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冲突，英法联军损失惨重，在13艘军舰中，4艘被击沉，6艘被重创，何伯身负重伤，被击毙、击伤的联军官兵达四百多人。

　　联军陆战队陷入海滩深泥中不能自拔，无法登岸，联军只能宣告失败，退回南方，退到上海，等待国内援兵。英国舰队司令何伯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解释是：“我所支配的力量，已证明是不足以消除阻止你进入白河口的那些障碍，那些障碍具有令人可怕的性质，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都不能达到成功的结果。”

　　在上海，两国公使和联军将领都采取了一种沉默态度，他们不想连累各自政府，或者强求各自政府对未来给出答案：战争，或和平。他们只能默默等待局势变化，等待中国政府觉醒。

　　在中国，说句实在话，也没有人准备利用僧格林沁在大沽口的胜利扩大战争。此时，正是清廷与洪秀全太平天国战争最紧急的时刻，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地区官绅听说朝廷在北方与外国人开战，个个都吓得心惊肉跳，以为不智、不值。因为江浙一带官绅具有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外国人在中国的目标、目的，知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真实想法，知道西方就是中国应该学习的榜样，特别是现在，中国更应利用英法援助去对付太平军。所以，江浙地区官绅对于大沽口胜利嗤之以鼻，他们请求朝廷改变方略，放弃“剿夷”，实行“抚夷”，借用外国力量平息太平天国叛乱，恢复长江流域的和平与秩序。

　　对于江浙地区官绅的要求，朝廷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朝廷显然不愿意向英法各国示弱，这当然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最忌讳的。但是，江浙地区官绅的态度显然深刻影响了朝廷各种势力分化组合，渐渐地，主导性意见是内乱的危害性大于外患，攘外必先安内，太平军一日不除，中国一日不得安宁。欲除太平军，就不能两面作战、腹背受敌。清廷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因为大沽口胜利转而更强硬，相反，清廷在1859年下半年倾向于接受《天津条约》。

　　对于大沽口中外军事冲突，中国方面也做了新解释，大概意思是一场误会，误会的根源在于，两国公使倘若只是进京换约，那么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军队呢？海河是中国内河，中国当然有权在那里设防，但是中国政府设防的目的不是对着英法公使，而是防范太平军由此进犯北京，并非中国政府刻意仇外，更不是专门对着英法联军。

　　况且，按照中国方面的解释，当时美国公使华若翰、俄国公使彼罗夫斯基按照中国方面指定路线由陆路进京换约，都比较顺利，都没有发生意外和冲突，由此也可反证大沽口冲突并非中国刻意所为。

　　中国方面的解释当然并不是历史真相，因为大沽口冲突结束没几天，清廷就通令嘉奖了僧格林沁所部官兵。但是，清廷这时曲意解释，其目的还是善良的，是一笑泯恩仇，化敌为友。

　　对于中国方面的好意，英法两国公使心领神会，他们虽然内心深处不满清军的攻击，但他们并不坚持复仇，更没有坚持雪耻。他们只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英法两军直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