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英法联军护卫着两国公使北上的时候，署两江总督薛焕根据自己办理夷务的经验，于1860年7月17日给朝廷发送一个报告，以为南方既遭太平军、英法联军战火蹂躏，北方万不可再生事端。惟有变通办理，遴派大员赴津，妥为安抚夷人，以期维持大局。

　　薛焕的建议受到了朝廷重视，咸丰帝旋命僧格林沁、直隶总督恒福在天津负责处理此事，告诫他们等英法联军抵达时，一定要殷勤款待，可派人前往询问英法两国真实意图，如联军不肯遽言用兵，那么就可以同意让两国公使由北塘进京换约。咸丰帝强调，僧格林沁的主要责任在防剿，重点对付在北方流窜的太平军；恒福的任务是“抚局”，但当恒福交涉遇到困难时，僧格林沁可以暗中帮助，妥为办理，是为至要。显然，清政府希望和平解决与英法两国的分歧，并不绝对主张诉诸武力。

　　中国不希望与英法两国再起冲突，俄国也看到了这一点，希望从中调解。当然，俄国更希望因此而获得额外好处。无奈，清政府此时似乎对俄国人心存嫉恨，总觉得俄国人利用中国困难索取好处，属于乘人之危，不厚道，所以清政府坦然拒绝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的建议，表示不劳贵使替中国从中调处。清政府只是通过伊格纳切夫向英法公使传话：假如英法两国诚心和好，那么就遵照美国前例通过北塘前往北京换约。我中国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办理，断不肯不经商量就拒绝。应承认，清政府这些说辞合情合理，也是真情流露。

　　清政府此时并不清楚英法两国的真实意思，由于中国那时在英法两国并无外交人员或留学生，因而对两国情形差不多都是道听途说，并无确切情报。直至7月22日，清政府依然根据外国报纸上的只言片语判定英国政府无意开战，依然像中国一样期望和平解决。这些分析有点儿一厢情愿，因为事实上英法联军正在为进军北京紧锣密鼓进行准备。

　　根据这种一厢情愿的逻辑，清政府继续推理，直至联军大兵压境，两万人、上百艘军舰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时候，咸丰帝依然像做梦一样地给僧格林沁、恒福下达指示，以为根据薛焕的报告，中国与英法两国在天津开仗，实系英法两国公使普鲁斯、布尔布隆擅自主战，并非英法两国政府真实意思，是以此次两国另派使节前来办理，其意原在重和而不重在战。

　　咸丰帝判断，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抵达中国后，两国原公使普鲁斯、布尔布隆不让新任公使与薛焕相见，无非是其私心作怪，从而错过了讲和机会。此次薛焕探询夷情，自系确有所见。英法两国既然另换新使，既然不再让普鲁斯等一同前往天津，看来两国政府其意不专主用兵，大概可以成立。此时我大清若不利用时机善加引导，不但激怒新使额尔金等，而且也中了旧使普鲁斯等离间之计，殊非抚驭外夷之法。所以咸丰帝命令恒福不必等上海谈判专员北上，可以先行照会英法两国公使，推诚开导，让两国公使感到很体面，必可稍微转圜，消弭兵衅。

　　咸丰帝的和平心意可信，只是他确实不太知道事实真相，他在发布这个和谈指示时，和平的机会近乎全部丧失。英法联军千里迢迢自南而北，他们再也不愿意徒托空言空手而归。他们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成功。第二天，咸丰帝据报发布了一个新的指示，依然期待中外和解，当然也表示和解不成，希望中国军队还能像大沽口大捷那样重创敌人。咸丰帝命令直隶总督恒福先行照会英法两国将领或外交官，同意他们按照美国人的先例，少带从人，由北塘进京换约。如果有人以为中国先给照会即示之以弱，咸丰帝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知英法联军大败大沽口，其辱已甚，此次先行照会英法，正见中国宽大，并非畏惧求和。咸丰帝希望僧格林沁的防务已布置周妥，不难使英法联军再受痛惩。当然了，咸丰帝惟念决裂之后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这是他最纠结、最不忍的事情。

　　清政府根本不知英法联军的想法，甚至不知道联军此次北上的真实用意，近乎完全用想象代替真实，焉有不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