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结局是这样的：警察不会帮我的。是妄想症也好，不是也好，我的父亲都是对的：执法机构是一个系统。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受害人，抓住作奸犯科者，推动重要警官的职业发展。目击证人、透露消息的人——我们不过是沿路的饵料，是不可避免要被这个巨大的官僚机器碾成泥的一次性消费品。我可以整天坐在电话旁，等待那个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或者我可以自己去找多丽彼得拉切利的下落。

　　我的书桌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碎布片、窗帘设计的草图和客户提案，对于稍微有些生活氛围的公寓来说这都再正常不过了。我把所有这些拢在一起，转移到咖啡桌上，堆成了岌岌可危的一大堆。现在我可以看到我要找的东西：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启动了电脑然后开始干活。

　　第一步，是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援助中心的网站。我首先看到的是上周宣布失踪的三个小孩的照片：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一个是西雅图，一个芝加哥，另一个是圣路易斯。三个城市我都待过。

　　我有时怀疑是不是这最后要了母亲的命，就是无论我们逃得多远，我们最终的结果都是再次逃跑。严格说来，根本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安全地将小孩养大成人。犯罪哪里都有，注册的性犯罪者哪里都有。我知道，因为我查过数据记录。

　　美国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援助中心的网站有它自己的搜索引擎。我输入了“女”，“马萨诸塞”，和“25年内失踪”。我点击箭头开始搜索，然后靠到椅背上，吮着我的大拇指。

　　贝拉吞下了她的晚饭，从小厨房里跑出来，哀怨地盯着我。去跑步，她的目光在说，去外面，拿上皮带，这很好玩。

　　贝拉是一只七岁的纯种澳大利亚牧羊犬，四肢细长、体格健美、白棕蓝三种毛色相间。和很多澳大利亚牧羊犬一样，她的眼睛一只蓝一只棕，这使她有了一种讨人喜欢也常为其所用的古怪神情。

　　“等一下。”我告诉她。

　　她呜呜地哀号着，当这个也不起作用时，她就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气急败坏。四年前一个客户把贝拉作为账款给了我。贝拉刚刚咬坏了这个女人最钟爱的一双Jimmy Choo 的高跟鞋，而且她也受够了贝拉容易兴奋的毛躁脾气。老实说，澳大利亚牧羊犬并不适合在公寓里养。如果你不让它们有事可做，它们就会给你惹祸。

　　但是贝拉和我相处得还不错，主要可能是因为我喜欢跑步，而贝拉虽然已经进入狗的中年阶段，但一口气蹿出六英里对她来说也是不在话下。

　　我要赶快把她拉出去，否则我就要损失我最喜欢的抱枕或者是最中意的一匹布。贝拉总是知道如何明确地表达她的意愿。

　　搜索完成。电脑屏幕上是一列滚动出现的明亮、快乐的脸蛋：校园里的照片，家庭相册里的特写。失踪儿童的照片总是显得他们很开心，目的就是让你觉得更心痛。

　　搜索结果：十五个。

　　我伸手拿起鼠标，缓慢地向下拖拉着：安娜、吉塞拉、詹妮弗、扎妮卡、桑迪、凯瑟琳、凯蒂……

　　我不忍心看她们的照片。即使我对父亲深表怀疑，我也总会想自己会不会成为她们其中的一员，如果我们没有搬家的话，如果他不是那么执着的话。

　　我又想起了那个项链。它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为什么，哦，为什么，我要把她给多丽呢？

　　她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我松了一口气。贝拉竖起了耳朵，摆着尾巴，感觉到了紧张状态的解除和开始我们日常晚间活动的可能。

　　但随后我注意到了日期，没有一个是九七年以前的。尽管搜索不限制时间，但数据库可能没有那么久的资料。我又开始吮我的大拇指，做着权衡。

　　我可以打热线电话，但那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我更喜欢网络搜索的匿名性。好吧，至少表面看来是匿名的，天知道层出不穷的间谍软件，或者是政府老大哥，或者至少是营销大机器是不是在跟踪着我的每个举动。

　　我知道还有一个网站可以试试，我不怎么去那儿，那儿让我伤心。

　　我在因特网搜索引擎中键入：www.doenetwork.org。两秒钟之后，我进入了页面。

　　Doe Network主要处理旧的失踪案，它将在某处发现的只剩累累白骨的尸体和另一处司法备案的失踪人口报告之间进行匹配，它的箴言是：“破解谜案永远没有时间限制。”

　　这个念头让我坐着打了个寒战，一只手握紧了装着母亲骨灰的小瓶，另一只手在搜索关键词中输入了：马萨诸塞。

　　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有点眩晕：同一个男孩的三张照片，第一张是他十岁的时候，后面两张分别是年岁增长到二十和三十五岁时可能的模样。他在一九六五年失踪，已推断为死亡。前一分钟他还在院子里玩，下一分钟就不见了。一名在康涅狄格服刑的恋童癖声称鸡奸并谋杀了这个孩子，但是记不起尸体埋在哪里，所以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结。这对父母现在疯狂地想要找到他们儿子的遗体，就像他们四十年前那么疯狂地想要找回自己孩子一样。

　　我在想这对父母看到这些随年岁增长的照片时会是什么感受。看一看他们的儿子长大后可能的样子，如果当时母亲没有进屋接那个电话，或者父亲没有蜷在车底下更换润滑油。

　　搏斗，我的父亲总是告诫我。百分之七十四遭绑架并被谋杀的孩子在被绑架后的头三个小时就会遭到杀害。要活过头三个小时。不要给那个杂种任何机会。

　　我在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不认识这个小男孩，他极可能四十年前就已经死了，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恐惧。每次父亲开始给我上课或是训练的时候，我都能感到这种恐惧。搏斗？当你是个五十五磅的孩子，对手却是个两百磅的男人，你到底能做什么去改变结果？父亲也许有他的幻想，但我一直是个现实主义者。

　　如果你是个孩子而有人想伤害你，你的结果可能就是：死掉。

　　我又转到另一个案子：一九六七年。我只看了日期，没有看照片。我又点击了五下，然后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

　　我盯着多丽彼得拉切利，我看着她年岁增长到三十岁的照片，仔细读着案例分析，看看我最好的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

　　然后我走进洗手间，一直吐到什么都吐不出来了为止。

　　过了一会儿，二十、四十还是五十分钟，我不知道，我一手拿着皮绳，一手拿着泰瑟枪。贝拉在我脚边蹦来蹦去，催着我赶快下楼。

　　我将皮绳套上她的脖子，然后我们开始跑步，我们一直跑啊跑啊跑……

　　等我们回到家，已经过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我想我已经平静下来了，我感到有点冷，甚至是冷静。我仍然保留着家里的行李，我可以立即打包走人。

　　但是之后，我又打开了电视新闻。

　　鲍比晚上九点刚过就到了家。因为有任务在身，所以他只有大约四十分钟的时间洗澡、吃饭、喝杯可乐，然后要赶回罗克斯伯里。不幸的是，南波士顿的停车场可不这么想。在他失去耐心前，他终于在距离他家房子八个街区外的地方找了个地儿把车停到了路边。波士顿警察会十分乐意给一名州警察开罚单的，所以他的处境相当危险。

　　一个惊喜是：他的一位房客，希金斯太太给他留了一盘小甜点。“看到新闻了，保持体力。”她的留言条写着。

　　鲍比深有同感，晚餐就从一块柠檬方蛋糕开始。接着三块是在整理散乱在地板上的邮件时吃的，有账单、租金支票的重要信件被挑出来，其余的就放在那儿了。

　　还有一块是边走边吃的，他已经尝不出什么味了。他一直走过狭长的走廊，来到房子后面的卧室。一只手解开衬衫的扣子，另一只手掏空裤子口袋里的东西。然后他脱掉衬衫，踢掉裤子，穿着米黄色短袜和紧身白短裤就直奔那间贴着蓝色瓷砖的小洗手间。他把淋浴开到了最大。加入行动组这些天来他能想到的最舒服的事情之一——回家洗个痛快的热水澡。

　　他在滚烫的水雾下面站了很久很久，吸收着这些蒸汽，让它渗入自己的每个毛孔，像往常一样，希望能将恐惧冲掉。

　　过激的画面在他脑里走马灯似的变换着。六个女孩，紧贴着透明垃圾袋的木乃伊般的面孔。十二岁的凯瑟琳的旧照片，饿得凹陷下去的苍白的脸，眼睛的瞳孔因为独自在黑暗中被困了一个月而变得又黑又大。

　　当然，还有其他他被迫要看，并且余生可能都要不停看见的画面：凯瑟琳的丈夫——吉米加农在被鲍比的步枪打得脑袋开花前那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

　　两年了，鲍比仍然每周要梦到四五次那次枪击的场面。他想着有一天可能会变成一周三次，然后一周两次，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以减少到每个月三到四次。

　　当然，他也做过心理咨询。他仍然和他以前的副队长见面，他是他的导师。他甚至还参加了一到两次同是卷入严重事件的警察互助小组的集会。但对他来说，这些都没有用。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你就不一样了，就这么简单。

　　你仍然要像别的人一样，每早按时起床，一次一只裤腿地穿好裤子。

　　有些日子还不错，有些日子很糟糕，而剩下的那么多不好也不坏的日子就什么也不是了，仅仅只是生存，仅仅只是做好本职工作。也许蒂蒂是对的，也许真的有两个鲍比道奇：枪杀案发生前的和发生后的。也许，不可避免，事情就是这样。

　　鲍比一直开着淋浴，直到水开始变冷。擦干身子，他瞄了下表，只剩下一分钟吃晚饭了。晚饭是：微波炉鸡块。

　　他将两块泰森鸡胸肉塞进微波炉，然后回到蒸汽腾腾的浴室，开始刮脸。

　　现在他已经正式迟到五分钟了。他穿上干净衣服，打开一罐可乐，将那两块热腾腾的鸡胸脯放到纸盘上。然后犯了第一个错误：他坐下了。

　　三分钟后，他在沙发上睡着了，鸡块掉到地板上，纸盘在膝盖上被压得皱巴巴的。过去五十六小时里只睡了四个钟头就是这样的后果。

　　过了一会儿，他猛地惊醒，头还有点晕，找不着方向。他伸出手找他的步枪，老天，他需要他的步枪！吉米加农要来了，要用他白骨累累的手抓住他了。

　　在这个景象从他脑子里消逝前，鲍比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他发现自己站在寓所的正中央，像拿枪一样拿着油乎乎的纸盘指着电视机。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

　　忧虑的噩梦。

　　他从一数到十，然后又慢慢地数回到一。这样重复了三次，直到他的脉搏恢复正常。

　　他放下皱巴巴的纸盘，从地板上捡回那两块鸡脯肉。他的胃在咕咕叫。三十秒法则，他想，然后就用手抓着吃了起来。

　　鲍比第一次遇见凯瑟琳加农的时候，是一个被召到家庭纠纷现场的狙击手——报告说有一持枪丈夫挟持了妻儿。鲍比在加农家对面找了个高位，通过瞄准具俯瞰着整个形势，这时他看到了吉米，就站在床边，挥舞着手枪，叫得声嘶力竭，以至于鲍比都可以看见他脖子上暴起的青筋。然后凯瑟琳进入了视线，她把四岁的儿子内森紧紧抱在胸口，双手捂住他的耳朵，让他的脸贴向她，好像是要为他挡住这不堪的一幕。

　　形势变得更糟了。吉米从凯瑟琳怀里夺过孩子，将孩子推出房间，远离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然后他将枪指向了他妻子的头。

　　鲍比从他的里奥波特牌瞄准具放大的世界里读懂了凯瑟琳的嘴型：

　　“现在要怎样，吉米？还有什么？”

　　吉米突然笑了，看到那样的笑容，鲍比很清楚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吉米加农扣紧了扳机上的手指。而在五十码开外，在邻居的联体别墅中一间漆黑的卧室里，鲍比道奇开枪打倒了他。

　　射杀之后，鲍比毫无疑问犯了几个错误。一是他开始酗酒；然后是他单独见了凯瑟琳，在当地博物馆。这很可能是他最具自我毁灭性的举动。凯瑟琳加农很美、很性感，一位对鲍比将她患虐待狂的丈夫早早送入坟墓而心怀感激的寡妇。

　　他和她有了关系，不是蒂蒂和其他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不是身体上的；而是感情上的，这或许更糟，也是鲍比不想多费口舌向别人澄清的原因。他越过了底线，他关心凯特，当她周围的人们开始以可怕的方式接连死亡时，他担心她的生活。

　　事实证明，这些是有理由的。

　　直到今天，蒂蒂还争辩说凯瑟琳加农是波士顿最危险的女人之一，这个女人很可能（虽然他们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一手设计了她丈夫的被杀。直到今天，无论什么时候鲍比想到她，他看到的多数都是一个绝望的试图要保护自己小孩的母亲。

　　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崇高和无情的，自我牺牲和自私的，可以真的富有爱心，同时又是个铁石心肠的杀手。

　　蒂蒂有充足的理由憎恨凯瑟琳，鲍比很理解。

　　现在鲍比把纸盘扔了，捏扁了可乐罐，扔进了可回收垃圾箱。他收起车钥匙，心想着即将而来的将会是多贵的一张停车罚单。突然，电话响了。

　　他看了看来电显示，然后看了看钟。晚上十一点十五分，他知道会有什么事，然后他拿起了电话。

　　“凯瑟琳。”他平静地说。

　　“你究竟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鲍比明白，媒体终于知道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