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这样做，喜欢这群人。但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下的同志友爱。

　　我喜欢的就是集会的非法形式。或者可以说，这种非法形式让我身心舒畅。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它们让我觉得高深莫测，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难以理解。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词语叫做“湮没于世”，似乎是形容人世间的可怜虫、失败者或无良人士的。我却觉得，自己打出生起就已经湮没于世，所以每每遇到被众人指责的同类之人，我就不由分说地温柔相待。这样的“温柔”，就连我自己都如痴如醉。

　　还有一个词叫做“犯罪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似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我进行着凄寂的游戏，这俨然成为我的生存姿态。此外，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这个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成长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日益严重，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犹如置身于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这伤口，却与我日渐亲密，比我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私语。

　　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气氛自有一种奇妙的安全感，令我心旷神怡。换言之，比起地下运动的目的，地下运动本身更吸引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后，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活动。他还开了个拙劣的玩笑说：“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应该仔细观察一下消费关系。”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着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们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会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朝气蓬勃”。因此，研究会认为我是大有前途的“好同志”，源源不断地透露给我大量机密，甚至委托我办很多要事。

　　而事实上，我也从不推辞，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些从事读书会运动的同志总是如临大敌般紧张兮兮，甚至拙劣地模仿侦探小说中的方法，高度戒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总是无聊透顶，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以我当时的心情来说，即使因为入党被抓，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也决不后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现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时常外出，或是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却连着三四天都见不到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出去租间房子住。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时，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有种种缘由吧，他似乎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处院落归隐，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而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就这样，这栋别墅很快就转售给了他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

　　很快，我的生活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我两三天就会将它们挥霍一空。但家里总会备有香烟、酒、乳酪、水果等，还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相关用品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账。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月固定数额的汇款支撑，我真是浑然不知所措。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被我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发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虚构的搞笑之事。我认为，要想请别人帮忙，以先讨人欢心为上策）。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手头依然拮据。

　　我缺乏在无亲无故的出租房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公寓房间里，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为地下运动提供支援，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都荒废了。

　　升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一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殉情，这件事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丝毫没有用功学习，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得要领。所以，虽然经常缺席，却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通报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于是由大哥代笔，给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以至于我再也不能以半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了。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并不锋利的刀子），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事宜。

　　我真想喝了酒好好地睡一觉，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了）那儿不停地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病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却变得骑虎难下。我弄得手忙脚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