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同仁堂苦渡难关，险里余生

　　1.宫廷依赖优质药品，优质药品也仰仗宫廷，形成相互依存局面

　　同仁堂一贯坚持执行“拣选上等纯地道药材”的方针供奉宫药，且随要随到，从无耽搁，故深得皇帝的信任。可以说，清室宫廷的医疗保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同仁堂供奉的优质药品，与此同时，同仁堂药的质量的“可靠性”也依赖皇室的支撑。经验证明，宫廷高压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双方必须互相支持，相互依存，才是双赢长久之计。因此，同仁堂得以连续维持下来达300余年之久，宫廷也因此长期得到优质药品的供应。

　　宫内一贯传取同仁堂药品，表明了清宫对同仁堂的信任和青睐。

　　道光十六年，为确保皇家大量用药的周转资金，同仁堂铺东乐清安（乐平泉别号清安）、管事张大镛奏请予借官银，开始的批复是“碍难准行”。后来因考虑到会因此妨碍御药的及时供应，内务府对同仁堂经“详加访查”后，发现同仁堂确实“资金不足垫交”，“若不量为调剂，恐滋贻误”。皇帝为保证御药的供应，令同仁堂由广储司银库暂领银一千两，两季扣清。不过同仁堂还可以在“归款后方准再行暂领”。此外，告示诸药商不可“以官银抵还私债，贻误官差，致于坐办”，严防“藐法之徒，无稽之辈，借栗私债，以致骚扰”云云。道光年间开始准许进奉御药按比例照市价计算，这种由皇上亲自下令，支持保护私营中药铺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极为罕见之特例。有时候清宫一次拨给同仁堂的经费，就够同仁堂用上好几年。

　　道光十七年以后，皇廷多次恩准同仁堂调整药价，允许“按市价核算”，使同仁堂避免受到内廷的种种干预和拖累，保证同仁堂进奉御药的利润。根据家叔乐松生的回忆，自光绪元年起，皇家连续拖欠了同仁堂一大笔债款：

　　计自光绪元年起至一九一二年止，年例四季奏销款，以及自光绪二十八年慈禧回銮后起至一九一二年止，垫办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和颐和园药价，除已领外，共欠领药价实银十八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两五钱七分二厘和制钱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三十四吊二百文。

　　皇家拖欠乐家垫款数额巨大，近乎20万两白银，同仁堂理应停止供药等待还款，但乐家考虑到皇廷多次恩准同仁堂调整药价，以及皇上多次亲自下令保护同仁堂权益，如果以停止供药相威胁，在感情上似乎不够仗义。于是乐家邀请各房以及亲朋好友商议对策，结果大家都同意做出慷慨大度的姿态，明确地告诉皇帝，虽然皇室欠同仁堂的药款数额巨大，但是皇恩更大，至此将药款一笔勾销，以报前日皇恩。不过同仁堂在社会上的几桩欠款官司还要请皇室出面免去欠债，这使同仁堂从中受益更多。皇家不得不批准同仁堂拥有更大的特权，特许同仁堂突显官商一体“红顶商人”的身份，以其金字招牌的号召力操控中国药业市场。

　　这个“放长线”讨价还价的交易策略很快得到皇上的认可。同仁堂和皇室的如此关系，不仅没有使二者因此疏远，反而更加紧密，经济上的损失并不多，避免了“小不忍，乱大谋”的消极作用。

　　2.京都同仁堂名声远扬，享誉海外

　　同仁堂制作的多种良药，不仅社会口碑广为流传，更屡屡见于书卷中。

　　书籍刊载

　　清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在杨静亭所著的《都门汇纂》一书中写道：“兹集所载字号皆系一二百年老铺，货真价实”，注明乐家老药铺“同仁堂在大栅栏路南”。

　　在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李虹若所著的《朝市丛载》中提到同仁堂虎骨酒药力出众，在“前门外大栅栏路南”有售。

　　史料记载

　　更为典型的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也就是同仁堂创办后的115年，太平洋中的琉球王国医药专家吴继志为写作医著《质问本草》一书，收集了太平洋中的各种草药160种，以图片、标本以及实物的形式携来中国，欲与中国各地草药专家研讨，其中北京同仁堂被列为研讨对象名单前列。

　　点名请教的有同仁堂的周之良、邓履仁、吴美山。现存有此三人书面回答吴继志的来问，原文如下：

　　启者：贵国所产草本、木本共五十品，红、金二位相公带到本堂请求校正。弟等较之，十有四品，《本草纲目》有之，二本堂有之，常系所见，故记其名可用等事，以便鉴见，如其制法见于《纲目》等书。余下草本不能相对。内二件有名不入药，更问人详焉。

　　红讳之诚

　　金讳文和

　　二位相公清鉴

　　周之良

　　京都同仁堂邓履仁同具

　　吴美山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二月上旬

　　同仁堂活跃在国际药业间这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