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铁路国有引发的反弹

　　清政府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本意或许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国进民退的政策从绅商的立场进行解读，就是一个近乎无耻的政策选择，是政府自食其言，剥夺了民间资本的权利。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在北京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汇丰、德华、东方汇理、花旗）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约定所需600万英镑由四国银行团分担，期限40年，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作为抵押。

　　各省自主筹资修建的铁路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资金毕竟都来自民间，因此在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如何处置这一部分民间资本，也就是怎样保证这部分资本不受到过大伤害，成为各省绅民是否愿意接受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关键。因为他们毕竟为那些将要收归国有的铁路干线花了钱，这部分当然不能白花。

　　然而盛宣怀的方案是，尽管由政府向外国借来了足够的建设资金，但这些资金并不准备用来偿还各省已经支付出去的款项。6月1日，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名致电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由政府一律换发为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假如川人不答应这个条件，一定要求政府发还现款，那么必须由政府另行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将以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作为抵押。也就是说，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了，但国家并不给先前川汉铁路股东退款保本，而只允许换发铁路股票。政府不但收回了路权，而且强行夺去了川汉铁路股东的款项。

　　王人文看到盛宣怀、端方的这个电报非常吃惊，他知道这个政策一旦公布，必将天下哗然，举国骚乱。于是他将这封电报扣压，希望清政府能够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处理。然而，盛宣怀、端方和清廷最高统治者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忍耐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并一再催促各铁路公司尽快清理账目，准备交接。各省绅商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与政府决裂。清政府自以为聪明绝伦的国进民退方案，终于将自己逼上了绝境。

　　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酝酿时，各地民众在民族资产阶级即当时的中产阶级影响下，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表达了不满情绪，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先站出来反对。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号，上下串联，全省沸腾，舆论哗然，大家虽然弄不清楚清政府政策的真实用意，但总感觉这项政策是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当民权意识、私有财产意识刚刚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将先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的基础建设收归国有，这显然是政府与民争利，这当然会引起有产阶层的反对。

　　其实，这些传言都无法得到证实，人们知道的只是传言，并不是政策的真相或全部。人们不需要真相，不需要全部，只需要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有的传单散布消息说政府之所以要将各地集资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受到了外国政府的蛊惑，以为将这些铁路的权利卖给外国政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根据这些猜想与传言，正直的人们日益感到亡国在即，列强瓜分中国真的是加快了步伐，十年前被义和拳兄弟抵挡住的危险今天又一次降临在中国。中国人除了反抗，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还有传言说，盛宣怀拿了外国人的好处，刻意将国家和朝廷的许多利益转让给外国人。他们言之凿凿地说，盛宣怀要将各种资本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只是其阴谋的第一步，盛宣怀的下一步，是打算将烟酒新税以及钱粮厘金等，一概典押，权授外人，一律交给外国人去管理，去生息。

　　这些传言越传越厉害，谁也不知道真相如何，好像也没有谁愿意去弄清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传言，大家需要的只是一种精神，一种情绪，一种发泄的通道。

　　1911年5月14日，湖南各团体组织上万人召开大会，一致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维持原议，继续执行过去宣布的铁路商办政策，不得侵害商民在铁路修筑方面的权益。集会议定保路办法十五条，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将这些条件上报朝廷，呼吁朝廷要爱民如子，充分考虑他们的要求，维护商民的基本权益。他们甚至扬言，假如朝廷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不能满足他们的条件，那么他们就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组织罢市、罢课，抗税抗捐。假如朝廷或盛宣怀胆敢违背民意，执意剥夺商民权益，执意将路权转让给外国人，那么这些外国人或督办胆敢到湖南强行修筑铁路，他们这些血性的湖南人决不会束手就擒，听凭宰割。他们一定会动员全省人民奋力抵抗，无论酿成怎样的血案，无论死掉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湖南各界在省城的集会极大影响了周边地区的民众，特别是那些筑路工人。这些筑路工人在两天后相继进城示威，反对清政府卖国卖路。他们坚定地表示，如果湖南巡抚没有办法请朝廷收回成命，那么他们一定会动员全省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至于全省的粮饷、租税，当然更不会去交纳。大家横竖是一条死路，大家拿这条性命与清政府拼一场，看清政府真的能把我们湖南的老百姓斩尽杀绝？

　　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其实都是在支持那些绅商，或者这些政治抗议的策动者就是这些绅商。湖南的绅商自近代以来一直具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他们一直左右着湖南政治的走向，借助于民意，深刻影响着官府的决策。这一次，湖南绅商依然故伎重演，他们以铁路公司、諮议局的名义领导民众进行抗争，反过来又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施压。他们请求湖南巡抚杨文鼎遵从民意，无论如何请求朝廷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明降谕旨，收回成命，遵守先前所发布的政策，遵守先前与各地商民约定的办法，不与民争利，让各地商民继续进行铁路修筑，一切按照原来的规定进行。

　　民情激愤引起了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的恻隐之心迫使他硬着头皮请求朝廷考虑能不能对政策有所调整，至少不要使对立的情绪继续激化。至于路权归属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杨文鼎请求朝廷不妨从长计议。

　　应该说，杨文鼎等一线官僚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朝廷这个时候宣布暂停这项改革，或者像后来被逼无奈所宣布的那样，罢黜这项不得人心的政策的制订者盛宣怀的官职，将一切责任推给盛宣怀，那么朝廷的威望仍将一如既往，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然而，朝廷或许是想即将君主立宪了，中国的政治已经大踏步前进了，因而遇到这样的事情也就不愿让步了。朝廷对杨文鼎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反过来要求杨文鼎严行禁止，剀切晓谕，不准刊发传单进行串联，不准聚众演说进行煽动，倘若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惑，扰乱治安，意在作乱，就应该按照惩治乱党的办法，格杀勿论，将一切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朝廷的强硬姿态当然吓不倒拥有群众基础的湖南绅商，而且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的这个政策不论有多少理由，但对于那些老老实实筹资建设本地铁路的绅商来说，真的有点儿不公正，确实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在利益受损的情形下，他们当然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决不会被口头的恐吓所震慑。5月24日，正在北京的谭延闿等湖南官绅向都察院递交了一份抗议书，揭露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其实只是邮传部那几个人假借外国人的力量营私。他们请求朝廷阻止这一政策的继续执行。

　　对于湖南各界的请求，朝廷不管不问，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将湖南民众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逼到了绝境。没有缓和的余地，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一鼓作气往前冲。6月初，湖南民众的情绪几近失控，省諮议局全体议员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湖南新政当局一方面勉力维持着局面，调配大批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昼夜不绝，防范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按照朝廷的指示强力镇压，禁止开会，取缔印刷传单的各种商店，禁止散发一切传单。

　　湖北绅商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同样不满。当湖北各界获悉清政府可能会出台这项政策时，就推举諮议局议长汤化龙代表湖北商民赴京请愿。4月26日，湖北諮议局召集民众数千人举行欢送大会，詹大悲等人在演讲中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比喻为卖国政策，是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地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宣布后，湖北省諮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于5月14日联名致电朝廷表示抗议，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将湖北境内的铁路继续按照原来的政策交给湖北绅民自己办理。他们坚定地重申，如果朝廷不能改变这个新政策，那么有九头鸟之称的湖北人民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第一步就是抗捐抗税，朝廷再也不要想从湖北收取一点税金。5月24日，湖北民众代表向都察院请愿，要求朝廷严厉惩处盛宣怀的欺君之罪。

　　严重抗议并没有使朝廷醒悟，于是湖北年初刚刚创刊的《大江报》适时发表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文章，以为国危如是，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然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否则中国可以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黄侃强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沉痛巨创，使至于绝地，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所以黄侃的结论是，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爱国志士、救国健儿，都不应该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出而报国。很显然，黄侃由铁路国有政策引申到政治变革，甚至对清廷自以为顺利的君主立宪变革提出了质疑。

　　与黄侃思路相近，何海鸣也在《大江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认为要想打破目前的僵局，最重要的是打破稳定的幻想，中国只有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大乱，才能重构一个理想的和平机制。湖北人对铁路国有化的反对，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信息，并不是就事论事谈政策，而是期待从根本上解决。

　　广东的情况与两湖稍有不同，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主要为华侨的投资，投资的效益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更是痛心疾首，愤怒万分，以为清政府简直就是在卖国。所谓铁路国有，其实就是要将铁路交给各国所有。路亡国亡，朝廷如果真的将全国的铁路干线统统收回，交给各国，大清国也就走到头了，所以粤人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朝廷的这个混账要求，即便拼命也不能就这样将自己的路权交出去。

　　6月6日，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到会的一千多名股东强烈抗议朝廷强占粤路的政治决定，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抗议声明，表示清政府如果执意撕毁过去的协议，破坏商办之局，派人强占，那么他们势必起来誓死抗争，路亡国亡，在所不惜。为了持久反对清政府的政策，粤汉铁路公司决定设立争路机关部，专门从事宣传，号召民众起来一致抗议，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想尽一切办法维护铁路商办的权利。

　　粤汉铁路的资本主要来自海外华侨，那既是他们的辛苦钱，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现在一个政策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利，侵害他们的利益，确实伤透了这些华侨的心。海外华侨纷纷致电粤汉铁路公司，表示声援，坚定支持粤汉铁路公司，誓死不从，认为铁路国有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自己修筑、自己管理。现在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集款项自己修筑，更没有能力自己管理，就这样悍然要求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转让给列强，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他们强调，政府向外借债，绝非国有，只是名义上的国有，其实是各国所有。这些宣示虽然与清政府政策本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华侨的宣示更容易激励人心，激起民众爱国护路的情绪。

　　股东大会的第二天（6月7日），粤汉铁路公司致电川汉铁路公司沟通情况，进行串联，指责朝廷铁路国有化失信天下，请求川汉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并就相关事宜多沟通多协商，彼此唇齿，务恳协力。

　　四川的反应较两湖、广东是迟了点，但四川的反抗情绪就像四川人一样，一旦惹毛了，却更为激烈，特别是因为哥老会的深度介入，因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川汉铁路公司最初是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年初。稍后因为四川绅民一再呼吁争取商办，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吸纳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了两年，完成公司化改造，1907年成为纯粹的商办公司。然而，公司改为纯粹的商办之后，其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四川省内的铁路如何修建，走向如何，先修哪儿后修哪儿，公司内部都吵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直至1909年年底，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方才勉强开工，但始终进展缓慢，至辛亥革命爆发，这条铁路修筑不过三十多里。

　　更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非常混乱。对于筹集到的资金，由于一直没有充分开工，成为闲置资金，于是使公司高层有机会挪用路款达三百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没有生到利息，反而将本金损失达两百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各种损耗、各种开销，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已经花费、损耗了近一半。因此，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这项措施，对于川汉铁路公司高管来说，或许正求之不得，条件当然是清政府必须像对待其他省份铁路公司一样，收回路权，支付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换言之，川汉铁路公司其实并不真的反对清政府收回路权，只要能够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所以，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化政策后，四川大致平静，并没有立即引发两湖、广东那样的混乱。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的第三天，即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朝廷发来的正式文件，他立即找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商谈解决方案。谈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共识，彭芬等公司管理层遂前往省諮议局，找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量，寻找解决办法。那时，民主理念、公司理念已经成型，商量的结果也就是尽早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以合法程序寻求解决办法。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筹备仓促，出席会议的股东并不太多，但在成都的省諮议局议员却全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对朝廷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并没有坚决反对，经过讨论只是要求朝廷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一定要将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在上海钱庄倒账等亏损部分还上，他们的要求是偿还六成现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现金七百多万和公司陆续收到的股款，一律交给此次特别会议支配。显而易见，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股东及諮议局议员对于铁路国有化政策有点儿乐观其成，甚至认为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将这个路权交出去，由朝廷去办，未尝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总比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老拿在手里要好得多。

　　四川官绅的乐观情绪只是单方面的，前提是清政府要将他们已经花费的、亏损的都要补上。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谈判对手是盛宣怀。盛宣怀算得上当时中国最聪明也最精明的人，四川人想到的问题盛宣怀都想到了，四川人没有想到的盛宣怀也想到了。四川人想从盛宣怀那里获取额外好处，一点门都没有。盛宣怀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四川人的要求，而且光明正大，理由充足。

　　5月31日，盛宣怀给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等发了一份电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川汉铁路等问题。他说，朝廷之所以毅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固然有着统一路权的意思，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是借此舒缓各地人民的痛苦。当初四川铁路刚刚创办时，该省官绅定有按租抽股之议，名为商办，其实依然是对四川百姓巧取豪夺。至今数年之久，该路迄未告成，去年且有倒亏巨款的事情发生，其中弊窦不一而足，贻累闾阎者不少，为害百姓者至多，甚至可以说对四川铁路建设毫无裨益而且为害至巨。基于这样的判断，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还能从盛宣怀那里弥补自己的挪用、失误导致的亏欠吗？

　　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和省諮议局越来越感到依靠盛宣怀不靠谱。既然从你盛宣怀那里得不到好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与你配合呢？即便是为了洗刷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号召股东和民众与你盛宣怀对抗一下呢？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仅仅从事理、情理、法理说，朝廷和盛宣怀铁路干线国有化的决策是对的，是及时的，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反而向预想效果相反的方面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