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家步行到车站，只要七分钟。虽然现在是早上六点三十分，但 在去车站的路上，还是有十来个早起的人。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拉了 拉伯贝里呢子大衣的领子，以抵挡秋寒。每天早上这个时候，我都会想 起那个带我们来看房子的房地产经纪人。那天，他穿一件蓝色夹克，一条布莱克沃茨牌的牛仔长裤，一双帆布甲板鞋。他名叫冈地，大约五十岁左右。

　　“今天就要结束了。”冈地说，“你不仅买了一栋好房子，还买了一个 好地段。”

　　我们门前就是著名的宪法新月路，这条路旁有二十三栋房子：十一栋防浪墙板殖民房风格的，七栋翘角海景房风格的，四栋错落有致的牧 场房风格的，还有两栋红砖的蒙蒂塞洛风格的。每座房子前都有半亩草地，一条车道。大多数房子前都有小孩的秋千和滑梯，少部分房子后院 有小型运动场或游泳池。这条路上最受青睐的车是沃尔沃旅行车，屈 居第二的是福特探索者。跑车很少见，有一辆保时捷9 11，是查克贝 利家的，他在麦迪逊大道上一个广告代理公司里做创意总监；还有一辆 破旧的MG 汽车，是一个本地的 （且不怎么样的）摄影师盖瑞 萨默斯 的；最后一辆马自达米亚图，停在我家的车道上，挨着贝丝和孩子们用 的沃尔沃。

　　在宪法新月路尽头，有一座防浪墙板的圣公会教堂。教堂前，是一 块大大的新英格兰镇的旧标牌，上面用烫金大字写着： 

　　新克罗伊登，建于一七六三年。

　　我在教堂处左转，走过一个邮局，三个古董店，一家卖三十二种牌  子芥末的熟食店，然后便到了新克罗伊登的中心大道：亚当斯大道。接着又经过一个带阳台的一层白屋顶商店，一家现代银行，一个消防站，一个红砖砌成的大学校，学校是高中，校园里巨大的星条旗在旗杆上晃  来晃去。这是一个真正的郊区小镇，带着所有安逸的气息，就像冈地这样的房产经纪人在他们的卖点里所说的：

　　“这里意味着低税率，几乎无犯罪，四十七分钟到中心城区，一流的  公立学校，五分钟到海边。更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这跟在城市买房不一样，用在城市买房的钱，在这里，你一下可以买四五十栋房子了。”

　　我在亚当斯大道右转，穿过科尼尔干洗店和新克罗伊登精品葡萄酒  和白酒商店之间的停车场，接着便开始爬横跨铁路大桥的楼梯。离六点五十分还有三分钟，当我急匆匆走到南站台时，那里已经是黑压压一片，全部都穿着正装。至少有八十来个我这样的人在等黎明快车，他们全都身着压抑的暗色调工作服，一片灰色和蓝色，布料上都印有细纹。几乎所有的女性都穿着白衬衫和刚到膝盖的短裙。只有一个家伙穿着意大利式样的双排扣西装，珍珠白的颜色，配珍珠白的纽扣，他一定是经营某  种家族式的运输生意的。我们其他的人都是低调的单排扣西装。

　　“千万不要再在公司里穿双排扣的衣服。”我刚进公司不久，我的师  傅杰克 梅尔便对我如是说。“双排扣让律师看起来很狡猾，但我们的客户不会把LCT 公司 （即劳伦斯，卡梅隆和托马斯公司）与狡猾联系在一起。花哨的衬衫也不能穿，一定要穿纯白或淡蓝色的，领带条纹要简单。记住，如果你最终想成为合伙人，你就必须得看起来合群。”

　　所以我严守潜规则，工作一落定，便把一时心血来潮买的一千一百  美元的阿玛尼双排扣杰作束之高阁了。然后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布  克兄弟店挑了几套合乎要求的装备。毋庸置疑，现在在这个站台上等车的弟兄们，都在布克兄弟店扔过不少银子，因为每一个能住得起新克罗 伊登的人，也都必须能在公司吃得开。这同时也意味，必须得穿人家要 求的制服。

　　自从两年前我混成了合伙人之后，就不再需要赶早班车了，也不用 七点三十分就坐在办公桌前，以此证明自己已准备好听候差遣了。但今 天早上我肯定不能坐在家里等着，然后像平常一样，坐八点零八分或八点 三十八分的车去上班。因为贝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她不会接受我的任 何挽救行为，我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缓和了。

　　今天早上，当我做完运动，洗了澡，下到一楼时，她正坐在厨房里 喂乔希和亚当吃早餐，身后是 《今日纽约》的节目在唧唧歪歪。我进到 厨房时，她瞟了我一样，然后眼光马上又转回孩子身上了。她换上了一 条紧身裤，一件宽松的圆领长袖运动衫，这使得她看起来很瘦弱，不过 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贝丝从未丰满过。但当我七年前第一次遇见她时， 她就像是高强度运动领域 （比如曲棍球）运动队的队长：金发碧眼，身 材健美，精力旺盛，能彻夜长谈书籍和足球，还喜欢狂饮啤酒。她笑起 来最淘气，尤其是在床上。回想起来，我们在床上度过的快乐时光最多。 现在，她三十五岁了，变得骨瘦如柴，变得像奥运会上的短跑运动员， 瘦长瘦长的。颧骨突出得厉害，腰瘦得没了，曾经的一头长发也剪短了， 剪成了所谓时髦、中性的发型，像法国电影明星喜欢弄成的那样。

　　不过，她仍然还有吸引力，在郊区的夜晚出门，仍然拥有回头率， 特别是穿上唐纳 卡兰牌的紧身黑裙时，诱人的线条更为突出。但大多 数时候，像大多数人一样，她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兴高采烈，而是意 兴阑珊。她眼睛下面挂上了两弯抹不去的黑眼袋，神经似乎也开始不断 衰弱起来；而且，她对我越来越疏远，自从乔希出生后，就不再让我靠 近她。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我，诸如 “我还没准备好”之类。

　　我走到她坐的地方，把手搭在她肩上，想要亲吻一下她的头。但我 一碰到她，她就往后一耸，把我手从肩上甩开了。

　　“天哪，贝丝你……”

　　她对我视而不见，继续从一个亨氏婴儿食品罐里，舀出一勺一勺的  黄色糊糊，喂着乔希。

　　“你不该这样对我，”我说，“你真不该这样对我。”

　　“是吗？”她反问道，没有抬眼看我。

　　“是的，不应该。”

　　“那就太遗憾了。”

　　“他妈的，你这到底什么意思？”

　　“自己想。”

　　“你干吗要这样？”

　　“我没怎么样。”

　　“几个月来，你都是一条冷背对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无耻混蛋一样……这还叫没怎么样？”

　　“我现在不想谈这个。”

　　“你总来这一套，总是逃避那该死的……”

　　“现在、不谈。”她的语气强硬起来。

　　沉默。亚当看着眼前的一碗麦片，垂头丧气地用勺子搅拌着。我站  在那里，像个无家可归的傻子。我知道，现在除了离开，别无他路。所  以，我跟两个儿子吻别，拿起了公文包。

　　“下午五点半我可能有个会。”我说。

　　“没关系，菲奥娜今晚会晚点走。”她说。菲奥娜是照看亚当和乔希的保姆，爱尔兰人。

　　“好。晚点会打给你。”

　　“我要出门。”她说。

　　“今天有什么重要事吗？”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没有。”

　　我打开后门。“再见。”我说，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应。

　　我刚在车站买了一份 《纽约时报》和一本这个月的 《名利场》。这 时，突然感到一阵胃酸袭来，灼痛不已，我打了个冷战。紧接着，胆汁 胃液似乎开始泛滥，直烧肠胃。我紧咬牙关，闭上了双眼。一阵一阵痛。 当列车呼啸进站时，我摇摇晃晃踏了上去，差点一头栽倒。看到一个空 位我便坐下了，拉开公文包，在半打法律文书下翻出一瓶美乐事胃药， 一阵猛摇，稀里哗啦倒正好倒出了三粒。我看了看周围，想知道是否有 其他乘客注意到我，注意到我的胃溃疡发作了，或者注意到我的虚脱。 但所有人都在忙着，忙着处理电脑上的紧急文件，忙着讲电话。毕竟， 现在已经六点四十七分了，这是底层主管们疯狂工作的时间段，他们还 在向合伙人或副总进军的途中，仍然心甘情愿地每天花十四个小时来追 求这样的目标。现在在这辆车上，空气中满是动力，狼子野心和心无旁 骛相辅相成。所以，即使我喘息得喉管都爆裂了，周围的人也不会有兴趣来关注一下……不过，我能肯定，最终会有某个人过来告诉我，这辆 车上禁止吸烟。

　　我更喜欢口服液胃药，不喜欢这一片一片的，因为口服液一喝下去 就能立马见效。五分钟后，轰隆隆的列车停靠在了滨江站旁，我的胃痛 减轻了一些。但我知道，在今天结束之前，我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抓起 胃药瓶。

　　滨江站，科斯地，格林威治，切斯特港，拉伊，哈里森，马马罗内 克，拉切蒙特，新罗谢尔，佩勒姆，弗农山，一百二十五大道，终点是 中央车站。三年过去，这里的交通线路我已经了如指掌，一个细节都没 有错过。比如，我知道，滨江码头总是泊着一艘船身是粉红色，主帆坏 了的游艇；切斯特港的站台上，厕所的一扇门坏了，上面写着 “男洗”， 后面两个字已经脱落；还有一百二十五大道的一个柱子上，涂鸦着颇有深意的一句话：白人不会急得跳脚，但他们肯定会把你搞得一团糟。

　　滨江站，科斯地，格林威治，切斯特港，拉伊，哈里森，马马罗内 克，拉切蒙特，新罗谢尔，佩勒姆，弗农山，一百二十五大道，中央车站。这就是我每天早上的祷告文。就像我那逝去的父亲一样，他从周一到周五早上也反复念诵这样的祷告文，一直持续了三十五年。只不过我  坐的是北方的地铁，他数的是老哈德逊河岸线，那条线一直延伸到韦斯切斯特郡的高档区中心地。

　　他上下班也很方便。他的证券经纪公司在麦迪逊大道和第四十八街交叉处，从中环步行过去，走快一点儿只要十分钟。我十岁那年，学校  放假时，他带我去过一次他的办公室。像个小号的上班族一样，我穿着蓝色的西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把书包挎在身后，充当临时的公文包。我跟着父亲踏上了八点十二分开往市中心的列车。在车上，他把我介绍  给同他一起上班的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似乎只知道对方的姓。比如，“你好，科尔……”“早上好，穆林……”“萨瓦比？是不是这样写的？”  他们逗我玩，问我爸爸我是不是他曾说过的新来的神童经纪人。他们还就当日一些重大事件询问我的意见，比如梅茨今天是否会就明星棒球投  手汤姆 西沃尔进行交易，我是喜欢罗文还是马丁，乔治 罗姆尼是否  能赢得明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如此等等。在父亲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他的秘书，一个举止庄重的女人，名叫穆里尔，有坏牙。我还参观了公  司的会议室、餐厅、高管办公套间，我父亲拥有四套中的一套。那是一个压抑又豪华的空间，大大的红木办公桌，软乎乎的皮质扶手椅，就像  父亲带我去吃饭的 “印度俱乐部”餐厅。餐厅在楼下的金融区，正好与  证券交易所毗邻。那里氛围典雅，有老美国人的感觉：大面积的镶木地  板，浓墨重彩的十九世纪肖像油画，以及那时庄严威武的海军军舰模型画。餐厅里有高高的拱顶，非常正式。侍者都身着笔挺的白色制服，四  周都包围着细纹西服，角质框架的高级眼镜，光可鉴人的黑色皮鞋头，  这就是华尔街的午餐。

　　“有一天你会成为这里的一员。”父亲对我说。我记得自己那时的想  法：虽然从相机的取景器里看世界很有趣，但穿上西装，待在一个大大  的办公室里，每天还能到 “印度俱乐部”这样的餐厅吃饭，那才是长大后真正最好的享受。

　　但八年后，我却发誓再也不会走进 “印度俱乐部”餐厅一步。那 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刚刚在鲍登学院念完大一。暑假，我获得了 一份在一家挺大的相机店做初级销售员的工作，那家店坐落在城西的第 三十三街。父亲对此很是震惊。我不但拒绝了他的提议，即在证券交易 所的第一层作为实习生开始学习债券业务，还居然去了一家商店打工， 每个星期只赚七十美元。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我从家里搬了出去，住 到了一条二等大街的拥挤公寓里。我和一个叫做雪莉的女孩合租，她是 从韦尔斯利郡的斯卡代尔镇逃学出来的，她称自己为 “花边艺术家”。

　　在几周不知所谓的幸福生活期间，我发现父亲打来的电话越来越恼 火，最后发展到不顾一切的状态，他勒令我去跟他吃中饭。当我回答说 “吃饭也解决不了问题”时，他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说如果我在星期四 中午一点不准时出现在 “印度俱乐部”的话，今年秋天我就不要回我那 钟爱的学校去了，因为他不会为我支付学费了。

　　这是真正拉下脸来的谈判，对方是我爸，我别无选择，只好露面。 我甚至还特意换了套西装。一套四十年代的黑帮风格的细条纹西装，在 东村的二手店挑的。雪莉把我及肩长的头发编成了一个马尾辫。

　　“你真丢人，丢我脸！”我一在桌边坐下，父亲就这样对我说。

　　我报以僵硬的微笑。然后开始说起格特鲁德 斯坦那般孩子气的一 些话，即我将如何如何，我会怎样怎样。 

　　“你要回家。”

　　“没门儿。”

　　“我希望今晚六点十分能在中央车站见到你。如果你不在那儿，那你 在鲍登学院大二的九千美元就自己付吧。”

　　我准时去了车站。我回家了。相机店的暑期工继续保留，但每天早 上八点零六分，我必须和父亲踏上那趟列车。鲜艳的衣服脱掉，过肩的 头发剪短到衣领之上。几次周末我都想去见一见雪莉，但不到十四天的时间里，我的床位便被一个名叫特洛伊的家伙给占了，他是一个表演吃  玻璃的行为艺术家。接下来大二、大三的暑假，我便遵照父亲的要求，  在他的证券公司一楼做见习生。

　　我投降了，屈服了，退缩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更为容易的选择，也更为稳妥。我想的是，要是他真的不给我付学费，切断我的经济来源，我能怎么办？继续在相机店工作？开始为成为一个摄影师而努力？也许  吧。但这也意味着放弃我原本享有的更多更大的好处：奥西宁全日制学校的个人课程，昂贵的夏令营活动，网球训练，四年汉普郡的生活，新英格兰优良大学 （比如鲍登学院）的就读机会。

　　当你是一个在诸如东海岸区这样所谓高档的地方长大并受过教育的  人时，你就不会突然把一切都抛弃，跑到西边三十三街去卖尼康相机。  除非你想成为人们口中的绝对失败者，就是那种费尽一切努力也不能得  志的人。

　　得志。大多数美国人爱用的动词。比如，“你已经受到世人所能想象  的最好的教养，现在你得志了。”对于我父亲来说，对于所有和我一起上学的人来说，得志只意味着一件事：挣很多的钱。六位数的钱。这种钱，  你可以通过在公司向上爬或者把自己卖给一个更保险的行业，就能很快  得到。但是，尽管我按照父亲的意愿选择了法律预科班 （摄影课程是附  加条件），我还是不断地告诫自己：只要我一读完大学，经济上不再受他  的把持，我立马就会跟他的 “得志世界”说拜拜。

　　“不要让他能够威胁你。”凯特 布莱梅尔总是这样对我说。

　　凯特 布莱梅尔。当列车驶出哈里森站时，我发现自己正在手中抡着 《名利场》泛光的内页。我迅速浏览了一个偶像派男演员的故事，说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 “精神支柱和明星之路的动力”。接着一眼扫过一个  关于 “有钱人和傻子”的谋杀旧闻，讲一个头脑空空的女继承人成为连  环杀手的事，她在棕榈泉掐死了六个职业网球手。然后我又翻过一页， 

　　凯特就在那上面。

　　这是名人专栏中的一页，凯特的头像占了一大半，安妮 莱博维茨 拍摄的。凯特站在波斯尼亚的战壕前，她身后，几具尸体缀红了一片白 茫茫的世界。像往常一样，她穿着漂亮的迷彩服，戴着阿玛尼可视眼镜， 盯着摄像机镜头，眼神里透着母亲般的决绝。这一页的标题是：

　　真枪实弹的前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凯特布莱梅尔

　　给波斯尼亚带来别样的勇气

　　“成为一个优秀的战地记者，其秘诀是什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的凯特 布莱梅尔自问自答，“两点：博爱，及时躲避。”

　　带点儿新英格兰风格的经典高尚，但也不能受伤。这个穿着防弹衣 的美女，来自罗德岛的新港口，她那轮廓分明的颧骨以及在不定状态下 适用的胆量，让人不得不想到了另一位高贵典雅的凯特，即奥黛丽凯瑟琳 赫本。

　　“她是近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电视台战地记者。”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的最高领导人特德 特纳说，他和妻子简 方达曾两次邀请布莱梅 尔去他们在蒙大拿的牧场度假，但布莱梅尔当时正和一些英俊潇洒的才 子打得火热，比如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播彼得 詹宁斯、法国电影导演吕 克 贝松等，她还得满世界跑新闻热点，根本连正常的休息时间都没有。 她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因为对英国贝尔法斯特市贫困街道的一系列强硬 报道，她还曾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躲避过狙击手的枪击。现在， 因为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波斯尼亚坚定而深入的报道，她斩获了电视节目 的艾美奖。

　　“我的工作就是，面对人类最堕落的行为，承担见证人的责任。”她 在随时可能中断的电话里说道，电话从首都城市萨拉热窝打来。“但对于我来说，在看过太多的屠杀后，最大的挑战就是，你得竭力抵制犬儒主义的倾向。你不能只是远远地观看一场战争，然后去批评，你必须还  得亲自去感受。所以，我总是不断反省自己的换位思考能力，我总确信   自己和波斯尼亚人民一样悲痛欲绝，因为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已惨遭蹂躏……”

　　真他妈的恶心。犹如普利策新闻奖上的狗屁发言。“不断反省自己的  换位思考能力……一样悲痛欲绝？”你别逗了，凯特。

　　她一直以来都擅长自我宣传，总是知道能使自己职业生涯有所提升的关键点所在。我这么说是嫉妒吗？是的，我嫉妒她，一直都是。尤其  是在一九七八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从鲍登学院毕业，搬到了巴黎 （我父亲对此自是大跌眼镜）后。我们计划暂时过一段浪漫的异国生活，我想在那儿成为一个摄影师。虽然父亲拒绝资助我，但由于凯特拥有一笔可  观的信托基金，所以我们还能在玛莱区租上一套舒适的小公寓。

　　也是到那儿不到十四天，她便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当地一家 《新闻  周刊》杂志社打杂。三个月后，她的法语便几乎流利自如了，还开始在  巴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局做制片助理了。八周后的一个晚上，她回  到我们的小屋，宣布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历史。她要和她的老板  一起住，她老板就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局的局长。

　　我傻眼了，惊慌失措。我求她留下，求她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她打好包，第二天早上便走了。和一九七五年的夏天一样，不到两个月，我  便买了一张单程票回美国了。因为我租不起那个公寓，一个人在巴黎也  生存不下去了。我身无分文，找工作也再三被拒之门外。我敲遍了城里  报社和出版机构的大门，但除了卖掉两张咖啡馆的照片给一家小得可怜  的旅游杂志社之外 （卖了一千法郎，无济于事），我根本找不到工作。

　　“这些照片还不错，但它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在看了我送过去的  代表作之后，《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图片编辑如是说。“我也不想这样说但我每周至少要接待六个像你这样跑到这里来的小伙子，都是刚刚从美 国来的，都以为在这儿能靠他们的相机谋生。但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职位 可以提供，竞争是残酷的。”

　　当我回到纽约时，见到的每个图片编辑都跟我说同样的话：你的照 片都不错，但仅仅 “不错”，在纽约是混不下去的。

　　我陷入了低迷期，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不停深陷。凯特闪电似的甩 了我，跟父亲还是没有说话，我最后只好在一个朋友那儿借宿，他在哥 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住在逼仄的曙光之远学生公寓里。我一边拼命地 猎寻在摄影行业重新开始的机会，一边为了生存而兼职打工，在西边第 三十二街的一家威洛比相机店做销售员。不久后，母亲去世了。我内心 开始恐慌。我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希望的人。

　　翻开 《智族》、《时尚先生》、《滚石》这样的杂志，只会一再证明我 是一个失败者，那些闪闪发光的页面上，都是我这个年纪的摄影师的作 品，他们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功人士了。我自己也开始相信，我是永远也 成不了一个摄影师了。我最终只能站在威洛比的柜台后面，成为一个秃 顶的中年店员，沦落到跟顾客扯谎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知道， 阿维顿的3X ，就是从我这儿买的。”

　　恐慌，自会滋生出疯狂。一旦你被恐慌抓住，你就无法平静地正视 自己现有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你会栽倒在四面楚歌当中，你感到 自己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了。你告诉自己必须得马上找到出路，最后， 你做出了决定，大错特错的决定。这决定改变了一切，这决定让你后悔 不迭。

　　得志，得志，得志。现在回顾自己二十几岁时那几个月的焦虑不安， 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再鞭策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对自己 的摄影才能再多一点儿自信呢？至少我应该告诉自己，从取景器里看世 界，是我乐意做的事，也是一门需要花时间去掌握的技巧活儿，我不应该那么冲动地就马上改行，另谋出路。

　　但是，要是你曾被 “得志教育”洗过脑的话，你就会觉得，如果你没有快速地达到自以为应该达到的高度时，那一定是哪里做错了。或者  是认为，真的不要再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了。

　　我就是这种逻辑的牺牲品。我让所谓失败的警钟在自己脑中敲响，再也听不到任何理性的声音。

　　在威洛比工作到第四个月时，父亲突然在一天中午不期而至，我很  是意外。自从母亲死后，我和他的关系就名存实亡了。当他看见我穿着一身销售员的制服 （制服是廉价的蓝色夹克，上面还印着商店的名字）时，他竭力忍住了他的鄙视。

　　“来买相机的？”我问他。

　　“来请你吃饭的。”他说。

　　这次午餐降级到一个小咖啡馆了，位于第六街和第三十二街交叉处。

　　“今天为什么不去 ‘印度俱乐部’了，爸爸？嫌我的夹克制服太丢人？”

　　“你总是自以为是。”他说。

　　“那么，确实是夹克太丢人喽……”

　　“你真的很不待见我，是不是？”他打断我。

　　“那也许是因为你也从未特别待见过我。” 

　　“不要胡说八道……”

　　“这不是胡说，这是事实。”

　　“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我从来就没有讨厌过你……”

　　“但你认为我不成器，典型的不成器。”

　　“如果你很高兴自己现在的状态，那么我也为你高兴。”

　　我认真看着他。“你在撒谎。”我说。

　　他不自然地笑笑。“你说得对，”他说，“我不为你高兴，实际上，我  觉得你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宝贵的时间。但你已经二十三岁了，我不会再跟你说该如何去经营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我不会再有反对的二话。我只是想和你重新建立联系。”

　　沉默。点菜。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某一天，也许是五年后吧，当你在某 一天醒悟过来时，会发现事实上，自己一文不名；当你最终厌倦了穷困 潦倒，想要改变现状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但要是你有一纸文 凭在手，比如像法律学位之类，那你就不仅能过上想要的生活，你还可 以在空闲之余专注于你的摄影爱好。你还能买得起最好的设备，甚至还 能打造一个你自己的暗房……”

　　“别说了。”

　　“好，好，我不会再说了。但你要记住一句话：金钱就是自由。本钱越多，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如果你何时决定了要回学校去，去考取个 法律学位或者MBA 之类，我会给你付学费，生活费也包了。三年的学习 期间，你不用为生计发愁。”

　　“你真能供我再上学？”

　　“不在话下。你知道的。”

　　是的，我是知道，但我还是抗拒着他这个浮士德式出卖灵魂的交 易……至少在一个月之内不会考虑。现在还是八月初，我就已收到四份 从各家报社打回的求职申请 （甚至连缅因州波特兰市的 《新闻先驱报》 的图片编辑，都把我刷了下来，说我需要更多的摄影经验），而且，威 洛比新来的经理不喜欢我整天板着脸，把我从卖尼康和宾得的相机柜 台，降职到了胶卷柜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一个身材高大、棱角分明 的六十岁左右的男子在店里溜达，问我要半打3X 的胶卷。当我要他付款 时，他递过了一张美国运通卡过来，我看到了卡上的名字：理查德 阿 维顿。

　　“那个理查德 阿维顿？”我问道，声音过于大惊小怪。

　　“大概是。”他说，似乎有点烦。

　　“天哪……理查德 阿维顿，”我说，特别留意他的信用卡。“您不知 道，我特别迷你的 ‘德克萨斯流浪汉’系列摄影。真正惊世骇俗的作品。  我还尝试过许多你用的反差技巧—比如说你运用得非常出色的黑白明  暗对照—我最近在时代广场拍了一系列这样的，流浪汉、皮条客、妓女，普通的底层人等。还有，我不想跟阿勃丝一样，赋予他们相同的城  市化背景，但却真是采纳了你的理论：面孔就是风景，把主体从背景中分离了出来。但我想要问您的是……”

　　阿维顿打断了我狂热的长篇大论。

　　“我们就到这儿？”他问。

　　我感觉自己的话被硬生生地截了回去。“对不起。”我低声说道，递  给了他信用卡的签名条。他画上了他的名字，拿起胶卷，转身就走。他  向隔壁柜台一个正在等他的金发长腿美女摇头，一副不胜厌烦的样子。

　　“他在跟你说什么？”我听见她问他。

　　“不过是个没啥希望的相机玩家。”他说。

　　几天过后，我报名参加了一个LSAT_的课程复习班。一月初我参  加了考试，出乎自己意料的是，竟然得了高分，六百九十五分。高得足  以让我可以任选美国三个顶尖的法律学校：纽约大学、伯克利大学和弗  吉尼亚大学。我万分激动了。在遭受美国所有报社的拒绝之后，我终于  感觉到自己又成为赢家了，回到了我本应属于的行列当中。我说服了自  己，我做了正确的选择。特别是从这一刻起，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令  父亲快乐了起来。当我告诉他，我在当年秋季就要到纽约大学读法律系  时，他是那么情不自禁地高兴，送了我一张五千美元的支票，还附了两行  留言：

　　我是如此为你骄傲。

　　牛进栏之前，先溜一圈吧。

　　于是我兑现了支票，辞掉了威洛比的工作，上路了。我开着一辆老 旧的丰田，在西北太平洋边上晃荡了几个月。相机放在副驾驶座上，香 烟一直叼在嘴里，小飞乐队在磁带机里吼声远扬—典型的公路片。在 这个夏日公路片的结尾，我回到了纽约，卖掉了丰田，相机从此束之高 阁，然后开始了法律学习生涯。就在我通过律师考试的第二年，也就是 我在华尔街一家大公司轻松定下来之后，父亲去世了。他在 “印度俱乐 部”吃完一顿声势浩大的午餐后，势不可挡的冠心病也来了。他的主治 医生后来告诉我，从俱乐部保管衣物的女孩手中拿回外套时，他就已经 不行了。倒向地板前，他已经停止了心跳。

　　金钱就是自由，本。的确是的，爸爸。直到轰然倒地那一刻为止， 你才会发现，每天早上自己都在念着同样的祈祷文：滨江站，科斯地， 格林威治，切斯特港，拉伊，哈里森，马马罗内克，拉切蒙特，新罗谢 尔，佩勒姆，弗农山……

　　第一百二十五街到了，一二五街。下一站，中央车站。

　　列车员的声音使我猛然惊醒。我睡着了，一路睡过了郊区。有那么 茫然的几分钟，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自己怎么会上了这辆早班快 车。周围人西装革履，我也穿着西装。一定是搞错了。我一定犯了一个 滔天大错。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该上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