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仁堂供奉御药，责任高危，不堪重负

　　1.雍正元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宫廷御药，雍正朱批予领药银，每年高达数万两

　　文献记载：同仁堂创办之后，因所售药品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名声远高于其他药铺。仅十余年，同仁堂在皇亲国戚，社会高层中名声显著，北京不仅达官显贵要吃同仁堂的药，甚至普通小康人家也都吃同仁堂的药。渐渐地，同仁堂良好的声誉传入了宫廷。康熙帝早对同仁堂有很好的印象，因为康熙曾两次被太医院的乐姓医官治愈，所以对乐姓同仁堂有所考虑。及至雍正即位，雍正帝正式钦定同仁堂来供奉御药房的药料（制药原料），供奉宫内所需的多种药材、饮片。

　　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同仁堂接到供奉御药房的官差（不仅是制药原料，还包括各类药品），同仁堂开始承办官药，一直延续到宣统爱新觉罗?溥仪（末代皇帝）时清室被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推翻为止，同仁堂独办官药凡188年，从未间断供奉御药的差使。据说，雍正帝的得力宠臣田文镜（历任山西布政使、河南巡抚）因治理黄河之事，操劳过度，雍正得知后送去同仁堂的愈风宁心丸，服后不久即痊愈回任。

　　令人不解的是，雍正皇帝虽然博学，却笃信“炼丹术”。他认为炼制金丹，长年服用可以长生不老。他自己炼丹，炼出金光灿烂的丹粒（肯定含有铅与汞等毒素）自己服用，整日沉迷于返老还童的梦想中，其结果是这些金丹令皇帝多次中毒。为了解毒，只有靠同仁堂的药物来救急，在急救方面同仁堂的药起了很大的作用。假如雍正不迷信所谓的金丹，自爱自保身体健康，他还会继续在位很多年。

　　因此由雍正年起，同仁堂总揽药业中的官药。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供奉御药房差事开始的一段时间，虽然供奉御药使同仁堂赚足了名誉；但是在经济方面的效益却微乎其微，甚至是入不敷出。至于供奉御药所担的政治风险，就更大到无需细说的地步。

　　文献记载

　　同仁堂因经济效益过低，宫廷诸般限制，资金周转困难，同仁堂铺东乐礼遂设法上奏皇帝申明困境。另外又通过宠臣和硕及亲王爱新觉罗?弘昼上奏雍正皇帝。雍正帝曾因此批准同仁堂领官银四万两，用以筹备供奉药品。

　　乾隆九年，同仁堂上奏请准增加药价三分之一，而后获准。此外，又准同仁堂每年可提前予领官银三千两。乾隆十三年，有记载云：“恳借银两，以助购药，蒙获恩准。”但是皇帝却加上更苛刻的内容：“经此次调剂后，每遇传用的药味如稍迟延，或药味不佳，定行回堂将该药商拿究治罪，不稍宽贷。”乐礼所面临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好像随时有一把准备好的利剑将刺入身躯，压力比以前大得多。

　　2.同仁堂受嫉遭陷害，高压之下无法供奉御药，宫廷出现供药危机

　　清朝宫廷对民间的工商业表现出统治者高傲骄横的皇权思想，认为皇权可以为所欲为。

　　传闻故事

　　凡事开头难，外界不知同仁堂供奉御药的难言之隐，总以为同仁堂效益极大，油水丰厚，因而横遭妒忌。特别是宫廷中的官吏和太监更是垂涎三尺，想方设法寻找同仁堂的疏忽之处，以便加罪，乘机渔利。可是同仁堂一贯小心翼翼，在各方面打点周到，很难让人抓到把柄。但终归是夜长梦多。俗语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据说在雍正年间，皇家兄弟争抢皇位，相互陷害，硬说是吃了同仁堂拿来的错药，故严刑问罪于药铺掌门人。同仁堂的人被告上衙门，同仁堂花大钱上下活动，终没奏效。在宫廷高压之下，同仁堂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乐家继承人因惊吓过度，神志不清，一病不起，经济因亏空过多，无法供奉宫廷御药。至于具体迫害之事祖辈从未公开说过，只是告诉后人不必打听。其结果是同仁堂一度被迫典出（见第六章）。

　　乾隆十九年，乐礼公之张夫人的一纸呈文，谈到：

　　“身夫乐礼，原承先业开设同仁堂药铺，承办官药有年，缘身夫在日所欠官项债复颇多，以致铺务难支，具呈告退官药，蒙皇恩准着都院出示招商，并无承办之人……上年四月忽被天灾，铺中尽毁，长子继亡，将家产入宫归偿资生库。一门孤寡（尚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毙。复蒙天恩垂怜，将所焚铺基并堆房残货，仍赏身养活孤孀，复令提督出示招商接办……官药客账私债准着十年后带销。今虽有商人接办……”

　　清廷面临宫内无药可供的局面，这本是咎由自取，自食其果的事。于是清廷考虑从京城其他的药店进药；但是内宫众人只认同仁堂一家的药，拒不接受别家的药。于是皇帝只好派人仔细调查此事的缘由始末，最终发现确实宫内有人陷害同仁堂。因为断药，使得皇帝最宠爱的子女和妃嫔们也当面表示出了不满。对此，迫使皇帝在一片抱怨声中重新考虑对同仁堂的政策和态度。

　　清廷问罪同仁堂纯系冤案，有两件事可资旁证。第一件事是王室贵族的女儿后来下嫁给乐家“老三房”乐毓秀。这事足以证明清朝宫廷内部从来不认为乐家有过罪名，否则贵族是不会下嫁有过大错的汉民门庭的。第二件事是同仁堂始终保有出入宫廷的“腰牌”（当时进出皇宫的通行证，图5-1），依然准许随时进入内廷，这证明同仁堂始终被认为非常可靠，从来没有犯大错。

　　3.宫廷接受教训，对同仁堂态度大逆转，开始扶持同仁堂

　　这次的教训，使宫廷彻底明白：要想使同仁堂准时供奉御药，采用威吓的高压政策是行不通的；宫廷要想及时吃到好药，必须对同仁堂的命运加以维护。要严格控制宫中别有用心之人，禁止无事生非，制造冤案，从中牟利。于是宫廷公开明确对同仁堂要实施优惠保护政策，皇家的态度从此开始大逆转——尽量给同仁堂创造各种方便条件，以便使同仁堂及时供奉好药。同仁堂因而绝处逢生，转危为安，受到多方保护，同仁堂不仅逐步恢复到原有水平，而且药品的质量比原来更好，供药更及时。

　　史料记载

　　史料查到《同治四年四月三十日御药房公文》中有关于宫廷特批向同仁堂掌柜发放进宫“腰牌”等事的文字记录。

　　清朝宫廷对御药房曾制定过许多十分严格的规定。首先，供药的药商必须经人担保具结，经批准后，才准许承办。此外，必须有专人司职管理官药，供奉御药房。皇室破例发给同仁堂“腰牌”，使同仁堂的人在必要之时即可顺利通过端门、午门，直达内廷。这是宫廷为了保证同仁堂及时供药所采取的特殊优待政策——批给一家民间药铺难得的特权。

　　供奉御药是一项艰难而又担风险的差事，并且必须具备充足的资金周转能力。例如皇帝每次巡幸外出都要准备大批药品，药品种类繁多，绝非一般药铺所能及的。

　　乾隆四十八年，皇帝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秋弥，令同仁堂准备大量药品，计有：

　　贵重细料和药面共7种：牛黄、麝香、冰片、朱砂、雄黄、犀角粉、白及粉。

　　常用地道药材27种：茯苓、苏叶、陈皮、半夏、桔梗、甘草、赤苓、厚朴、黄芪、羌活、当归、独活、白芍、枳壳、菊花、枳实、柴胡、花粉、川芎、前胡、川连、金银花、薄荷、白蒺藜、滑石、木瓜、牛膝。

　　中成药34种：仙药茶、藿香正气丸、宣化丸、参苏理肺丸、五福化毒丹、清肺抑火丸、理中丸、败毒丸、寸金丹、上清丸、搜风顺气丸、养胃丸、虎骨木瓜丸、枳术丸、健步虎潜丸、天麻丸、知柏地黄丸、大补丸、六味地黄丸、宁嗽丸、麦味地黄丸、胜金丹、桂附地黄丸、归脾丸、补中益气丸、化痰丸、加味保和丸、益母丸、大健脾丸、资生丸、黄玉膏、胃苓丸、四红丹、太平丸。

　　供应药量之大，垫资之多是一般药铺很难承受得起的。

　　又如，清末的光绪帝在位34年，一直身体虚弱，多次不通过太医院，直接向同仁堂订药，同仁堂为光绪供药共两百多批次。为此，同仁堂要垫付大笔资金，再加上平时的日常供奉，其周转资金的积累数额相当巨大。从御药房发给同仁堂的“传票”上看，每次传取的药物少则数十种，多则数百种。同仁堂供奉的成药有些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作为标本。据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御药房配制丸散膏丹等药，所用的全部药材都是从同仁堂专取的地道、洁净药材。

　　通常情况下，同仁堂每3个月进药1次，每次进药数量多且有详细记录。通常每次百余种，重量达百余斤。

　　清宫之内除御药房外还有“寿药房”，属于次级药房，有时寿药房人手不足，还要从同仁堂临时借用。如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谦和传慈禧太后懿旨，命同仁堂8名制药匠役，每4人为一班在寿药房听差，一天一轮换。

　　再回到雍正年间，当同仁堂开始接手供奉御药时，便立即感到压力巨大且难以支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仁堂尝试了种种解决的方法和渠道，最后经由内务府大臣隆科多上奏给当时的雍正皇帝。奏文如下：

　　理藩院尚书间内务府总管大臣隆科多谨奏，为同仁堂供奉御药事。

　　查同仁堂药铺供奉御药，每三月进奉一批，药银约合五六千两。倘有急需，还要不时进奉。按目前规定，先进药后支银，因而药银该铺总需半年以后才能拿到，以致影响购买药材。念该铺自供奉御药以来，一贯坚持进奉拣选上等纯地道药材，且随传随送，从不误事，信誉良好。我皇上可否御准该药铺予领官银，每年以四万两计。

　　奴才隆科多叩禀

　　雍正皇帝阅毕，立即朱批：

　　同仁堂诚信可嘉，依所奏。

　　同仁堂得到此项批准后，资金周转大为灵活，宫廷用药和民间用药双管齐下，经济与政治财势两全，经营大为自如。

　　及至乾隆年间，国库充裕。由于宫廷用药很重要，而每年几万两的药银，这对乾隆时期充裕的国库来说根本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