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曾国藩所意识到的，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具有明显缺陷，带有极强雪耻意识、自卑心理。学习西方，就是学习西方，为什么一定要学好之后去“制夷”，为什么不能与世界同步发展，共同进步呢？

　　曾国藩意识到了洋务新政的内在矛盾，但他那代人并没有办法真正克服这个矛盾。那代人开创的洋务事业和清王朝的中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沿着这条轨道前进。经过几十年奋斗，洋务运动不仅没有抵挡住外国列强的侵略，反而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冲击下一败涂地，持续几十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割地赔款，中国人不得不再一次冷静地思索向西方学习的利弊得失，重新探索中国发展之道。

　　其实，早在洋务兴起之初，就已有人预见到后来将要发生的危机。曾国藩注意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是长远之举，主张中国人直接掌握西方科学技术。但是，曾国藩不明白在中国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社会心态等没有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下，西方科学技术等并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事实上，只有改革中国既有体制、文化方面的弊端，容受广义的西方精神、体制和文化优长之处，才能真正为中国开出一条新治道。

　　1862年开始担任李鸿章幕僚的冯桂芬，在其1861年准备出版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其落后之处“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 ”这四个方面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治制度各方面。冯桂芬提出，中国只有进行全面改革，才能做到“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

　　很显然，冯桂芬的思想上承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事业。然而也应看到，冯桂芬虽然意识到中国的全面危机，注意到向西方学习，但他所强调的学习内容仍然局限在坚船利炮等技术层面，“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而对西方政治体制、文化思潮，冯桂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仍不屑一顾，依然无法忘情中国传统，以为中国未来必须以儒家伦理为依归，不遗余力学习西方，“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抱有这种愿望的在当时并非冯桂芬一人，可以说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都难以忘怀中华文化，都试图将中西文化进行沟通与融合，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较为激进的郑观应一面不满意于洋务派只知学习外国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将体用分为两端，认为西方国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体与用，轮船、火炮、铁路等工艺技术只不过是“用”，而“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是他们的体。中国学习西方，应从根本处入手，

　　否则，“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趣，常不相及”，即使做到“铁舰成行，铁路四达”，中国也只能永远落后。他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获得真正的进步，必须解决“体”的问题。而问题也出在这里，郑观应强调建立议院制度，以为能够解决体用两端的毛病，但在观念形态上，在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时，他又总是希望回归到“圣之经上”，并明确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这种认识无疑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当时知识分子心理上的积淀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