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饱含忧伤的微笑表情，说道：“其实，我也这么想的。”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作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

　　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无论如何也不肯离开，为了让她满意地走开，我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大概是大家为进行地下活动秘密租借的一座大楼。在一间看似办公室的狭小的西式房间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

　　“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我都不得不每天与她们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无须再借助掘木的向导，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

　　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与他人一本正经地寒暄。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抑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馆里被一大群醉鬼女招待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日元，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馆里。

　　我笑着对女招待说：“我身上只有十日元，能不能喝点什么？”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了酒。因为对这个女招待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抑郁寡欢，一言不发地喝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喜欢喝酒吗？那我陪你一起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已经记不清了。我连和我一起殉情的女人的名字都记不清楚，真是惭愧)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某条街上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冥思若想后，我不禁苦笑：原来是像那寿司摊的老板。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①[7]一位木匠家的二楼租住。在她二楼的房间，我毫不掩饰自己忧郁的内心。我就像牙疼一样，一边用一只手拖着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围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大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一个有夫之妇，原本和丈夫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有从事正经的职业。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我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我全当那些话是耳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