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确定人选一样，伪装工作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要不要让某位情报官员看起来更老一些？我们能否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伊朗人？我们要不要仿制伊朗制服的证章？我们积极迎战，未雨绸缪，尽最大努力完成所能想到的工作。我们感到紧张但并不恐慌。不管要求做什么，我觉得我们都有能力做好，但这需要时间。

　　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中楼的气氛一度显得非常紧张。我们并不缺想法，缺的是经过周密思考的想法。比如说，有一次一名前特种部队成员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只要我为他提供一个“特技演员”面具和一把AK-47，他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一次，一名中情局高级官员——我们先前在南亚地区共过事——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一脸无措。“嗨，杰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我问。他向我解释说，行动部门的主任在总部走廊里见到他时，告诉他赶紧到中楼报到，然后去伊朗。杰克是亚裔美国人，行动部主任的想法是非白种人更容易潜入伊朗。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却未考虑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让我来这里见你，”杰克说，“但我根本无法做这个事情——我不会说日语。”

　　在技术服务办公室，爱尔兰裔美国人迈克 多尔蒂（Mike Dougherty）负责的部门也处于高速运转之中。他将部门的准军事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组。他的特别行动组和我的团队协同处理中情局总部的行动部和五角大楼安排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四天里，迈克和我就不同的主题联合召开了多次会议。迈克喜欢开会，结果就是开会的次数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们甚至还专门就开会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当时，电报如潮水般涌来，不过我们有相应的应对机制，一天处理200份电报和400份电报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会议占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而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在这四天结束时，我们已是精疲力竭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计划已经制定，但五角大楼却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因为它并没有设立特别行动部门。如此一来，它就无法统筹资源。白宫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显得小心翼翼，由于担心冒犯伊朗的革命政府，总统吉米 卡特甚至都不愿意称这些人质为“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