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建议咸丰帝巡幸木兰，远离京师，这点不应该从僧格林沁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这个角度去思考。文人不爱财，武人不怕死，是僧格林沁那代军人的基本价值观。从正当性来说，僧格林沁这个建议，其实是要甩掉困守京师被动挨打这个包袱，让清军放开手脚能攻能守。如果从后来几十年中国数度被外人攻陷京师的惨痛教训说，僧格林沁的建议太重要了，是智者之言。

　　许多不明事理的迂腐大臣没有听懂僧格林沁建议的弦外之音，他们纷纷联衔封奏，交口劝留，醇亲王奕、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匡源、杜翰等大哭大闹，竭力劝阻，甚至不惜劝以恶言，以为但凡力主皇帝巡幸木兰的人，一定别有用心，侍郎潘祖荫征引明朝重臣杨继盛的名言“欲诛俺答，先去严嵩”，以为今日之事，非将误国之臣立即罢去，不足以谢祖宗在天之灵，而作臣庶同仇之慨。

　　与这些反对者不同，咸丰帝，还有端华、肃顺等一些重臣确实听懂了僧格林沁建议的真实意思，于是朝廷不再顾及那些反对意见。1860年9月11日，咸丰帝发布一道谕旨，强调察时审势，“夷氛”虽近，尤应鼓励人心，以拯时艰。即将离开京师巡幸的准备并不是逃亡，而是准备御驾亲征，镇定人心，以期巩固。咸丰帝命令惠亲王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如果通州一带打起来了，他将带劲旅在京北坐镇，以为接应。另一方面，朝廷大张旗鼓委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衔命东行，与英法外交代表在通州重开和谈。

　　载垣、穆荫的交涉立场与桂良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在9月11日照会额尔金、葛罗时就表明无条件和解立场，“贵国所开各款，业经允准，自无不可面定”。唯一需要英法公使配合的是让联军返回天津，至少应该停止向北京进发，大军压境，兵临城下，反而让中国更难妥协。载垣、穆荫还说，桂良等人过去是依照他们所奉命令字面，而不是谕旨精神行事，所以才造成外交困难。这一次不同了，载垣、穆荫建议英法公使免受前往通州的旅程劳顿，应该连同联军一起返回天津，双方可以在那儿达成一项条约，解决一切。

　　英法公使对中国方面和战犹豫徘徊做法久已生厌，他们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兵临城下威逼中方就范，所以他们不会因载垣、穆荫一份照会而让军队停止前进。额尔金、葛罗答复声明，在联军抵达通州前不会听取任何建议，如果一定要重开谈判，也要等到联军抵达通州。何况，额尔金等人从格兰特那儿知道，联军要建一个火药库，可能还会在途中耽搁一段时间。因此，以通州为谈判地点，不但可以利用谈判掩护联军修建弹药库，而且可以掩盖联军停兵不进的真相。额尔金、穆荫对重回天津谈判的建议不予考虑，对于改在其他地方进行谈判也一概拒绝。

　　载垣、穆荫当然不知道英法公使真实想法，他们不厌其烦交涉反而为联军提供了拖延的理由。13日，载垣、穆荫照会额尔金、葛罗，要求联军不得越过河西务，两国公使可以偕同一小队非武装护卫前来通州会商，以决定协议条款，然后可以前往北京交换批准书。载垣、穆荫终于同意会商地点可以改在通州。

　　根据马士研究，在这次联军行动中，联军拥有最后决定权威的外交官常常盼望着一种和解，并且对于可能达成有希望结果的任何尝试都不愿意放弃。然而军事指挥官则对这些问题表示怀疑，并对任何阻止他们前进的建议表示厌烦。在这样的关头，法国公使葛罗往往倾向于怀疑中方的建议，而额尔金则在很多时候相信中方的坦诚与无奈，常常是不惜代价，诚恳希望不为后来留下创痛、伤痕，他抱有最大希望并且审慎地不拒绝任何更有希望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