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晚上十一点多，我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这通电话是我的人生发生巨变的开始。　

　　电话那端，丈夫焦急地向我求助：　

　　“我现在正在被警察审讯。他们怎么也不放我走。怎么办？”　

　　电话太突然了，我一时间没回过神来，我怎么也料想不到接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　

　　当时，我正在参加朋友的小型生日聚会。我们的孩子在同一所小学念书。我们刚打开香槟庆祝。　

　　那天，我的儿子参加完学校的野营回来了。我因为在外的缘故，再加上一路上堵车，没来得及去接他，于是我的朋友就先把儿子接走了。我把车停在自家门前，临走前对丈夫说了句“今天可能回来得比较晚”。大概晚上九点，我抵达了朋友家。儿子刚好在放暑假，我们难得可以享受片刻的清闲。　

　　接到丈夫来电后，我对朋友说了句“去去就来”便出了朋友家门。我知道电话内容是不能让朋友和孩子们听到的。在我重新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丈夫对我说：“我现在人在涩谷，被警察审讯着，他们不让我走。你能来吗？”　

　　从朋友家到涩谷不远，我必须现在就出发。我没有对朋友透露任何信息便打车奔向涩谷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一去便回不来了。我更是没有想到我体内还有残留的毒品。　

　　我只是单纯地想：这事必须要好好地解决，不能闹大了。　

　　我在涩谷站旁边的繁华地段下车后，给丈夫打了好几个电话询问看守所的位置。看守所毕竟是我第一次去，不太认识路。我一路找寻着路标，慢慢地走进了丈夫被拘留的小巷。　

　　途中，丈夫让我跟建筑公司的会长联系。我的母亲几十年来一直承蒙着他的关照，我也曾好几次介绍我丈夫给他认识。会长的哥哥是退休律师，而会长本人已年过七旬，工作经验丰富，也通晓法律。被丈夫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必要联系他寻求帮助。　

　　我当时手里拿的，还是我买给儿子的手机。两个月前，我手机的液晶屏坏了，无法正常显示，就借儿子的手机先用着。把自己手机的芯片插进去儿子的手机就可以用自己的电话号码打电话了。别人是这么教我的，但有次我因为误操作把电话簿全部删除了。当天事件发生时，儿子的手机里也只存有亲友几个人的电话号码而已。　

　　我先是打电话给妈妈问会长的联系方式。当时时间已经不早了，妈妈很担心，不停地问我怎么了。但我完全不顾上解释，只是不停地说道：“我之后肯定会好好跟你解释的，先把会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妈妈便没有再追问我了。妈妈一边念电话号码，一边补充道：“今天不早了，明天再给他打电话吧。”挂了电话，我顾不上妈妈的吩咐，立马拨通了会长的电话。　

　　第一次没有人接听，第二次终于通了。在我叙述事情的原委时，会长还不忘提醒我先冷静下来。虽然已经是深夜了，但他仍然表示马上来涩谷跟我碰面。我同意了。　

　　当我抵达丈夫被审讯的地方时，看到有好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正围站在丈夫周围。而丈夫则像一只受惊的小鸟胆怯地等着我的到来。　

　　警察要求查看丈夫裤子里的内袋，但他拒绝检查，还叫嚷到：“为什么要检查到那个地方？”“我口袋里装了治疗私密处的药，见不得人。”回过头冷静一想，这分明就是很可疑的辩解。　

　　他向我靠过来，用警察听不到的声音对我耳语道：“对不起。”听到这句话，我才真正明白了这是怎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他现在身上，说不定就携带着兴奋剂。或许，他正隐藏着什么真正“见不得人”的事。掩藏着真相的大门正虚虚掩掩，就要被打开了。不管怎样，决不能让真相败露。我当时一心怀抱着这样一个念头，已经不太记得清我说过什么话了。　

　　我只隐约地记得对警察说了这样一席话：　

　　“这个男人是我酒井法子的丈夫。今天能先放他走吗？我一定会看好他的。”　

　　现在的我很清楚这席话只是逃避责任的借口，但那时的我却真正是这么想的。丈夫或许真的携带了兴奋剂，我怎么都要把他先从这里带走。这关要是通过了，我以后是绝对不会碰毒品的。我在心中苦苦哀求：上天啊，你就帮帮我们吧。　

　　可是，警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怎么会放过一个那么可疑的人呢？　

　　我记得，建筑公司的会长是在我到了看守所几十分钟后到的，随行的还有他的司机。　

　　会长先是没有理会我丈夫，而是直接让我进他的车里躲一躲。那时的我，被周围无数双眼睛盯着，已经手足无措了。　

　　我也不记得在车里到底等了多久。我一直止不住地央求上天让我的丈夫能顺顺利利地回到我的身边。我隐约地感觉到，丈夫要是真的在这里被逮捕了，那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儿子的人生来说，都会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啊。　

　　最后，我的祈求被无情地打碎了。　

　　会长坐进车来，淡然地对我说：　

　　“他身上有兴奋剂，被逮捕了。”　

　　他最后还是携带了兴奋剂。我们曾说得好好的，要慎用毒品。结果，他还是在涩谷的大街上携带毒品被捕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我一时无法接受。　

　　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