变幻中产生的时机,并抢在其他金融家以及绝大多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做出反应。也就是说,索罗斯一直是在交互变动的各种变数中,操作自己的基金,使它运转,而且不断地把新的利润带进来。
索罗斯为什么能在瞬息万变的金融领域中经常投资成功,成为世界上成功的投资家之一?那只能归结于他善于洞察局势的能力。其实索罗斯的投资风格极具特色,并与大多数投资者的风格大相径庭。索罗斯追求的投资风格就是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准确判断。这样的风格表现在每一次投资中就是不停地变化,随势而动,于是他的投资手段也千变万化,没有一定的规则,从而使人无从判断他的投资风格究竟属于哪一派了。
投资手段千变万化的索罗斯确实常常与别人的判断相去甚远,因为他从不用一成不变的投资理论去指导自己的投资,而是依照不同的形势运用不同的投资手段。他的投资手段常常没有一定的规则,但当他把它们用于投资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能赚钱。比如,当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预言纽约城市公司快要破产,投资者都在疯狂抛售这家公司的有价证券时,索罗斯却根据自己的调查得出不同的结论,于是他在极低的价位上大量买入纽约城市公司的有价证券。当时没人理解索罗斯的疯狂举动,但等到这家公司终于从最困难的状态挣扎过来以后,它的证券价格急剧上升,索罗斯很从容地又把手中的证券抛出。一进一出,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时,投资者们才醒悟过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索罗斯独立思考、深入分析问题的能力。
索罗斯认为,在金融投资市场上一直存在“测不准”的情况。也就是说金融市场总是处于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市场的运作绝无理性和逻辑可言,各种因素都是不确定的,如果把显而易见的情形预先纳入考察范围,然后在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下赌注,便有可能赚钱。他认为金融市场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中运转的,任何聪明的投资者都难免失误;任何有充分理由的判断,都不能保证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成不变的投资手法都难逃失败,完全依靠逻辑推理也无法获得成功。所以,索罗斯在判断市场,决定他的投资手段时,总是把直觉与逻辑结合在一起。在人的思维活动中,那些说不出来源的思想火花差不多都是直觉的产物,索罗斯就经常利用他的直觉捕捉投资机会,然后根据具体的形势制定投资方案,而这些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还会随着情况的变化随时变化。
索罗斯声称,他常常把直觉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当然,他的直觉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如果仅仅依靠直觉进行决策,往往容易出现决策的盲目性。索罗斯的直觉是深深植根于他的逻辑思维当中的。索罗斯长期热心于哲学研究,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索罗斯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一般的金融投资者所不能比的。他曾这样评价自己,在抽象的理论思维中,他把自己容易犯的错误意识,转化成了深层的哲学观念,以便在思想上提高预防犯错误的能力。可以说,索罗斯的决策过程是逻辑思维和直觉的混合体。这就使他可以在瞬息万变的金融领域里快速地捕捉到机会,并在投资过程中顺应变化,运用不同的投资手段来争取赢利。
索罗斯深信金融市场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没有理性和逻辑,所以他在半个世纪的投资生涯中从没有制定过任何一套固定的投资策略或方法。他的投资原则,就是不拘泥于任何一套手段,拒绝固定思维的束缚,运用灵活的投资技巧、变化多端的投资手段来顺应千变万化的市场,以达到获利的最终目的。
2.最好的公司与最坏的公司
那些最差公司往往是受某一方面的拖累而无法摆脱困境,而在目前的表现中存在着突破可能的公司。这些公司一旦突破成功,其业绩就会大幅增长,股价也会大幅度蹿升。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投资过程中最常使用的投资策略就是二维投资方法。所谓的二维投资方法就是在决定投资于一个行业时,选择这个行业内的两家公司,这两个公司一个是行业内业绩、管理等各方面都最优秀的公司,另一家则是目前这个行业内业绩最差的公司。
大多数投资者都能理解投资最优秀公司的原因,因为这是一种共识。但为什么要投资一家最差的公司呢,这令许多投资者无法理解。索罗斯给出的解释是:选择被公认为同行业中最好的公司,是因为它的股票会被投资者作为首选,所以该公司的股票交易率会非常高,股票价格也会不断上涨,买这种公司的股票,大多在短期内就能获得可观的利润;而之所以要选择一家业绩最差的公司作为投资对象,是因为这些公司的股票价值最容易被低估,投资者往往将这样的公司直接忽略掉。也正因如此,这些业绩很差的公司一旦转变形象,业绩回升的时候,就必然会造成股价的大幅上涨,这样一来,在它处在困难阶段买进股票的投资者必然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
从表面上看,索罗斯的这种二维投资方法是一种套头交易。但索罗斯并不这样认为,他相信这两种公司都会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其实,他在选择业绩最差的公司时,并不是随便找一个业绩非常糟糕的公司。他所寻找的那些最差公司往往是受某一方面的拖累而无法摆脱困境,而在目前的表现中存在着突破可能的公司。这些公司一旦突破成功,其业绩就会大幅增长,股价也会大幅度蹿升。
在索罗斯的许多投资案例中都可以发现二维投资方法的应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行业崛起之前,索罗斯看中这个行业将要有大的发展,于是斥巨资投入计算机业。在选择公司时,索罗斯就运用二维投资方法,选取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数据总成公司作为投资对象。
在当时,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是计算机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均居同行业第一位,是名副其实的计算机业领跑者。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当然是索罗斯的投资首选,虽然当时它的股价已经相当高。索罗斯投资的另一家公司——数据总成公司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差距不止“万里”,这是一家在表面上看起来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小公司,其业绩在同行业中即便不是最差的,也是倒数前几名,所以当时数据总成公司的股票根本无人问津。但索罗斯选中了它作为投资对象,因为他发现这家业绩差、股价低的“最差”公司在人才和开发能力上并不低于任何大公司,只是这家公司还太年轻、市场经验不足,致使产品销售不佳,其管理和运营能力还有上升的空间。索罗斯相信只要这几方面的不足得到弥补,数据总成公司的业绩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必将令众人刮目相看。而且,索罗斯相信计算机行业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那时候,数据总成公司的各项不足很可能被投资者忽略掉,从而使它的股价上涨。而一旦数据总成公司的股价上涨,索罗斯从中获得的利润将会大大超过投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获得的利润。结果证明,索罗斯的“赌注”押对了,投资者疯狂投资计算机行业的时代很快到来,索罗斯从以上两家公司的投资中赚取了大笔利润。
与投资计算机业同样,索罗斯在制药行业的投资也运用了二维投资方法,并大获成功。在看到制药行业可能大有作为的时候,索罗斯就着手考察值得投资的企业,而且很快就确定下来一家公司。这是一家当时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的药品研制和药品行销的跨国集团公司——默克公司。默克公司是被投资者公认的投资最有价值且最安全的药品公司,所以索罗斯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调查就做了决定。
但索罗斯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了另一个投资目标——辛太克斯公司。这是一家以生产避孕药为主业的规模和实力远远不及默克公司的小公司,而且这家公司实在是业绩欠佳。当时,由于入不敷出,经营单一,辛太克斯公司被投资者们看成是即将关门大吉的“死”公司。但索罗斯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家公司即将成功开发一种新型的关节炎治疗药物。索罗斯相信这种药物推出以后肯定会大受欢迎,所以他在辛太克斯公司还未走出困境的时候投入大笔资金买入其股票,这也相当于帮了辛太克斯公司一把,让他们有资金加大开发力度。1976年,关节炎药物上市以后果然大受欢迎,辛太克斯公司的业绩因此一路飙升,很快就引起了投资者们的疯狂追捧,其股价大幅度上涨。在这一次的二维投资中,索罗斯又从两家企业当中大获其利,并且从辛太克斯身上赚取的利润要比从默克公司的投资中获得的利润多很多。
索罗斯在大获成功的二维投资方法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总结,后来又制定了更为完善的三维投资方法,即在投资最优公司和最差公司的原则下,多加入一层对宏观经济的考察。索罗斯在谈及他的三维投资方法时曾自豪地说:“运用三维方法,我们就能在各种层面上施展才能,而且可以从容不迫地考虑投资取向,这可以使我们在千变万化的机会面前,比较准确地做出抉择。”
3.盲点套利,一本万利
只要领先于其他投资者发现市场的盲点,就一定能从中获取其他投资者无法得到的超额利润。 ——乔治·索罗斯
寻找投资者的盲点进行投资一直是索罗斯坚持的投资原则之一。作为一个成功的投机家,索罗斯深知未被发掘的价值的重要性。发现市场盲点,意味着获得惊人的利润,这种利润往往要比追捧热点所获得的利润高出许多倍。当然,要想发掘被其他投资者忽略的未来热点,在不成熟的市场中寻找出潜在价值并非易事,这需要投资者比其他人掌握更多的信息,并从大量的信息中找出有价值的一部分,进行深入地研究分析。即便是找到前景看好的潜在市场,还必须能确定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潜在市场必须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把其他的投资者吸引进来。因为,如果没有其他的投资者被吸引,即使潜在市场的价值显现出来,他也无法成功地获利。当然,大多数市场盲点的潜在价值显现时,因为其具有较高的获利机会,通常都能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对象,所以索罗斯常常因此而大获成功。
作为一名投资专家,索罗斯一直致力于发掘市场的盲点,从不成熟的市场中寻找那些即将“成熟”的投资对象。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粮食市场还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市场,几乎没有人会关心粮食生产企业的股票,但索罗斯却一直坚持跟踪粮食市场的变化。他终于等到了机会的来临。受全球变暖的影响,1972年气候变化异常。索罗斯据此预测将发生世界性的粮食减产,只有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可以凭借高科技保住粮食生产量。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必将大大提高美国的粮食出口量。为了刺激粮食出口,美国政府很可能会给予农业相应的优惠政策。这样,美国的农业生产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兴旺景象,其利润也必定大幅增长。经过分析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之后,索罗斯马上着手挑选了一批业绩良好的粮食加工生产企业、化肥生产企业、农业设备生产企业,并大量购进它们的股票。
当时的索罗斯还没有成为一名著名的投资专家,许多人听说了索罗斯的投资行为以后,都感到莫名其妙,新鲜之余还笑他神经不正常。但索罗斯的神经是正常的,市场给出了回答。仅仅过了几个月,美国的粮食出口量暴增,农业及相关行业的利润都成倍增长,一时间,农业生产企业的股票成为抢购对象,在抢购风潮达到高点时,索罗斯将手中的股票抛出,狠狠地赚了一笔。
在追踪农业这个盲点市场的同时,索罗斯也一直关注着电子产品这个当时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的市场。在中东战争中,使用美国武器的以色列军队败给了使用苏联武器的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索罗斯在查看战争资料时发现,造成以色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武器系统缺乏有效的电子对抗手段,以至于以色列军队无法与苏联提供给阿拉伯军队的火箭系统抗衡。了解了这一点之后,索罗斯立即着手调查高科技元件对现代战争造成的影响。深入的调查使索罗斯掌握了一些其他金融市场投资者根本无法明白,甚至军事领域的专家们都还没有重视到的资料,即现代战争的武器系统将越来越依赖于灵敏的电子元器件、激光定向装置和人工智能系统。据此,索罗斯分析得出结论,在不久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武器竞争将不再是重装备、重活力、大产量的对抗,而会转向高科技手段的竞赛。因此,美国五角大楼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转换策略,将发展高科技武器装备作为新国防的重点。
得出结论以后,索罗斯马上兴奋地开始着手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1975年初,索罗斯大量购买实力雄厚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电子元件生产企业的股票。而在索罗斯已经做出投资的时候,绝大多数华尔街的投资专家们还弄不清楚这些所谓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究竟能在什么地方派上用场,当然也就看不出电子元件生产企业能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前途了。虽然,索罗斯曾因为做出令他们费解的事情而获利颇丰,但他们还是无法信任这个“神经有点不大对头”的移民,觉得他这次不可能像购买粮食企业股票那么走运。没有人愿意追随索罗斯的脚步,当然,索罗斯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情况。
事实再一次证明:索罗斯是一个神经正常的聪明人。一段时间后,五角大楼的军事天才们终于认识到了高科技电子产品对武器装备的重要作用,开始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电子设备及产品。电子工业一转颓势,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红火的市场令电子企业利润暴增,也令金融市场随之转向,华尔街的投资者开始抢购这些他们仍未弄明白的企业的股票,电子设备和电子元件生产企业的股价猛然间飙升。索罗斯当然又在其中实现了获利的目的。
4.果断出手,狂赚暴利
坚挺的美元和较高的实际利率注定要超过预算赤字的刺激作用,注定要削弱美国的经济。 ——乔治·索罗斯
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元的价值经历了起起落落。这使得原先依赖于稳定的美元的世界经济疲惫不堪。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几年,里根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美元坚挺,希望这样使得进口便宜,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商来弥补贸易赤字,从而降低高通货膨胀率。
最终,里根政府转向了减免税收,加强国防建设,这激发了美元和股市的繁荣。外国的资金开始流入美国,提升了美元和资本市场。更多的经济扩张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所有的这一切都抬高了美元的价值,索罗斯再一次将其称为“里根的帝国循环”。因为内部的不稳定性,帝国循环最终会走向毁灭,索罗斯认为:“坚挺的美元和较高的实际利率注定要超过预算赤字的刺激作用,注定要削弱美国的经济。”而正如索罗斯所料,到了1985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高估的美元价值进一步阻碍了美国的出口,而廉价的日本进口产品和服务威胁着美国的国内企业。所有这一切,索罗斯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察觉到一个典型的盛衰更替即将拉开帷幕。
与此同时,其他的分析师都在极力地吹捧周期性股票。根据自己的逆向原则,索罗斯倾向收购股票和金融服务。例如,当ABC电视台被大都会公司收购的时候,量子基金拥有ABC公司的60万股。1985年3月的一个下午,大都会公司宣布,以每股118美元的报价收购ABC,量子基金在这个赌注上赚了1800万美元。
不久,索罗斯给负责处理这桩交易的艾伦·拉斐尔打电话说:“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多年后,拉斐尔模仿匈牙利口音来复述当时索罗斯说的话,他非常清楚,索罗斯并不是真的在询问他,而是在试探他。好像索罗斯在说:“我非常高兴,但是不要得意忘形了。”拉斐尔说:“很明显,我们要追加大都会公司的股票。”从索罗斯的沉默中,拉斐尔知道,他在这次测验中得了个A。
索罗斯相信,里根的美元政策将最终导致经济萧条。20世纪80年代早期,短期利率已经上升到19%,黄金价格上升到900美元一盎司。通货膨胀率飙升,达到20%的水平。一美元可以兑换240日元或者3.25马克。
现在,索罗斯很清楚,石油输出国组织很快会解体,油价会下跌。这会给美国政府贬值美元带来更多的压力。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将会导致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率下降,而通货膨胀率下降,利率也会跟着下降。伴随着这些变化,美元的价值会急剧地下降。有人进一步解释索罗斯的战略:“很明显应该卖空原油,在美国短期利率和日本长期利率上做多头,因为日本依赖原油的进口。”除此之外,做空美元兑日元、美元兑马克。在规模和交易量上,初级产品、固定收入和货币市场都比股票市场要大得多,投资者或投机者在短时间内就能建起庞大的仓位。而且,因为这些证券的保证金很少,所以可以利用大量的信贷杠杆。尽管当时基金只有4亿美元的资产,但是使用信贷杠杆的能力很大。索罗斯在这些市场上的投资很大,甚至你一辈子只能做一次这样的大投资。
1985年8月,索罗斯开始坚持写投资日志,记载制定投资决策背后的思考,索罗斯将其称为“实时实验”,他试图解答帝国循环能持续多久。他将日志看成是对自己预测金融市场的能力测试,也是检验自己理论的好机会。索罗斯在1985年8月至1986年11月之间的看法和投资策略都被详细记录了下来。
1985年9月,迎来了索罗斯的第一次大测试。1985年9月6日,索罗斯认为德国马克和日元会上涨。但是当时,这两种货币一直在下降。索罗斯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帝国循环理论。他在马克和日元上都是多头持仓,总价值达到7亿美元,比量子基金的总资产价值还要多。尽管索罗斯已经亏了一些钱,但他仍然有信心,事实会证明他是正确的,于是他加仓到8亿美元,比基金的价值多出2亿美元。到了1985年9月22日,索罗斯的设想开始变成了现实。新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决定让美元贬值,因为美国人开始要求保护国内的企业。贝克与法国、德国、日本和英国,即俗称的“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酒店会晤,索罗斯听说了这次部长的会面,很快就意识到财政部长要做什么,他连夜买入数百万日元。财长们的确做出决定,让美元贬值,达成了《广场协议》。根据协议,要“通过更加紧密的合作”来“有序地对非美元货币进行估价”。这意味着中央银行现在有义务贬值美元。
协议签订后的第一天,美元对日元下跌4.3%,从1美元兑239日元下跌到222.5日元,创下有史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索罗斯很高兴,因为一夜之间他净赚了4000万美元!拉斐尔那天早上看见索罗斯就说:“干得太棒了!我太佩服你了。”索罗斯继续买入日元。在1985年9月28日的日志中,索罗斯将这一击称为“一生的暴利……上周的利润不但弥补了过去4年在货币交易上的所有损失,并且还有赢利”。这次投资一时被传为佳话。
斯坦利·德鲁肯米勒1988年开始为索罗斯工作,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1985年秋天,其他的交易者纷纷效仿索罗斯买入日元,那天早晨日元开盘就达到800点的高位,他们赚钱了,如此迅速地赚这么多钱,让他们激动不已。”然而,索罗斯却在关注着更大的问题。据称,索罗斯冲出房间,告诉其他交易员不要再抛售日元了,他会买入他们的仓位,政府刚刚告知他,美元明年还要贬值,那么,为什么他不再贪婪一些,买入更多的日元呢。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中央银行继续压低美元。到了10月末,美元已经下跌了13%,1美元兑205日元。到了1986年9月,又下降到1美元兑153日元。外币兑美元平均升值24%至28%。
索罗斯这一盘总共下了15亿美元的赌注。通过信贷杠杆,索罗斯将大部分钱押在马克和日元上。结果看来,这一步的确很高明。随着时间的过去,估计索罗斯大约净赚了1.5亿美元!索罗斯已经欲罢不能,他在不断地赚钱。到了11月的第一周,基金已经增长到了8.5亿美元,索罗斯持有日元和马克的价值是15亿美元,几乎是基金资产价值的两倍。索罗斯在各种类型的市场上总共持有40亿美元的多头和空头。
索罗斯展现出惊人的自信,他坚信自己是对的。1985年12月8日,他在日志中写道:“我非常确信事情将如何发展。”在8月份,索罗斯一直担心经济崩溃即将来临,而在12月,索罗斯更为确信。政府正努力使美元贬值,并且也成功地做到了。股票和证券市场正在上升。索罗斯相信,股市的大繁荣指日可待。1985年12月,索罗斯很振奋、很乐观,他将这一时期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并且宣布这是“一生难逢的牛市”。
对于索罗斯来说,1985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相对于1984年,量子基金惊人地增长了122.2%,1984年底,基金的资产是4.489亿美元,到了1985年年底,资产飙升到10.03亿美元。而同期道琼斯指数只上升了将近34%,这其中还包括了红利,而量子基金的增长几乎是道琼斯指数的四倍。索罗斯的业绩是卓越不凡的。
如果在1969年索罗斯成立基金的时候投资1美元给他,那么到1985年年底,扣除了所有的费用和开支,这1美元增值为164美元。1985年让索罗斯很荣耀,因为《金融世界》排名华尔街收入最高的前百名人物中,索罗斯名列第二。根据报道,索罗斯在量子基金中的个人股本的利润为6600万美元,此外还有1750万美元的酬金以及客户给的1000万美元的红利。根据这家杂志的估计,那一年,索罗斯净赚了9350万美元。
5.敢于挑战对冲基金的管制
在货币投机上,我从来都不犹豫,即使我说应该稳定货币市场,我们必须区分参与者和公民。作为一个参与者,你要按规则玩游戏。作为一个公民,如果体制有错,那么你有责任改变体制。 ——乔治·索罗斯
如果你想知道对冲基金的业绩到底如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看《金融世界》列出的1993年赚钱最多的人。在这张单子上,大概一半的人要么经营对冲基金,要么就是在对冲基金工作。其中,对冲基金经理占了前五位。索罗斯以11亿美元的收入高居榜首,他是首个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美国人。在列表中的100人中有46人是对冲基金经理。排在第4位的是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收入为2.1亿美元。在这100人中,有9个人是为索罗斯基金工作的。1994年,索罗斯基金管理的资金超过110亿美元。华尔街着迷于这些人,这些人似乎比大多数人能够更好地掌握金融运作,他们曾经可能是摩根或斯坦利,古尔德或巴鲁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则属于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的优胜者。
根据纽约《格兰特利率观察报》编辑詹姆斯·格兰特的说法,这些华尔街巨头实际拥有的影响力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但是,华尔街似乎对相信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能够控制事情的进展,能够促成一些事情发生这样的想法感到更舒服。
格兰特说道:“在我的眼里,索罗斯既有神秘的一面,又有真实的一面,人们必须把自己的焦虑、怨恨或者是嫉妒投射到有生命的东西身上。人们渴望有人能够左右市场,他们不相信实际上是供求关系在发挥作用,市场本身已经预示了将来的事情。他们想让自己相信,有一个像索罗斯这样的人物在左右着市场。在熊市时,这个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但在我看来,任何时候,人们总喜欢认为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要负责任,有些人可以通过电话找到他们,有些人可能被传唤。我认为,今天人们口中频繁讨论的‘他们’就是对冲基金。他们以光的速度飞快地运作着巨额资金。他们大胆无畏,近来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很容易吗?要加入对冲基金很容易吗?根本就不容易。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这也不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对冲基金风险太大,而且加入对冲基金要求有很多的资金。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只有有钱人才能够或是才想要承担这样的风险,鉴于此,委员会要求美国的对冲基金投资者必须拥有净资产价值100万美元,或是连续两年的年收入至少在20万美元,或是两年的总收入在30万美元以上。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没有最低额度的要求,但投资者若想参与进来,则必须支付高额酬金。
有流言认为,对冲基金完全没有管制,其实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也是错误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34年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要求超过1亿美元的基金投资,基金经理必须向管制机构提出申请。所有的对冲基金经理都会受到反欺诈法案的约束。然而,如果一个对冲基金能将投资者的数量控制在100人以内,并且将自己的投资作为私募的话,那么该基金可以不用注册为一个投资公司。
索罗斯的海外基金与美国的对冲基金一个很大的区别在税上。只要基金中的大多数股东不是美国人,那么海外基金的股东就不用上缴资产收益税。在有些情况下,美国人可以在海外基金中投资,但是他们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然而,因为对冲基金承担的风险很大,大多数海外基金禁止或至少劝阻美国投资者加入。
索罗斯在1961年成为美国人,但他却是对冲基金惯例的一个例外。尽管他是美国公民,索罗斯依然有资格加入自己的海外基金。大多数索罗斯基金的投资者是欧洲人。尽管风险很大,但是对冲基金提供了很多的诱惑。当然,其中一个诱惑就是成为基金会员是件很光彩的事。最大的吸引力还在于巨大的利润前景。大多数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会被要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将个人资金从基金中赎回,他们通常会将收益进行再投资,这样一来,利润就会不断地增加。
传统的基金经理总是力图保守地投资,他们只使用有限的金融技巧,希望得到不多但相对稳定的回报。对冲基金经理人不受保守主义的约束,他们雇用其他人,使用风险更大的金融技巧,其中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就是信贷杠杆。华尔街一位匿名的领先对冲基金经理,这样形容巨额信贷杠杆的残酷:“精神上是极为痛苦的,处理乔治·索罗斯或是迈克尔·斯坦哈特的信贷杠杆,你必须拥有特别的能力、特定的精神状态,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因为对你不利的很小变动都可能产生很强的放大效应。1994年2月的一天之内,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变动了4%至5%,这让索罗斯损失了6亿美元。在我们生活的世界,4%至5%的变动没有什么大不了。联邦储备局将利率提升了0.25%,道琼斯指数相应下降了97点。你必须乐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当然你还要非常聪明。”
“乔治·索罗斯善于使用信贷杠杆,这需要有勇气、决心、对赌注的确信和一套基本的金融控制工具。你必须确信,你能掌控信贷杠杆。”同样是这位匿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对信贷杠杆和卖空总是放在一起考虑。他注意到被誉为证券分析之父的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主张,股票有其“内在价值”。实际中,内在价值指的是一只股票在给定情况下的真实价值,考虑了利率、经济状态和公司赢利状况。“分析师或者是基金经理的工作就是界定那些市场价值超过内在价值的股票。所以,一个传统的投资者会卖掉这只股票,而一个对冲基金经理会做空头,当这只股票跌到内在价值以下的时候,投资者就会买入,传统的投资者和对冲基金投资者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用现金买入,而后者会用信贷杠杆买入,因而其投资就超过100%。”
金融技巧越来越多,对冲基金不但更有可能做多、做空,同时还可以做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工具,只要市场有这样的要求。他们的投资更加集中,与传统的基金相比,对冲基金交易的次数更加频繁,1988年,索罗斯将投资组合改变了18次,1992年,改变了8次。对冲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了在全球任何金融市场投资的机会,传统的基金经理却相反,他们只依赖单一领域或单一市场上的专业技能。对冲基金经理有更大的动机来使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获取利润。不管资产业绩如何,传统基金经理都会得到1%的资产酬金,因此,他们没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大胆的操作。相反,对冲基金经理通常得到基金20%的利润。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在全世界获利。1994年,对冲基金已经变得十分强大,政客们开始讨论对其实施新管制的必要性。他们害怕对冲基金经理有对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的能力,因为他们投入到市场中的资金实在太庞大了。1994年早期,债券市场遭遇大挫折时,政客们更加确信,是对冲基金在幕后作祟。这遭到了对冲基金经理的反驳,他们说,同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相比,他们的投资仓位要小得多。
对索罗斯而言,他对待管制的立场很矛盾。他有充足的理由反对管制。毕竟,没有管制的时候,他挣了钱。索罗斯喜欢将自己称为不稳定性的专家,靠金融市场的混乱状态为生的人,他怎么会希望受到管制呢?但事实上,他支持建立一个专为国际金融界服务的集中的银行系统,这就是矛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