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1937年生于桂林,回族。
他有显赫的出身,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他也有极高的成就,被称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他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曾让外界猜疑和诋毁,也曾让无数人为之感动不已。多么具有传奇性的人生!而他本人却斯文淡雅,并不色彩缤纷。
2003年,台湾公视推出的电视剧《孽子》成为金钟奖的最大赢家。这部根据白先勇早年著作改编而成的连续剧一举囊括了六个奖项,而小说原作也在出版十七年后,重新登上畅销书榜,再次证明了作者白先勇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也正是这一次的成功,让“白先勇”三个字迅速地在大众视野里泛滥,比以往更加广为人知。
而此前他已纵横文坛许多年,其作《纽约客》《谪仙记》《游园惊梦》等,俱赢得一时佳誉。他的文字,细腻到缱绻,一如他一直钟情的昆曲,总有抹不去的风流味道。
采访手记: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满草根一夜暴富的传奇;而白先勇的笔下,却尽是贵族没落流离的故事。繁华散去,落寞凄凉;落寞凄凉,但又繁华艳丽。
这,就是我眼中的白先勇。
我震撼于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然而,无论在他的文字里,还是我们的谈话中,白先勇提到王国祥都一直使用“我的朋友”这个称呼。我猜想,他是否顾及外界的感受,所以从来不说“我的恋人”或者“我的爱人”……
当然,也许我太过狭隘了! 三十八年,有多少恋人可以共同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三十八载? 又是怎样的深爱才能对抗生死相隔?!
所以,尽管白先勇的文字和言语似乎充满柔性,但这柔中,蕴含着一种执拗的、不可摧毁的刚。
许戈辉:您的小说里,最开始就是一个父亲拿着枪在那儿站着,很粗暴的样子,是不是您的童年时代父亲的形象就是那样的?
白先勇:倒不是的。我父亲很骄傲的是,他是一员儒将。他对我特别宽待,我想可能因为我小时候生肺病生了好几年,所以他对我比较怜恤一点。
我们家十个孩子,我是第八个。我父亲不光没有打过我,连重话都没有一句。所以在我的印象里,我父亲倒不是那个样子的。不过我父亲是一个军人,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
许戈辉:父亲有没有什么样的教育让您至今难以忘怀?
白先勇:父亲教育我们非常严格,不许我们心中有一点特权的观念。比如我家里有些佣人,而我们在家里是绝对不可以骂佣人的,对待部属什么的都要平等。还有,广西比较落后、贫穷,战争的时候生活很清苦,所以那时候也比较朴素,因为是抗战时期。
许戈辉:但毕竟你们是一个大家族,而您又是家里比较小的孩子,还是会挺受娇宠的吧?
白先勇:是的。可是,父亲对我们的功课要求严格得不得了。可以这么说,在家里,只要功课好了,那待遇就宽了,功课不好是没有家庭地位的。
我知道功课不好没有家庭地位,所以拼命念书,在中学、大学的时候功课都蛮好的,就没有受到父母的责骂。我两个弟弟就不行了,他们还被打过。
白崇禧很注重孩子的教育,每走到一处,他都想办法让子女去最好的学校就读。
到重庆时白先勇入读西温泉小学,那是很多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子女读书的地方。少年时的白先勇活泼好动,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一起去河里游泳、去竹林里纳凉,也一起接受“蒋委员长”的视察和训话。他仍记得自己的战战兢兢和“蒋委员长”的黑披风、白手套。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读书或战事,都还没成为心上的压力。
直到因肺病而辍学几年后再入学校,他才感到了许多的不适应,也在父母每月对月考成绩单的查看中逐渐明白了成绩与“家庭地位”的关系。他开始发奋读书。
良好的成绩也让他有了阅读闲书的余地。在因病被隔离的时间里他开始阅读各种书籍,此时更经常光顾租书摊,看张恨水、巴金,也看鲁迅。少年的他还看不懂政治,只在书里看到爱恨的缠绵和“阿Q的好玩”,这都成了他后来写作的营养。
当然他也知道,这些书是要偷藏着看的——父亲让读的,还是四书五经和前后《出师表》。
许戈辉:能稍微讲一讲您母亲吗?
白先勇: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非常豁达、非常勇敢,而且非常有同情心,能对别人雪中送炭的人。
许戈辉:但是家里有十个孩子,妈妈哪顾得过来?你们会不会经常感到被冷落了?
白先勇:有,所以有母爱争夺战。
我算蛮幸运的,父母对我都还算器重,虽然我不是母亲最爱的,也不是父亲最爱的,可是他们俩都很爱我。但是其他孩子有的是妈妈党,有的是爸爸党,分成两派了;有时候父亲比较偏爱这一边,母亲比较偏爱另一些,总有这种情况的。
许戈辉:父亲、母亲都很爱你,那童年应该蛮温暖、蛮愉快的?
白先勇:应该是如此的。可是我童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我得了肺病。为此我休了快五年的学,而且是隔离,因为肺病会传染。
许戈辉:对一个小孩子来讲,那段时间一定非常孤独。
白先勇: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失去童年了。
当时我的病挺严重的,开始是养病,躺在床上面;后来我就胡思乱想,这让我想象力特别丰富。
颠沛和寂寞,也许是白先勇少年时的两个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