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天既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意思是说，人类本是彼此平等、没有贵贱上下之分的。作为万物之灵，人类应该各尽自我身心之所能，自食其力、互不妨碍地获取天地间的资源，好让自己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得衣食无虞、自由自在。这就是上天创造我们的宗旨。　

　　然而现在看来，泱泱人类，各种矛盾业已丛生：有贤达与愚者的矛盾，有富豪与贫户的矛盾，还有贵人与下人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正变得越来越明晰。《实语教》 里说：“人不学习就不会有智，没有智就是愚。”所以贤达的人和愚人的区别就是勤学和不学造成的。　

　　人世间既有技术性的工作，也有简单的工作。从事技术工作的人通常被理解为有身份的人；从事简单工作的人则被理解为身份卑微的人。耗费心力的技术工作难度大，而只要靠力气的工作是简单的。所以医生、学者、政府官员、做大买卖的商人以及雇有很多家仆的富农，通常被看做是身份高贵的人。　

　　身份地位越高，家庭越富裕，地位卑微的人就越是遥不可及。二者差距被拉大，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学问起了作用，而不是天命所注定。正如古人所言：“上苍不会给你富贵，要想富贵，得靠你自己的勤劳去获得。”亦如开篇所述：人在出生时本没有贵贱贫富之分，只有勤于学习、知书达理，才能出贵人、出富人。相比之下，那些不学无术的懒汉，就只能沦为卑微的人了。　

　　我们讲的学问，并不只是能认识难字、解读古文、吟歌、赋诗作曲这些脱离实际的课本知识，这些课本知识虽然也能愉悦人心、陶冶情操，但并不像古代儒学家、日本国学大师们所推崇的那么管用。　

　　在古代汉学家中，鲜见有能够精于管理理财的，纵使是日本本土的那些善于吟歌的精明商人或农民，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全心读死书，却没有实际的应用能力，便会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家业会因此败落。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远离了现实生活的书本知识，毕竟是不能证明其实用价值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把不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放在次要的位置上，全面推进日常生活会接触到的实用学问的课程的必要性。　

　　譬如学习伊吕波 的四十七文字，写信的用语、记账方法、算盘技术、天秤使用心得等，同时还要兼顾学习和掌握其他学科普及常识；　

　　譬如地理学中不止是日本国内，包括世界各国的风土人情都应该学习；　

　　譬如物理学是学习天地万物的性质，了解其中的运动原理；　

　　譬如历史是详细地记述各个国家古今的典籍；　

　　譬如经济学知识是要从最小的家庭延伸到整个天下经济状况的学问；　

　　譬如修身学是要提高自身修为，讲求合乎自然的处世、社交之道。　

　　要学习这么多的学问，已经有大量的西洋著作可以借鉴，这些书籍几乎都以日本文字加以标注，学习起来很方便。当然，那些有洋文基础的青年才俊也可以参照洋文原版交叉阅读，这样可以提高洋文水平。总之，对各科目都脚踏实地地学习，遵从事物的原则，对知识精益求精，才能成为当今国家的有用之材。　

　　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实用学问，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分贵贱上下，一致重视学习，并都有了自己的体会的话，士、农、工、商者皆能各尽其能，恪守其职，则所有的机构都按着自己的本分，个人可以独立，家业可以独立，国家也就独立了。　

　　守本分是做学问的基石。人类最初没有本分之说，除了生为男人就是男人，生为女人就是女人，其他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但正因为大家都只想自由而不知守本分，所以就容易出现恣意妄为、放荡不羁的人。　

　　所谓安分守己，是顺应自然的道理，遵从人之情理，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自由。自由与放荡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对他人构成妨害。譬如花自己的钱沉湎于酒色，形骸放浪，粗浅地看是自由自在的，其实不然，一个人的堕落却成为公众的榜样，造成扰乱社会风俗、妨害教化的结果，正说明这种个人花费实在是罪不可赦。　

　　自由独立的根本意义决不仅限于个人，也关系到国家。我们日本乃亚洲远东的一介岛国，自古就不与外国结交，只是在自己的国家里自产自给，也从未觉得有什么不满足。嘉永年间来了美国人后，日本才开始与外国有了交易，并且一直发展到现在。　

　　日本开放港口后，国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认为与外国来往非常麻烦，并且宣扬锁国攘夷，这种观点就像成语中说的“井底之蛙”一样，十分狭隘。　

　　日本和西洋诸国都在同样的天地之间，接受同样的阳光照射，眺望着同样的月亮，享受共同的海水和空气，如果各国人民能够彼此和睦相处，将双方多余的物品进行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就不会产生羞耻感和妄自尊大的感觉，并且以互利互惠、谋求幸福、遵从天理人道为基础来交结相处。　

　　只要是真理，对非洲的黑人也心存敬畏；只要是道义，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必惧怕。如果国家受到侮辱，全日本的人民都应该舍命抵抗，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国家威信，才能争取到一国的自由独立。　

　　但要是像支那人那样，觉得天下再没有其他国家，看到外国人就叫他们“蛮子”，把他们当做是四足畜生一样作践嫌弃，也不掂量自己的国力，就要驱逐外国人，反而被这些“蛮夷”逼到了窘迫的地步，实在是不知一国应有的本分，这是因为没有理解人天生的自由，才会陷入放荡堕落之中。　

　　反观我们日本，自从王制维新以来，政治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对外以国际上的公法为基准与别国交往，对内展现人民独立自由的宗旨，允许公民取姓、骑马，这真是开天辟地以来的一桩大美事，同时也为士、农、工、商们的同等地位奠定了基础。　

　　今后日本国的公民，终于可以摆脱过去从出生起就有的位阶之分，只以人的才德来获得相应的地位。譬如对政府的官吏不能怠慢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那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高贵，而是因为他有才能而供职于政府，是为了国民贯彻可贵的国法才高贵起来，不再有尊贵的人一说，只有尊贵的国法。　

　　旧幕府时代，只不过是带着将军的茶壶就能在东海道趾高气扬地通行无阻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除此之外，御用的鹰比人还要高贵；御用的马行走在路上时，路人必须回避。总之，只要被冠上“御用”二字，哪怕是石头瓦片，恐怕也能变得高贵起来。　

　　千百年来世人都一边厌恶这种风气，却又对此风气无可奈何，结果就在上下之间互相形成了国家恶俗。但这毕竟不是国法的可贵，也不是物品本身昂贵，只不过是在民众面前展现政府的威风，使人畏惧罢了。这是妨害了人民自由的卑鄙行径，但其实只是虚假的威风。　

　　好在今日，日本国内已经杜绝了这种虚伪、恶俗的制度，人们也能安下心来了。即使有人对政府忿忿不平，也不会把这种不平隐藏起来，在暗地里抱怨，而是以寻求真理的方法，平静地将自己的诉求提出来，交给大家光明正大地讨论。　

　　只要是为了合乎天理和人意，哪怕是抛弃生命，也应该去争取。这就是一国人民的本分。　

　　就和前面说的一样，不论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应该是遵循天理、自由而不受束缚的。但如果一个国家的自由遇到了威胁，那么即使要与世界为敌也不足为惧；如果个人的自由受到了损害，那么即使对方是政府官员也不必忌惮。况且现在四民平等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人人都可以安心，只要遵从天理，就可以大胆行事，只是人还是有各自身份的，所以每个人也要拥有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才德。要具备才德，就不能不学万物之理；要知晓万物之理，就不能不从基础学起。这正是做学问成为当务之急的原因所在。　

　　从最近的情况看来，农、工、商三民的地位比起以前已经提高了很多，终于可以和士族并驾齐驱。现今只要是这三民中有人才，政府也为他们的晋升开辟了道路，所以他们也应该顾及到自己现在身份的重要性，不应该有卑劣的行为。　

　　这世界上恐怕再没有比无知文盲更加可怜又可恶的人了吧。无知到极点就会不知羞耻，明明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贫穷，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却不知自己的罪过，只知道怨恨身边的富裕之人，更有甚者，纠结党徒，发起暴动，制造混乱。既然不知羞耻，当然也就无所谓畏法了。　

　　有些人一边依靠国家的法律来保护自己，安稳度世，可是一边又为了一己私欲而破坏法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还有一些原本还算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人，只知道要拼命攒钱，却不知教育子孙，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孙变成蠢物也就不足为奇，他们长大后终至懒惰放浪，将祖先家产挥霍而空的人实在不算少数。　

　　教导这些愚民，在讲道理这样便利的方法也行不通时，就只有使用威吓的方法了。西方有一句谚语叫“愚民之上有苛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并非政府残暴，而是愚民自己给自己招来祸患。愚民之上既然只有暴政，那么按道理良民之上就应该有好的政府才对。所以现在我们日本既有这样的人民，也有这样的政府。　

　　将来，如果人民的德行比现在还要差，而且沉溺于不学无术，那么政府的法律也会比现在的更加严苛；如果人民都志在学问，追求万物之理，文明之风吹遍大地，那么政府的法律就会比现在还要宽仁大度。法律的严苛宽厚，是根据人民有无品德来决定的。　

　　谁都不会喜欢苛政而厌恶良政，谁都会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谁都不甘于被外国欺辱，这就是人之常情啊。从来就没有报国之心的人，注定也不会为国家牵肠挂肚。但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天理人情为基础，端正自己的品行，不断深造，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的智慧与身份相称。只有这样，政府才便于推行政策，而人民也不会承受被干预之苦，彼此各有所得，共同维护全国的太平。今日我们劝学的目的也在于此。　

　　后记　

　　这次我的故乡中津开设学校，为了给昔日同乡友人阅读而撰写出《学问的宗旨》，并装订成册，有人读完这本书说：“比起只在同乡友人中传阅，这个册子更应该给天下人看才更加有益。”受其鼓励，便交付庆应义塾进行活字版印刷，谨供有志之士一览。　

　　明治四年末 十二月 福泽谕吉 记 小幡笃次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