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果集》（一八一六年）和《爱者之贻》（一九一八年，包括《渡口》）是从一八八六到一九一七年间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十六部诗集和三部戏剧中选出，并且大部分由诗人亲自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两部诗歌选集。收入集中的二百二十四首诗歌，主要是一九零零年以后的作品，此前的诗篇入选的寥寥无几。

　　二十世纪到一九一六年是泰戈尔一生中最不平静，精神备受折磨的时期。在家庭生活方面。他连连失去亲人。一九零二年他的妻子去世，一九零三年他的二女儿瑞如卡病故，一九零五年他的父亲逝世，一九零七年他最心爱的小儿子苏敏德拉纳特又传染上霍乱，在五年前母亲去世的同一天离开了人间。在政治及社会活动方面，自从一九零五年泰戈尔退出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以后，他不断地受到批评，他苦心创办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学校又给他在经济上加重了负担。在孟加拉文坛上，他也是被抨击的对象，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篇论文几乎都逃不脱一部分人的围攻。以至发展到一九一二年他的作品开始在西方受到赞赏，他本人又恰在国外的时候，著名的剧作家D．L．罗易竟写了讽刺剧《喜乐的告别》在剧院上演，公开对泰戈尔进行嘲笑和诽谤。虽然一九一一年孟加拉文学学会在加尔各答市政厅为祝贺他五十岁诞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但也不是没有斗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荣誉应当给予更配接受的人。

　　一九一三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当五百名崇拜者从加尔各答乘专车涌到寂乡向他祝贺时，他极为愤懑的发言①又触怒了他的同胞。获奖的热潮消退之后，他又隐约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开始对人类的命运忧心忡忡了。

　　《采果集》是一部侧重宗教抒情歌曲的诗歌选集，主要选自《白鹤集》（Balaka，1916）、《歌曲集》（Gitali，1914）、《歌之花环》（Gitimatya，1914）、《奉献集》（Utsarga，1914）②、《摆渡集》（Khaya，1906）以及为纪念死去的妻子而写的“悼念集”（Smaran，1903）和被誉为“爱国主义教科书”的《故事诗集》（Katha，1900）。

　　泰戈尔的歌曲大多采用民歌曲调。一九零五年，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高潮期间，他所写的许多充满爱国热情的歌曲，都是按流行在孟加拉邦的民歌曲调谱写的，如伴着独弦琴歌唱克旦涅纳和拉塔热恋的抒情曲《巴乌尔》（Baul），和着手鼓铙钹赞颂黑天功绩的节奏强烈的《吉尔丹》（Kitan）以及河上船夫所唱的欢快流畅的《渔歌小调》（Sarigan）。在表现手法上，泰戈尔喜欢采取的是中世纪信奉黑天的维湿奴派虔信诗人的抒情歌曲中接近神秘主义的象征手法。遥远的笛声象征着永恒的爱人黑天向情人拉塔发出的爱的召唤。披着长长的黑发，响着惊恐的脚铃，黑夜里迎着风雨急急奔走着的女人，是拉塔在赴黑天的约会；渴望爱情的新娘，河上的小舟、木筏，只要敞开大门就可以容纳下全世界的小屋；水像乌鸦的眼睛一般黑的深湖，都是心的象征；深夜出海的船夫，小船上的舵手代表命运和死亡。

　　维湿奴派诗人歌唱神，实质上是歌唱生活和人，这种象征手法最适于泰戈尔用来表达他丰富、复杂、难以准确描述的思想感情。当然，在形式方面他也有取舍创新，加上他对梵文文学的深湛造诣，使他的歌曲（抒情诗也同样）既具有民歌的朴素自然，又带着古典诗歌的典雅庄严，象征手法又为之蒙上一层朦胧神秘的色彩，增添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泰戈尔是诗人，同时也是哲学家。在这部选集里（也包括他全部的诗作），如果愿意，每一首诗都可以看作他“梵我一体”，“有限的自我中寓有无限的绝对精神”，“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的宗教哲学理想的注脚，而且他的同胞中也有不少人这样做了。然而，广大的读者注意的却是这些决不脱离生活的宗教颂歌里，以精湛的创作技巧描绘下来的这一段坎坷生活中思想情感的足迹；他对真理（他的神）的执着的追求，他为之奋斗的思想被人误解，嘲笑时的“我独醒”的寂寞之感，他遭到打击、侮辱时的以笑当哭，仿佛获得自由似的欢乐，他为失去亲人而产生的深切悲痛……。更吸引读者并赢得他们的热爱的是他生活史上这一“收获季节”献出的累累硕果——他的诗歌中表现出的从失败中争取胜利，依靠自己的力量赤手空拳建造人间天堂的无限自信，决不“屈从多数，违心地改变初衷”，迎着风暴扬帆，与时代一同前进的战斗精神，对帝国主义贪婪、掠夺的谴责和对祖国母亲孩子般赤诚的依恋，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海毒云中仍怀着“殉准者的鲜血，母亲的眼泪，妻子的守望，会换来天堂”，人类经过血的洗礼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的坚定信念。当然，广大读者也不会忽略闪耀在诗歌里对被压迫的卑贱者无限同情的人道主义的火花。

　　《爱者之贻》和《渡口》主要选自《宗教颂歌》（Dhrman San-git，1917），《白鹤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Gitanjali，1910）和《刹那集》（Kshanika，1900）。

　　正如《采果集》以宗教抒曲诗歌的顶峰《歌之花环》为主一样。《爱者之贻》中选得最多的是公认为最优美的抒情诗集《刹那集》中的作品。《刹那集》是泰戈尔第一次运用孟加拉口语，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恋爱着的青年人而写的诗篇。它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歌唱爱情的悲哀和欢乐，歌唱在生意盎然的大自然中所产生的幸福感。这些诗，语言特別朴素，韵律特别轻快，感情的流露也特别大胆。然而在欢歌中却带有韶华已逝，青春不再（泰戈尔当时已近四十岁）的伤感惆怅的调子。而在《渡口》中却更进一步，已是站在从此岸到彼岸，从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渡口，镇静地等待死亡的日渐逼近。

　　泰戈尔的英译和孟加拉原文出入很大，是他的再创作。在翻译这几部诗集时，虽然查对了原文，但是除了一、两首由于英译意义不太明确，根据原文稍做增删外，其余的基本未加改动。

　　泰戈尔的英译早已有人批评是原诗提纲式的缩写本，是剥去了韵律、节奏的血肉，撕下了华美辞藻的衣衫的一副骨架。然而，泰戈尔毕竟是位大诗人，他的摒弃铅华的“再创作”不仅未失去原作的主旨，还为它增添了另一种清新的魅力。

　　泰戈尔的英译诗选，既不注明写作年代，又不说出选自哪一部诗集。这给只能依靠英译来欣赏或研究的读者和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这在西方早已引起了批评，我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按英译出版的先后来划分泰戈尔的创作阶段，论述他的思想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要把选集中的二百余首诗注出写作年代，选自哪些诗集，确实是既需要时间又颇费精力的事。除了四十年前在寂乡朝夕听惯了的晨祷和晚祈的歌曲仍依稀在耳，和至今仍能背诵的一些名作可以很容易地注明出处外，大部分都要费力查找。原文诗集后面虽附有索引，但都是每首的第一行，而泰戈尔的译文却从长诗或短歌里选出几句再增添改写，困难就更大了。因为手边除了一部残缺的二十六卷《泰戈尔作品集》和一部泰戈尔自己编的《诗选》（一九三一）外，单行本不多，所以有些诗未能注明出处，有些诗原文未注明写作年代，但从诗集出版的日期也可断定写作年代，不至于有太大出入。希望这一费时费力的工作的成果能对读者和研究者多少有所帮助。《吉檀迦利》译者序

　　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于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

　　印度人说他是诞生在歌鸟之巢中的孩子，他的戏剧、小说、散文……都散发着浓郁的诗歌的气味。他的人民热爱他所写的自然而真挚的诗歌。当农夫、渔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在田间、海上或其他劳动的地方，和着自己的劳动节奏，唱着泰戈尔的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欢乐和忧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词是哪一位诗人写的。

　　我最初选择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后来我才知道《吉檀迦利》也是他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从这本诗里，我游历了他的美丽富饶的国土，认识了他的坚韧温柔的妇女，接触了他的天真活泼的儿童。1953年以后，我多次到印度去，有机会看到了他所描写的一切，我彻底地承认泰戈尔是属于印度人民的。

　　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界。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没有学过富于音乐性的孟加拉语。我翻译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虽然这两本诗的英文，也是泰戈尔的手笔——我纵然尽上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传达出这些诗中的一点诗情和哲理，至于原文的音乐性就根本无从得到了。

　　我是那样地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但是，“室迩人远”，我从来没有拜见过他本人。1924年泰戈尔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Anything left）？”他愀然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了（Nothing but my heart.）”。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动我心的话，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啊！

　　现在是清晨八点钟，我案边窗台上花瓶里的玫瑰花，正不时地以沁人的香气来萦绕我的笔端。我相信，在这个时刻，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尔诗作序，是最相宜的。

　　冰 心

　　1981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