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画画。由于我们家太穷，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我用削尖的树枝在地上作画，用煤块在旧木板或硬纸板上作画，用铅笔在牛皮纸上作画。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母亲从镇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包礼物，是一个小型的水彩画工具包，最基本的那种。我母亲说：“托尼，你将来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并不是一个建议。颇为神奇的是，现在的我经常会携带这样一个水彩画工具包行走世界，而这是我间谍生涯中所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高中毕业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就读一年，期间，为了帮助家庭，我做了一名管道工的助手。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凯伦 史密斯（Karen Smith），五年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按照长幼排序分别是阿曼达（Amanda）、托比（Toby）和伊恩。那时候，我已经在马丁-玛丽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从事工具设计和艺术插画工作，并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虽然这份工作单调乏味——为美国各地安装在导弹发射井里的泰坦导弹绘制布线图，但足以让我养家糊口。然后，在1965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条信息，正是这条信息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丹佛邮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说是美国海军招募派驻国外的艺术家。于是，我按照邮箱地址，将部分作品寄到了盐湖城。我对凯伦说，尝试一下新事物，这或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与政府代表会面的地点并未设在丹佛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而是设在了该市西区科尔法克斯大街的一家汽车旅馆。旅馆房间内的窗帘紧闭。与我会面的是一个看起来颇为可疑的人，他头戴毡帽，就像过去的侦探。他飞快地向我出示了他的证件，然后拿了一瓶占边波本威士忌放到了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