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因为留恋渐行渐远的八十年代，留恋他们和意识形态的蜜月期，对刚刚兴起的所谓市场经济和与之相连的陌生的大众文化潮流忧心忡忡，感慨“道德理想主义”失落，呼吁重建“人文精神”，他们虽然意识到即将到来一个文化新时代，但即使已开始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也不会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冠以“大众”之名崛起的新的文化时代不仅迥异于八十年代，也将迥异于绵延数千年而大致不变的悠久传统。“精英”们几乎一夜之间从前沿退缩到幕后，尽管他们仍不时发出不肯认输的声音，但由于自我定位和文化生产体制之陈旧，“大众”并不太在乎他们的存亡。他们要么满足于在高校、研究机构或政府咨询部门享受体制的保护，要么公开或悄然走向大众，总之都要彻底改变他们念兹在兹的传统的文化身份与操作模式，投身一向为自己所鄙夷的大众文化，而不再计较自己是插科打诨的清客还是颐指气使的设计者与评判人。然而，气类不同，装也装不出，比起和大众文化血肉相连的文化新生代，昔日的“文化精英”们尽管既有体制的养护，又有市场的好处，却仍然难以消除内在的不适。他们对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文化新生代做出怎样的评判已并不重要，历史的天平显然倾向于后者。

　　安妮宝贝是世纪之交涌现的文化新生代的佼佼者，差不多也是一个异数。在文学衰微的大众文化时代，她的介入方式竟然是非常传统而且可能越来越传统的文学。正是在她以及她的一些同代人的努力之下，文学在大众生活世界（尤其是青年亚文化天地）继续保持一定的流行性，并且和小众范围内含义暧昧、近乎自封、至今仍需要被保护的“严肃文学”一起，令濒临覆灭的文学神奇地转危为安。

　　与此同时，传统的文学长河的航道也被他们彻底改变了，而这就往往造成创作、阅读和评判的诸多错位。新生代创作在前进，整个文学评判机制却相对滞后，匆忙中只能凭借最外在的表象来贴标签，世纪末、后现代、消费文化、无深度写作、大众狂欢、网络文学、七〇后、八〇后、小资、小清新，诸如此类。不仅传统文学接受和认知体制与他/她们格格不入，就是摆脱了（或尚未受到）传统文学观念影响的同龄人，倘若并未真正认识到所谓传统文学的本相，无力把握文学传统经由他们自己一代人的肉身走向未来的步伐，则彼此也很难心心相印。这就不奇怪，安妮宝贝及其同代人作家在赢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不时承受着包括同龄人在内的误解乃至嫉恨。他/她们很容易被随便归入当下这个绝对由明星和名人主导的消费文化帝国，甚至被指为与一般的名人和明星沆瀣一气。他/她们在文学上的个性和贡献，因此很容易被粗暴地忽略。

　　任何文学或文化新生代都会遭遇这种困境，对话和澄清的可能也并非完全没有，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仔细阅读他/她们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