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俄国国家杜马会议上的发言虽极具震撼，但经过紧急质问、抗议、争论和修改，国家杜马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而且，这个问题在整个政治生活中，只具有极局部的意义。十一月末，政府任命了里特奇赫为新的临时农业部部长。他请求发言，并向杜马表示歉意：他还来不及把事情弄清楚，因此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他像政府的所有代表一样遭到了抨击，虽然抨击得不起劲，因为抨击者也不指望杜马在讨论很具体的问题上会有什么结果。是的，粮食问题是重要的，但不是在具体意义上说，而是在一般意义上说是重要的——而政治的主要火焰是由受议会程序掣肘的塔夫里达宫点燃的。政治的主要火焰在社会上闪动着，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而更多的是在莫斯科怒吼。十二月初，在莫斯科要开三次代表大会，全都要讨论粮食问题：一次专门的粮食会议、一次土地联合会议和一次城市联合会议（且不说同时召开的许多其他社会公益会议。那时人们开玩笑说，如果说德国人在技术上超过我们，那么，我们在会议上绝对超过了他们）。

　　议论粮食问题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政府不敢禁止粮食会议，虽然政府和聚会的人都明白，问题不在于粮食供应，俄国的粮食供应没有人议论也一直出问题，将来还会出问题。问题在于，人们聚集在一起首先讨论的是当前的局势，而很少关心政府的情况（上次的革命表明，只有振作精神才能达到目的）。这一切政府也知道，因此它鼓足勇气禁止了剩下的两个代表会议。大德米特罗夫卡街的人行道上，聚集着来自俄国各地的各城市头头、土地活动家和著名商人，但是警察不许他们进大楼。当利沃夫公爵同警察签署不许进大楼的协议时，全权土地代表们悄悄地互相通知，溜进了另一幢叫马罗谢伊卡的大楼，在那里“开始干起来了”，仍旧不是讨论枯燥无味的粮食问题，而是大谈特谈起政治局势来。在利沃夫公爵拟写（但没有发言）的发言稿中写道：

　　当我们即将掉进深渊而只剩下短暂的时间进行自救时，我们只有向人民呼吁了。扔掉和当今的政权合作的尝试！……丢掉幻想！——政府不起作用了，政府不能领导国家了！

　　如此这般正如谢格拉维托夫所说：“政权瘫痪者在软弱无力地反对革命的癫痫病者。”利沃夫公爵越来越变成了俄国的头面人物，似乎非常受人欢迎，他把地方自治工作者会议移到了马罗谢伊卡召开，在那儿所做出的决议比他的发言稿更激烈。联盟者代表大会为了避免被警察驱散而在私人寓所里召开。警察没有当即决定这次会议违反私人住宅的不可侵犯性规定。

　　当警察来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做出决议并当着警察的面付诸表决了：

　　……正在毁灭俄国并使俄罗斯人感到羞耻的制度……被迷信的恐惧所驱使的不负责任的罪犯们，正在向它诉说失败、羞耻和奴役地位！……这个无耻的、犯罪的政权，无论它是继续进行战争还是缔结和约，人民都不能信任它了，它正在使国家瓦解，使军队失去战斗力。事实上，这个政权还能剩下什么东西呢？是立刻下台（大概下台也没人阻止、被默许）呢？还是去禁止这个代表大会呢？

　　十二月还召开了工业活动家代表大会，同样是为了讨论粮食问题。在那些纲领性的、烫嘴的决议的末尾，可以找到为里特奇赫准备的话：

　　政府的新措施只会带来紊乱。因为这个政府从来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找到出路。

　　谦虚的里特奇赫早就衡量过这一切，他曾经试图着手了解情况，为政府找到出路。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查明了：已经采购的只是需要的粮食的1/12，约1亿普特 ，而不是12亿普特。所有党派和所有报章杂志都不再讲需要什么，不再讲固定价格，把它们全忘了，但固定价格就挂在粮食市场上，现在把粮市关闭了，商业部门又没有力量从粮仓里弄出粮食来。晚秋季节召开的农业主代表大会（出席的有地方自治局、合作社和农民的许多代表）坚决主张提高粮价，以便使粮价适应生产、劳动以及从粮仓运到车站的费用。不过按进步同盟活动家们的估价，运输不需花很大的费用，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按20俄里 （尽管需运90俄里，而且道路崎岖）计价就行了。

　　这年冬天，政府已经允许提高价格了，不过农村期待把粮价提得更高些。从十二月一日起，里特奇赫鼓起勇气付了从粮仓到车站的兽力运输费用（粮仓售粮价之外再加运粮到车站价）——为此他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曾遭到痛骂：“你破坏了固定价格！”里特奇赫的这一措施明显地提高了粮食的流入，但还没有达到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俄国军队和后方到一九一七年秋天的程度。固定价格仍然低于市场价格，因此，谷物刚沿着冬天冰冻的道路往城里运，立刻又掉转马头运了回去，在农村消失不见了：私商在那儿搜寻谷物，而且用高价购买。粮食赋役或摊派的幽灵在这位新的农业部部长面前晃动着。于是，他下定决心迈出这一步。看得出来，在俄国当前的形势下需要这样做的其实不只他一人。

　　里特奇赫根本不打算强制性地征收粮食，那样做的话按俄国传统来说是亵渎神灵的，对俄国政府来说是可耻的：怎么可以不向生产粮食者购买粮食，而征收他们的粮食呢？粮食赋役是一种强制性的可怕措施，是俄国所接受不了的。不，并非如此，只是里特奇赫的脑子太简单了。

　　而且，如果实行粮食征收制的话，还要把粮食从一般商业交易地区运到公民义务（每位粮食拥有者都有这样的义务）执行地区。要向公民解释，执行粮食征收制是他们的义务，就像毫无怨言地为战争做出牺牲一样。

　　政府开始实行粮食征收制了，因为军队不断需要粮食供应，国防工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也需要粮食供应（已经供应许多工厂了）。但几个中心城市和非产粮省不包括在需求者名单里，因为难以叫1800万农户义务向几个联邦的首都和北方供应粮食。由于时间紧迫和任务紧急，在里特奇赫任职的头几个星期和十二月里，他一直在亲自抓各省的粮食征收工作——以刚通过的关于现有粮食及各省每年调出多少数量粮食的地方自治局文件为依据。

　　这样，得出的数目降低了，由于某些原因征收工作的执行也出现了困难。

　　各省地方自治局必须把确定的数量分配给各县，各县再分配给各乡，各乡分配给各村，各村分配给各户。结果如何？摊派工作进展顺利。

　　直截了当地说，这样做首先使人感到有一种爱国激情。许多省和县的地方自治局还把摊派数量增加了10%或更多一些。（不少人问过为什么增加额度——政府说是增加的部分用来供给各大城市和北方。）随即，这件事引起了疑虑，对征收工作出现了批评态度。首先，征收量是否平均？但这一疑虑很快打消了。这时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征收工作的执行上，由于对各省的要求过多，征收工作执行起来很困难。

　　“当然，是很困难，要求太多，但你们可要知道，先生们，战争就是沉重的啊！”

　　受人憎恨和蔑视的政府代表，在愤怒的社会舆论面前应该表现得从容和谨慎：“我始终认为，先生们，那些征收粮食的过于繁重的办法未必正确。在地方自治局贯彻此粮食征收制的第一次激情勃发之后，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了：在征粮之后，居民们是否有充足的食粮供应呢？这已经使得对于征粮制的热情冲动冷却下来，把它引向一个认真核算度量的伟大目标：给每个人留下了多少粮食？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军队拿出多少？”

　　所有地方自治局都对当地的利益非常敏感。他们是地方的保护者。他们在提醒人们：如果突然出现歉收、新的招募、人手不足、粮食不足该怎么办？要小心，不要把富余的全交出去……

　　现在大部分的农民是些农妇，对她们一说就通：不要把粮食交出去，免得孩子们饿死。

　　所有省份定的个人消费定额高出和平时期5～7普特。1.5亿人口即达9亿普特，即相当于粮食的全部内部贸易额。像塔夫里塔省这样的一向运出数千万普特粮食的省份，现在却交不出一粒粮食；像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这样的富裕省份，这样一来还得运进1400万普特粮食。

　　疑虑散播开后，征粮工作被延缓了，结果不是像里特奇赫所力争的那样在十二月的两周里，而是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才落实到乡里……有的乡完成了征粮工作，并且还有超额完成的；也有的人拒绝纳粮，但里特奇赫不允许硬性征用。

　　对我们的生产者已经过多地采用了强制性的断然措施，但是，这也是迫于形势啊！

　　要再次召开群众大会，他们的心情可能会有所变化，要向他们指明，这是祖国的需要，国防的需要……

　　在一再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征粮要求被顺利接受，或者答应在秋播一结束就交纳。第一期征粮工作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农民们努力打粮，脱粒干净。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里，粮食收入已大大增加：

　　十二月份——为秋季月平均收入的200%。

　　一月份——260%。每星期都有增长。

　　各地方自治局受到了感化：要就给，我们主动靠拢政府，余粮能维持生活就行。粮食问题无疑向前推进并开始获得解决了。

　　里特奇赫指望到一九一七年八月达到征粮的伟大目标。（近几个月还没有饥荒的威胁，他的想法是：夏天要有粮食吃。）

　　这时，已经中断了的、久已期待复会的国家杜马会议即将于二月十四日召开。俄国公众急切地期待着有爆炸性的新闻传出，特别是在第一天的会议上。而且，进步同盟的首领米柳科夫和左派领袖克伦斯基已准备制造这种爆炸性的东西：他们认为他们事先准备的具有历史性的发言应该创造国家杜马具有历史性的一天。在塔夫里达宫的乐声中，公众怀着渴盼的心情聚集在一起：他们期待政府在震耳欲聋的毁灭声中快速垮台。国家杜马主席罗江科本人其实也不比别人讲得差劲——但按国家杜马的死板章程，他不能拒绝突然要求发言的部长讲话。不过，从斯托雷平时期起，部长们就已不习惯亲自要求发言。只要针对他们的攻击不过分，他们总是乐于坐在包厢里沉默不语。

　　这次要求发言的是农业部部长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里特奇赫。他在这三个月里不知为什么没有被撤换，现在刚视察完26个省回来了（他已向皇上报告过他的打算）。他以和解的姿态走上讲坛——当然，这和杜马的炽烈的政治宗旨不相协调，他的一个多小时的有关具体粮食问题的讲话完全冲淡了杜马会议的紧张气氛，简直毁了这历史性的一天和广泛的政治原则争论。

　　多少年来，政府成员往往从自己的杜马包厢里溜走，部长们避免出来向杜马做解释——这是一种坏作风，理所当然地要遭到痛骂。但现在，这位部长出来做详细的说明，耐心地参加整天的辩论，却并没有博得满意！

　　里特奇赫脱离最近几届喜欢缺席的、无个性的、麻木不仁的俄国政府的传统，尽管他出身于受到同样教育的、几十年来抱自由主义态度和好批评别人的阶层，但他全部精力集中在事业上，随时准备报告工作并加以论证，似乎是命运之神有意安排让他到俄国国家杜马会议上来，指出它想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国家杜马一直在抨击，说政府里面没有内行的、精力充沛的部长，现在出现了一个内行的、精力充沛并且对事业非常负责的部长——可是必须拒绝和他合作！

　　他像预先得到了通告似的、极力用相当恭敬的态度来缓和跟国家杜马的关系：“我强调指出，我不是凭个人意气，而是在得到非常有权威的人士的赞同后，才决定采取这些措施的：征粮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杜马所指出的（左边出现喧哗声），特别会议又重申了这些原则……”

　　令人气恼的是，他把民众的思想拿过去，却不是用来贯彻它！他“那样巧妙地把自己置于全民事业的旗帜下”。里特奇赫在这里，在杜马的讲坛上，讲着众所周知的事——说什么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这个不冷的冬季之后，必然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会出现严寒的冬季，从一月末起会有三个星期的几乎接连不断的暴风雪和很深的积雪，阻挡所有铁路车辆通行和粮食运输。

　　这真叫人听得厌烦。而特别让人不解的是，他居然不敢让庸庸碌碌的、注定垮台的俄国政府来承担全部罪责：

　　但是，我对粮食供应向前发展的趋势能否保持下去缺乏信心。可怕的不是春天里的道路泥泞——它不会一下子在所有地区出现，危险来自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社会思潮对农业部的一贯反对态度，这种思潮如此巨大，它以各种方式把自己的观点深刻地灌输给人民。所有观点都是批评政府的，认为政府不值得信任，它的所作所为都不正确，因而注定要失败。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举着不信任政府的旗帜，而不去深入考察事情的实质，不花点儿力气去检验后果呢？（左边发出喧哗声。右边有人说：“你听，说的什么话！”）他们使我们农村的广大群众感到：不要做这事，不要运粮食，因为政府对我们的号召不正确。（申加廖夫：“不对！”右边：“对呀！”沃隆科夫：“好大的胆子！”）人家骂我胆子大。我害怕这种政治观点胜于害怕所有的泥泞道路，我担心它要毁了我们的事业。（右边出现鼓掌声。）农民的粮食你用钱是买不来的：农民现在并不需要钱。你如果用社会舆论感化他们，说这是战争和祖国的要求，那么粮食就会成倍地、甚至成三倍地送来。什么地方意外地没有反对力量作梗，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令人惊叹的成果。

　　某些省份，如萨马拉省一些乡的征粮工作还没有开始，粮食就开始大量涌来：十二月一日以前购买到4000普特，而在十二月份里却运来了1900万普特。

　　好在，思潮的毒素没有传到那里：说什么这是政府的事，因此不要听。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胸怀坦荡地团结在一起，不管谁属于哪个派别，而只希望自己的祖国幸福，那该多好啊……

　　而我们的批评家提出了些什么呢？他们没有提出可以实施的直接措施，只是一而再地讨论、开会。不久前的秋天召开了个大型代表大会，可只是修修剪剪，预先决定了粮食战役的整个结局，现在不得不用无望的努力进行纠正。我现在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种把需求者和生产者分离开来的政治观点。所有地方的自治局都承认政府的措施是正确的，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可现在所有地方都盖上了不信任的戳子：这是政府想出来的，只会导致失败。如果，愿上帝不保佑，这种失败真的发生了，那么，先生们，我们就应该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难道围绕这项对俄国有着如此重要意义的重大事业，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政治斗争吗？我急切地等着国家杜马的答复。（右边和会场中央的右面部分响起了鼓掌声。）

　　他这不必要的发言是冒险的，因为他使他面前的右面部分和同盟有了裂痕，右面部分没有必要只做原则性的反对。他破坏了联盟的策略：对政权施加复合的心理压力。

　　他坐在部长包厢里，就在发言台座旁边，脸朝着代表们。

　　但进步同盟很自然地没有讨论里特奇赫的不值一提的声明，杜马以2:1的票数决定不把它列入提案，决定听取和讨论进步同盟的共同声明。这一声明显然又涉及粮食、运输、燃料问题，不过这些问题都被缩小了，并且是在就其本身一个也解决不了的意义上谈的。然而，首先要求管理国家的那些人都是民族的公认领袖，得到立法机关的支持……要有每个公民能够愉快地服从的政权。

　　而现在还不是这样，执行的权力机构还有进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无论粮食，还是运输或者燃料问题，根本不必讨论。让这个可怜的所谓政权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上述令人难以容忍的局势？

　　于是，杜马会议又恢复了以前的壮观，俄国最聪明的人，其自由主义派和中央的首领又可以做他们的共同政治宣言似的发言了——极具高度和广泛意义的发言，当然不谈粮食问题。

　　米柳科夫：“政府和国家杜马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局势中的唯一问题。”

　　但是，他并没有能绕过里特奇赫，后者的论断明显地指出了这些人没有本事抓住问题，并在其全部广度和深度上探讨问题。目中无人，扬扬自得，颠倒是非，蔑视听众。在他的发言中，连一点儿暗示都没有：暗示他懂得粮食问题不仅仅是有关牙齿的咀嚼运动的事。粮食问题也是为什么地方自治局联合会和城市自治局联合会，企图要不经过政府自行解决的国民经济问题。而且，为什么要关闭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经济协会？……

　　而米柳科夫有本事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工作。他手里拿着一张图表，正指给整个杜马会议成员看。他并没有做详细的解释（那样的话，没有高深学问的代表是听不懂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出上扬的线条：“瞧，这是确定固定价格之后高高上升的斜线。而这根是在里特奇赫出现之后开始下降的斜线。”

　　由此大家都看到了固定价格把粮食吸引到市场上了！

　　也就是说：卖粮最有利可图时不卖粮，而到无利可图时，大家都开始把粮食运出去。瀑布在往上蹿——岂非怪事！这里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激情”，里特奇赫事先提供了那样的好处，付了把粮食运到车站的兽力运费，于是，他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迫卖而捞到了好处。最后，米柳科夫揭露里特奇赫获利的数字说，在十二月和一月，采购的粮食增加到260%：谁都看得出来，去年的那几个月与此是不能相比的——

　　那时采购的粮食要少三分之一，或少得更多。里特奇赫先生是不可信任的：他尽出馊主意。然而，国家的内政不彻底改变，粮食采购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克伦斯基在他的历史性发言中不直接点里特奇赫的名：这位在国家杜马里被许多人称之为“天才”的人物，斯托雷平的忠实信徒，在农业公社的毁灭中经受了磨炼。

　　劳动派分子和中等军校学生很久以前就喜爱上了农业公社。它的整个“爱国激情”是地主们的一种阶级勾结。于是在克伦斯基的混乱逻辑中得出结论：自由贸易和征收粮食、非固定价格和固定价格、无政府主义和国家暴力，都是同样不好的。

　　大厅里没有坐满代表，现在他们正拥向餐厅。除非在餐厅里，否则他们是想不起来粮食问题的。他们只会一味做那种共同政治的、最原则性的辩论。

　　里特奇赫像一个有耐性的小学生一样，恭顺地坐了一整天，没有再从杜马的多数派的任何人口中听到说起粮食问题，他只听到少数派——右边的列瓦绍夫教授说：“储备的大批重要物资人为地停止使用，蓄意藏在当铺、银行、股份公司的仓库里，等待着更高的价格。”

　　他列举了许多城市的实例——在高加索的各城市里藏着大批火柴、肥皂、大米，在旧奥斯科夫藏着大批布匹，在图尔盖州藏着大批面粉和食糖，在下诺夫哥罗德藏着两百万张皮革。来自里海石油采掘者的、人为的石油饥馑只是已经暴露的事件，然而，还有多少尚未暴露的事件啊？！一些人在作战，而另一些人在做什么呢？

　　但是，不管国家杜马的自由主义派如何辱骂政权，他们却从来不指责它纵容工业公司和银行。

　　现在，他们却要提出这样的质问了：

　　将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这种忍无可忍的局面？……

　　这就必须讨论国务会议成员变动的不合法性！

　　这就必须质问有关工会和工人组织的不合理的行动……

　　可是二月十六日这天尽管不是假日，国家杜马却没有开会。二月十七日应该就提出的质询进行讨论了。那位勤勤恳恳的里特奇赫穿戴整齐，早早地来到了会场。现在，他要求对他的质问进行答复（看来他又要谈粮食问题），这叫杜马中的多数派气恼，但又不能不让他发言。瞧，他又走上了讲坛，又在讲他那一套了。他对两天内给他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答复。

　　我怎么也不明白，国家杜马成员米柳科夫讲的那条斜线是条什么样的斜线？（语气恭恭敬敬，而不像米柳科夫那样直呼“里特奇赫”，连“先生”两字都不用。）

　　我同我们的统计局检查了一下，明白了，更确切地说是猜出来了。先生们，原来这是承办的粮食，但不是我们这儿的粮食。诚然，当自由贸易被完全逐出市场时，曾签订了一系列供应粮食的合同。这些合同只有纸面意义，是令人失望的东西，而承运粮食要等到春天开航期了。说起进粮的事，那只是一纸空文。我不认为能够用那样的图表来引起国家杜马的注意。（右边：“完全正确！”中间和左边则不予支持。）自然，我报告的粮食不是一种推测，而是实实在在地进了我们的粮仓、铁路线旁边的接收点、磨坊附近的仓库和烤房。

　　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说服和反对固定价格，结果增长了260%。即使是按米柳科夫先生所希望的那种算法，不拿那几个月和秋天比较，而是和去年同样的几个月比较，那么，得出的结果仍然是增加了：十二月份为196%，一月份为148%。

　　他没有说米柳科夫是愚蠢的或者不诚实的。

　　“我不允许自己说国家杜马成员米柳科夫讲解我的那些话和数字是别有用心的。我只把这说成是一种简单的错误：秘书中间有那么一个人……至于说到国家杜马成员米柳科夫的关于固定价格会把粮食吸引到市场上来的说法……那么，他在地方自治局的各种会议上只会受到嘲笑。”里特奇赫还援引了第一届革命杜马成员日尔金的话，在那几个月里，这位视察过许多省份的部长，在报纸上著文道：“是的，固定价格粮食不见了，可从十二月份起又像着了魔力似的出现了。”

　　进步联盟不作声，他们的逻辑是：如果真理不在我们一边，那么就让真理完蛋吧。

　　一般说来，固定价格会把粮食吸引到市场上来，作为一种机智的悖论我理解这一点。（米柳科夫：“这可是部长说的！”左边：“这可是部长说的，令人吃惊！”）

　　在萨马拉省自从呼吁军队需要粮食之后，突然不需要征收就运来了大量粮食——那是怎么回事？舆论界拼命警告农民：“可别相信，不然会挨饿的。”我认为这近似于怠工！舆论界居然能有这种事，我不知道怎么来称呼它为好，这是对俄国利益的一种破坏。

　　我们的国土遭到敌人践踏时，农民的储备粮被运去干什么了？现在是决定性的关头，为了保证胜利，有可能需要舍弃一切直到最后一普特粮食。（只有右边鼓掌。米柳科夫：“不应该这样对待舆论界。”）那有什么办法，战争的结局难道只取决于炮弹，而不取决于粮食？这个问题的解决哪怕延误一分一秒也不行吧？必须同心协力地向俄罗斯呼吁，向农民呼吁——为战争和胜利奉献出一切吧！

　　舆论界和它的各个协会都希望做些什么呢？不给兽力运输付运费，停止征收粮食，精打细算再精打细算，当然还要更多地召开各种会议，而且当然不是由农民组成的委员会。

　　在这样的委员会的工作下，你不会获得一普特粮食……人们还启用一个“大地主”的术语，其势力覆盖俄国居民的四分之三。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指控，说投机倒把渗透到了农民的各个阶层。

　　应该保护城市的消费者免受投机商之害。对消费者要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

　　这种遏制生产者（现在有1800万农户）的说法，导致了这种可怕的分裂，使得主要的生产者——农民驾着他们的大车返回去，并停止把小麦磨成面粉，这“大地主”却什么也没有运到市场上去，如果说我们从八月份活到了十一月份，那么还真得感谢一般地主继续运送的粮食。

　　叫进步联盟最感到不高兴的是，农民被说成了“大地主”，他也不加区分。

　　这些攻击全是对着我的，还说我是斯托雷平的忠实信徒，我恳求你们不要把我抬得这么高。我要说：出路就在于整个舆论界要联合起来，一同说服农民，把全部粮食一粒不剩地运出来！——我急切地等着回答，却被指责为乐天派。但是，我可以毫无怨言地忍受并感到幸福，如果这一切只是反对我而不是反对我的事业的话。我明白，应该把众所周知的阀门全打开，应该在批评者们之外去寻找罪人，为了找到罪人应该破坏制度。那样，就让他们攻击我吧，可是不要妨碍俄国农村运送粮食！（鼓掌的只有右边和中间的右边部分。）

　　在国家杜马的讲坛上，很少听到有人用这样朴素的、富有同情心的语调讲话，更不用说是以老实、笨拙的农民口气说话。国家杜马的成员没有认错的习惯，但却习惯于（总是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从而激烈地、刻薄地）打断别人的话，贬毁别人。

　　诚然，现在倒是应该忘记各党各派的教条和头头脑脑的自满了，应该去跟敌人算账，应该头脑清醒了——不然，俄国就可能完蛋的！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众口一声地向俄国农村呼吁：弟兄们，救救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吧！我们在这儿互相厮打，全都乱套了……不信任的空气可以换成信任的空气了——不管是在遥远的乡村还是邻近的首都——这样，人们就不会捣毁面包铺了。事情就应付得过去了。

　　然而，骄傲地高昂着女人头颅的皇村不可能笑脸相迎。国家杜马那些受无休止的争论、喊叫和表决所驱使的头头们，在这过去是冬园的封闭的昏暗大厅里，一个劲儿地激动、推论、揭露、质问，已经不能停下来回头看看、清醒一下、改变观点了，这大厅没有一扇窗子直接通到外面，只有透明度不高的玻璃天花板，透进来白天的丝丝光明，而在会议中的短暂休息时，通到走廊的八扇门才敞开来，但它们也不直接通到大厅外面的光亮下。

　　政府的手拽着绳子的一端——里特奇赫温暖的手拽得软弱无力。然而国家杜马的那远处的、冷漠的手却仍然满有信心地拽着绳子的另一端。于是，粮食的套索紧紧地勒着俄国饥饿的喉咙。

　　当然，政府的手拽得够使劲了。随后的几个发言人提醒说，内政部部长普罗托波波夫也开始拽绳子了，他在秋天具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星期里阻挠过粮食的供应，抢去了农业部的粮食，恢复了自由价格。左派的久宾斯基要别人相信，许多省的征粮工作有错误（按国家杜马的狂热看法，所有省份的做法都有错误！）——

　　“征粮工作之所以做得不好，确切说来在于这样做没有同各社会组织进行协商。”

　　“当然，这里面还有着舞弊现象，征粮工作没有深入到农民。”

　　“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舆论下，当所有居民参加严格按比例选举代表组成委员会时（而这需要几年时间）……”

　　“我认为，粮食之所以从市场上消失——这跟固定价格的公布仅仅是一种巧合。”

　　“里特奇赫破坏了固定价格。每普特粮食只给生产者几十戈比钱。”

　　对此，里特奇赫反驳说：“你拉着满载货物的大车在俄罗斯的泥泞中走90俄里路看看，那会像老太太蹒跚走路——我可以给你奖赏！”

　　他们让自由派阵营最有学问的经济学家波斯尼科夫来反驳里特奇赫，他高谈阔论、冗长而深奥地向国家杜马和那位工作有漏洞的部长讲解说：应该更多地注意征粮的技术方面。

　　征收农产品——这是一件极端微妙的事情！

　　对国家的安定来说它可能是件极端危险的事，只有社会舆论站在它这一边才能进行这项工作。而主要的是：如何确定确切的数字，如何算出必须留下多少口粮和饲料粮？波斯尼科夫嘲笑里特奇赫定下的急迫的，甚至显得慌乱的期限。他提高嗓门向人们解释说，为什么不能支付农民把粮食运到车站的费用，这不符合地租理论和市场价格理论。

　　还有进步联盟的一位说话啰唆、好钻研问题的法学家戈德涅夫（几天之后当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他力求更加深入事物的实质，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祸根：虽然国家杜马制定的一项法令规定一周只有四天可以宰杀牲口，但里特奇赫擅作主张，允许在圣诞节前的一星期里每天都可以宰杀牲口。

　　这就是自由派的发言人所找到的、用来反驳里特奇赫的全部东西。

　　左翼对这样一位部长感到吃惊：从斯托雷平时期起还没有谁这样有说服力，这样坚定地跟他们讲话。里特奇赫在本质上是对是错倒不重要，但他既然是沙皇的部长，就必须愚蠢、迟钝、沉默寡言、胆小怕事。可是，里特奇赫却破坏了这样的一条准则。虽然这些发言者不愿意费一定力气去听里特奇赫的意见，但是，批评起他来可是不遗余力的。而且那位久宾斯基，竟不知羞耻地歪曲刚才离开大厅的那位部长的话，说什么里特奇赫指责农民没有爱国心。（正好相反，他对农民的爱国主义感到吃惊。）在这个大厅里，可以任意胡说八道，大多数声音都赞成那个发言者的意见。右边的站起来喊道：“同意！他在撒什么谎？！”但是，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抗议和谴责了。就这样，谎言就永远保存在速记记录里了。

　　但左边的一位发言者走上了讲坛，他甚至不想纠缠在粮食的细节问题上，他说：“社会从来没有如此渴望革新内部政治生活，神经从来没有如此紧张，与此同时，国家又布满了如此多的迷雾……”

　　他没有义务来就事论事了。诸如：为什么不往前线派警察？难道农民需要警察？……如果政府本身不下台（社会上已经这样要求两年了），农业部长怎敢去号召农民发扬爱国主义呢？——政府本身的爱国主义何在呢？

　　粮食问题就这么决定了：我们这儿既然是这么一个制度，那么在什么方面都不可能有正义。由于制度的关系，农民不会把粮食运出来。

　　真正的罪犯是专制制度。不愿意自动下台的政府，将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意愿被推翻！

　　萨维奇是十月党人地方自治工作者。作为进步同盟的成员，他应该对左翼关于立即改变政府和其他许多事情的观点表示同意，但他鼓起了勇气向自己的同盟者表达他对粮食问题的观点：

　　社会舆论迷失了方向。很少人会公平地对待事情、把握事情的意义。问题被阶级纠纷弄得模糊不清了。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今年冬天发生的一切事情，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里都有其深刻而长久的心理根源：很久以来，政府、各城市、我们的知识界就习惯于像罗马看待自己的行省那样、宗主国看待殖民地那样看待农村。农村，是士兵和赋税的贮存器。农村必须提供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生产用品，要求城里的商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给农村。政府也好，城市也好，都在持续不断地使农村陷于贫困。我们习惯地认为，既然我们把大量东西运出国外，既然我们城市里有便宜的农产品和木柴，那么我们一切都绰绰有余。然而，这是一种谬见，这种见解现在是极其错误的。我们从来没有过多的储备。农民为了交勉强交得起的赋税，买他们习惯喝的伏特加酒，用高价购买次等商品，这已经不是被迫和富裕疏远的问题了，而是要挨饿了。（左边鼓掌声：“对呀！”）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对农民一点儿也不必讲客气，他们完全坚持得住，该贡献的全都会贡献出来的。战争对农村的影响要比城市严重得多。农村的成年男劳动力全被抽走了。（左边开始鼓掌，也不顾萨维奇接着要讲什么。现在掌声停止了。）

　　那儿的出名的百分比要大大高于城市；大笔资金投入工业，不要工业承担义务，却要农村承担义务。农业因第一期粮食征收困难而受到了惩罚，工业却从未受到这种惩罚。

　　按价格征收，有时价格低于成本。（“对呀！”这不知是哪一方喊的。）瞧，起先还不让讲价钱，但接着发生了恐慌：不播种了。城市也好，政府也好，连想都没有想过农村有一天会无力提供粮食。

　　而一九一六年秋，农民从心理上被打垮了：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整治“大地主”，算政治账。“交易所的公报”建议：向“大地主”要钱财，把粮价降到半卢布。他们的错误在于：大工厂不可能向市场抛出粮食，那时它会停顿的，而农民没有市场也活得下去。

　　关于价格的论战，重又激起农村反对城市。各方面都受到了损害。农村封闭起来了。农民没有任何可能弄到钱，于是，他们干脆拒绝去弄钱了。如果价格稍稍提高一些，征粮工作就可能要轻松得多。政府的错误在于，它过于倾听秋天的那场关于粮价问题的争吵了。

　　但现在不搞征粮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给农村其所需要的商品来交换农产品了。国内所有的好处都在流往城市。你们每人得到了每月三普特糖的购货卡，而农村则连一普特也没有。这就是全部情况。即使里特奇赫所搞的征粮工作不完全符合大家的建议，但征粮是征收粮食所得税，而收税不能只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还需要使用权力。现在，必须使用政权的力量来征收粮食了。

　　鞋子、兜子等的敲击声……不可避免的事出现在俄罗斯了……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问题是避不开的了。当必须这样做时，截然相反的派别的活动家们也同意搞征粮工作了，粮食赋役史由此变得很有教益。只是并非所有人都有权威和狠劲来实现征粮工作。

　　“不过，这不应该变成军事征用，不然的话那就是掠夺了，但必须采用某些必要的措施……而且要保证农村在将来不招致以很低的固定价格卖粮。为了农业不遭受破产，尽量拿出东西来吧。（中间和右面的左边部分代表鼓掌。立宪民主党人和左翼人士不高兴了。）不然的话，很快就不能耕地、播种和收割了。如果我们将来什么事也做不了，那么，你们也就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了。低价卖粮还有一个危险，那就是会把农村劳动力驱赶到城里去，他们可以到城里挣大笔的钱，而把播种的活扔到一边。”

　　沙利金：“工人、店员、医生、律师、记者——他们可以无所畏惧地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失为爱国人士，但‘大地主’则无论如何不可以。联合起来的贵族白白地用自己的心血来写决议；近卫军白白地派自己的军官指挥无休无止的攻击——他们是‘大地主’，这就足以说明了。什么是‘大地主’的需求？一普特粮食卖半卢布，仅此而已。”

　　“在固定价格的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有过错，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十分清楚我们在往哪儿走。而‘大地主’，他们不敢表示异议，他们必须退让，让这种试验做下去。他们按这种低价拿出了自己的粮食。而农民却不肯让步。我准备为此而谴责农民，因为我不属于民主党派，我根本不认为大众的呼声就是舆论。然而会不会有数百万更加固执的人，而且他们大部分是乌克兰人呢？我认为，向固定价格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来到（喊声：‘对呀！’），是赞同农业部长的时候了。”

　　一位波尔塔瓦人发言并建议：为产粮省份（为他自己的省）规定需求定额并降低小麦粉和黑麦粉的质量——可以磨得更粗糙一些。

　　一位大地主提议做出牺牲……但米柳科夫、克伦斯基、奇赫伊泽坐着没有表态——看来他们不明白这牺牲是什么，而且他们也未必知道磨面粉是怎么回事。

　　右翼的诺维茨基发言：“问题完全不在于大家所最关心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供应问题，这和全国范围的任务相比较是小事一桩。

　　“粮食问题的安排根本上就不对，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立宪民主党的最大错误，是派格罗曼和沃隆科夫作为代表参加决定固定价格的会议，而他们对农业一窍不通。（须知，整个立宪民主党均如此，有谁可派呢？）

　　“而政府不应该这么轻易就同意这些价格。这些粮食是孩子们颤巍巍的双腿站着耕种出来的。上千万农妇送自己的男人站在军队的最前列。士兵的妻子流着汗做饭，喂养孩子，同时耕种上俄亩的土地。一个强壮割草者需要一天、而割草机只需三小时干完的活，她们要拼死拼活干三四天。而这种时候格罗曼和沃隆科夫却提出抗议，不了解土地、不了解伟大俄罗斯的一些城里小人在进行可怜的创造，说什么粮食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而久宾斯基也不是内行，我连喂鸡的事都不能交给他干。国家杜马里的那些全权代表们，并不懂得粮食的事，让他们滚蛋吧。”

　　多么可恶的侮辱！而且是针对舆论界的先进代表的！针对人民利益的优秀表达者的！立宪民主党的领袖应该为自己辩护，不能让人家在图表的统计数字中抓到什么。脸并不发热，但是必须辩护。米柳科夫以个人解释方式发言了。关于图表——嗯，压根儿没有打什么主意。但统计数字嘛，倒可以找到点儿要说的东西：“是的，他和去年做比较说了点儿什么，但这不是就绝对数字说的，不意味着跟去年做百分比，而是和来年做百分比，就是说，和将来做百分比。可能，里特奇赫弄到了比去年那些月份更多的东西，有可能比去年那几个月更多，但为什么这不是更多更多呢？这就应该理解为，里特奇赫把国家杜马引入了歧途，而立宪民主党人无可指责，是对的。”

　　往下关于粮食问题，他却没有任何话可说。

　　现在，激愤不已的“大地主”们爬上了讲坛。

　　戈罗季洛夫（维亚茨基省）：“作为农民我居住在农村。粮食的低固定价格使全国遭殃，摧残了整个农业。农村除了自己吃的粮食之外，将不再多种粮食。先生们，这是谁的过错呢？国家杜马根据米柳科夫、希德洛夫斯基和舒利金等人代表的进步同盟的坚决要求，制定了降低固定价格的法令。我们这些农民没有被允许出席会议讨论，而立宪民主党人对农村又根本不了解。

　　“先生们，你们指责部长们，可是你们瞧瞧，是谁激起全国抗议的呢？是进步同盟。（右边的声音：‘对呀！’）先生们，你们又要控制我们农民，要农民和士兵的妻子们在田地里播种粮食，又以最低的价格亏本地卖粮食。其他阶级的人们都想依靠我们来生活，谁想从农民这儿拿去多少就拿多少，甚至全部都要拿去。因此，农村什么也不卖给城市了。谢天谢地，现在我们没有什么需求了，由于国家专营，那种需求终止了。（人们也不卖伏特加酒了。）

　　“难道只能给粮食规定固定价格？而铁、钉子、印花布呢？这些东西，谁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对商人和工厂主没有规定固定价格，只对农民规定固定价格。你们立宪党人和进步同盟，目的在于降低粮食价格，可是，却从各方面指责政府。你们还派出全权代表到全国各地去操纵粮价。难道我们各地就选不出人来管理这件事吗？”

　　莫尔达维亚的一个土地主：“我倒想看看，中央主管部门能够怎样来强迫千百万农民收割粮食，如果农民确信政府将不正当地、不按他们认为值得的价格从他们手中弄走粮食的话。”

　　奔萨的一个土地主：“当你们从各方面指责政府的时候，你们应该先扭过头来瞧瞧自己：你们参与粮食问题特别会议，却什么也不懂得，你们只起了绊脚石的作用。参加这种会议，就不应该代表党派。说什么大土地主是一个应该受压制、被毁灭的阶级。我们这里没有明智可讲，奢望却很多。住在农村的那些人不懂得这一点。这只能感到羞愧啊！固定价格——这是使我们的粮食陷于混乱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制定价格的各地方会议上，五个城市居民对一个地方自治工作者，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价格可能低于成本的话。粮食按固定价格上过市吗？

　　“我吃惊的是，对农业情况多少了解一点儿的那些人怎么也会这样考虑问题。这些人要不就是眼光短浅，要不就是要捍卫他们的自尊心。

　　“粮食生产的费用提高了，却要按低价出售吗？如果粮食上了市，所卖的那点儿可怜的钱怎么够还清夏天借的债呢？

　　“糟塌国家，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这是什么爱国主义？这些先生们连一丁点儿爱国主义都没有。来自人民政党的人们被剥夺了人民自由的感受。该怎么办——我们全都知道，请你们指出来——怎么办？可能因此他们倒不指出来，如果指出来的话，结果会得到类似不幸的粮食价格。我端详过左边的先生们，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的批评家，他们最能喧哗，可是没有任何创造力。”

　　发言者也反对里特奇赫：“提高固定价格现在也为时不晚，然后按固定价格支付征收的粮食。无论如何，这种价格将低于投机商的价格。而征收之外的粮食，就让农民按市场形成的公开自由价格出售好了。”（这一计划是一九一七年二月由大土地主、极端保守分子和地主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反动的主意，没有被爱好自由的公众所采纳。但是，如果我们用19世纪20年代的眼光来读它的话，我们会在极美好的自由的新经济政策上看到它的影子。）

　　一位来自基辅的俄国民族主义者：“在孩子们没有粮食吃的情况下，俄国不可能一直处于高度发展中。我们有一年多时间一直听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和政府作斗争。

　　“不管你做什么，哪怕亦步亦趋跟着人家走，还得和政府作斗争。据说，要是有一个信得过的政府，那么粮食立刻就会出现。然而，是谁在鼓吹信得过的政府之说呢？是在第三四届国家杜马中未能预见到德国的危险并阻碍军事拨款的那些团体。

　　“俄国民族主义者党团早就提议放弃固定价格。问题还不在于固定价格的确定不合时宜或者成本的确定不正确，而在于尽管以一年来其他物品价格上涨作为理由，固定价格根本就没有任何更可靠根据。如果说周围的一切都不固定，你们干吗要强迫粮价固定呢？

　　“生产者的合理要求被理解为大土地主们的恶毒的倾轧。而勃洛克却提出一些不合乎健全理性的、不切实际的措施。现在我们有产品，我们只是得不到这些产品。但也可能很快出现连产品也不会有的局面。”

　　库尔斯克的一个土地主：“不过在库尔斯克省得到了粮食，可是放在粮站里的，全都是在地里脱粒的，而且掺杂着雪和冰。那是在阴雨的春天里脱粒的——全都要腐烂了。人们把它做成面包干送到军队里去，可喂了老鼠。人们要求把猫送到粮站里捉老鼠，可是猫却在那里饿死了。即使没有燃料，可彼得格勒的照明、夜间贸易、剧院、电影院一点儿也没减少。彼得格勒有多少吃闲饭的人啊，为什么要他们待在这里？减轻一点儿首都的负担该多好。”（这个想法太放肆了：我们首都人自己可以做出判断，不需要你这位库尔斯克地主指手画脚。彼得格勒是人满为患，但那是充斥着逃难的人群——这是谁也管不了的“大军”。）

　　沃罗涅日省的代表：“我们到了关于政治没有什么可谈的时刻。在沃罗涅日省，各车站上堆满了粮食，可是没有车皮运输（而那些没有粮食的地方，却有的是车皮）。城市里的人很少懂得经营之道，人们相信没有经营也照样生活——而农村的人是靠经营生活的。当整列整列的火车被埋在大雪里面时，妇女、半大孩子和老年人毫无怨言地扛起铁锹去把它们挖出来。萨拉托夫省饿死了三百头公牛，因为不给它们草料吃，把草料保存给军队用，就好像这些公牛不是为军队准备的。爱护爱护农村吧！”

　　“农——村？？”克伦斯基感到惊奇。

　　“帮助农村而忘记城市？可我们是为城市文明生活的，要知道，没有城市的话，农村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的！城市——这是国家创造力的大动脉啊！这样来证明，固定价格——不好吗？”斯科别列夫（社会民主党）这样扭转问题，“如果政府不动声色地采用固定价格的办法，那只是表明国家已经不堪重负了。”（怎样让步，这可是一个经验。）

　　塔拉索夫（维亚茨基的农民，劳动者）：“我们农民按固定价格能得到什么呢？能得到煤油、铁、商品、印花布、糖吗？什么也得不到。

　　“那些拼命掠夺农民的奸商的生活是怎样的情形呢？由于政权的削弱，奸商们把人民的全部财富装进了自己鼓鼓的衣袋里。对于各城市和首都的不劳动的群众，我才不答应按固定价格卖给你们粮食呢。可是人家从我们这儿把粮食拿了去，用它喂养奸商，还喂养那些不顾人民哭泣而在戏院和电影院里寻欢作乐的人们。他们在那儿尽情地唱歌、跳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舍不得按固定价格卖粮给某些人，除了军队以外。”

　　马科贡（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农民）：“你们在农村都能看到谁？夏天里只是一些老人和孩子，许多房子都倒塌了。你们在田地里都能看到谁？60来岁的头发花白的老人，在这种年龄他们本应该跟老伴和子孙们一起过着安逸的生活。你们难道指望这样的老人来养活军队，养活整个俄国吗？

　　“而在城里呢？所有房子几乎都派上了用场。游手好闲的人比比皆是。又有多少人获准缓期服兵役呢？

　　“农民的孩子在战斗中抛头颅、洒热血——而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呢？农民们总算弄明白了，他们全都当兵去了，而那些游手好闲的城里人却获准缓期服兵役。他们会用什么价格向老人买面包吃呢？固定价格还是提高了的价格呢？不管怎样，他们获得了生命的代价，留在原地，得救了。

　　“是谁在遭罪——是农民还是地主，没有必要加以区分。你们向他们讨债吧，把粮食拿去吧。我们卖一普特粮食只能买半磅铁钉，这难以想象的事难道正常吗？农民害怕未来的日子，害怕可怕的饥饿。如果继续实行固定价格，那么，就要到割草场去播种了。

　　“有位部长断然说，我们又在妨碍他了。我们的声音很小，我们不好说人家很少相信我们。但是，你们应该明白真实情况，如果再继续这样不顾一切，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当然，在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中各类发言所占的比例是另一个样子：每次这种乏味的发言只记录两页纸，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的发言则记录10～15页。不用说，国家杜马里的学者听这种乏味的发言时，会露出嫌恶的表情——全是庄稼人的道理，像白开水那样淡而无味。而米柳科夫、波斯尼科夫就截然不同了，有一套地租理论。就像常言所说的，国家杜马是俄国年轻的议会，实际上杜马会议上只有20个人发言，显然，应该把这20个各种各样的政治家的发言理解为俄国的真正的声音。

　　幸好，在这20个人中间有着安德烈?伊凡诺维奇?申加廖夫，一个明智的人。然而，如果你是20个人中的一个，你就要迅速麻利地办事，经常回答问题。而如果你属于立宪民主党，你就要始终地做个立宪民主党人，要按照你的那个党的要求严格地梳你的辫子，保护你的领袖和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不要忘记自己的党和自己的同盟的最高任务：归根到底重要的不是粮食本身而是推倒沙皇政府。如果人们在讲坛上发言提到固定价格，你就要站起来喊着说：“你们简直不明白这是要挑起什么事情来！你们是在玩火！”

　　如果你的领袖不会用该死的数字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去给他解围——你应该走上讲坛说：“是的，虽然在里特奇赫那儿粮食问题被夸大了，但是可以认为，和我们的需要相比较，问题倒是缩小了。”

　　为了使这位部长的全部成绩化为乌有，就要说： “他没有告诉我们最感兴趣的东西——要为未来的农业季节采取什么措施？这位部长对扩大播种面积、获得种子和机器的关心在哪儿呢？（哎哟，申加廖夫，这个季节可是要挺得住啊，这个月、这个星期、甚至今天到会间休息这一段时间，街头都会有什么消息传来啊……给批评留下的余地是无限的：可那位部长却在谈论下一个季节——他不谈今天的需要，真可以大骂他一顿。）

　　“部长没有保持一位国家领导人该有的那种镇定。我们期待的不是这种发言。政治妨碍他办理粮食这一神圣事业。部长先生，你太不谨慎了。你把固定价格的受挫归咎于格罗曼、沃隆科夫和报刊……是的，过去当然是有错误的，而且很难想象管理国家的那些人在重大国事上不犯错误。（但这时同盟在什么问题上不能原谅政府呢？）

　　“或者旁边的批评家不犯错误，定下了较低的固定价格。我不想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个别统计数字可能不准确。（这个真正同情俄国庄稼汉的人，14年前还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曾写过《即将空无人烟的农村》，文中按百分之一戈比的数字来累计农民的收支！）

　　“但难以估量的严重错误是：没有一个能按计划管理粮食事业的政权……人们把粮食转卖给了某个威尔斯。而威尔斯是何许人呢？（喊声：‘一个傻瓜！德国人！’）

　　“他在申加廖夫按党的义务办事的地方显得很渺小，也许是被扭曲了。他竭尽全力保护各种社会性的委员会，特别是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会联合委员会，滑稽地效劳于编辑一些免服兵役的勤于地方自治的人的空头科学集子。他居然不觉得多么自我矛盾！

　　“真令人莫名其妙，似乎有什么地方可以不问政治似的？先生们，你们的会议是政治性的会议，你们不是粮食委员会。政治是国家生活的本质。如果你们丢掉了政治，那么，你们还能剩下什么呢？认为有什么可以不必跟政治发生关系的问题的观点是极大的谬误。”

　　这时他急剧地掉转矛头攻击政府：“不要把你们的极不明智的政治观念渗透到粮食事业中去！你们的专制是丧失理智的，它在最危急的关头给国家造成了破坏。”

　　但在党内活动时刻，他讲起话来却没有像在别的反对派头头跟前那样傲慢和愤恨。他讲的全是党的义务的话语，声音低沉洪亮，为俄罗斯的不幸感到深深的不安。他指出了里特奇赫的真正的弱点：盲目地过高估计俄国的潜力，仓促地相信爱国激情的胜利——在那些征粮工作很容易展开的地方是可以这样的，但在坦波夫省交纳的粮食从来没有超过1700万普特，可是对这个省份的要求是2300万普特——每一俄亩要交纳30普特，而沃罗涅日省则每俄亩要交纳40普特粮食……

　　里特奇赫本人也在细听这些数字，渐渐皱起了眉头，他感觉到了那一望无际的广阔地方滞留着攸关生命的大批谷物，以及庄稼人对城市骗子的那种不可名状的（然而是理智的）不信任。突然，他似乎清醒过来，使自己自由的头脑摆脱他的党的约束，他向慌了神的国家杜马解释说：“你们都来帮忙吧！他这是对的。是的，先生们，应该运送粮食。如果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前线，那么，也应该把粮食交纳出来，这是对祖国的神圣义务。”

　　而这位使人担心的、空前活跃的、争论中不知疲倦的农业部部长，他又走上了讲坛！可是国家杜马不愿意再听他发言，于是，整个左边的代表粗野地叫嚣起来，要求暂时休息。

　　罗江科：“恳请诸位坐下来。”（喧嚣声响起。左边的喊声：“暂时休息！”“暂时休息！”“这是不尊重国家杜马！”）

　　罗江科好不容易才让大家安静下来。里特奇赫的头一句话讲了好几次：“先生们，我极其……（左边的喊声：“暂时休息！”）先生们，我的话很短。我极其……（左边喧哗声：“杜马的决定！”）极其高兴地，简直是兴奋地听了杜马成员申加廖夫那么真诚地讲到对人民的号召和公民责任的那一部分发言。农业部准备在杜马的农业委员会里做出一切解释，说明为什么不允许缩小播种面积。然而，先生们，我很不安地听了杜马成员米柳科夫和申加廖夫继续发言的其余部分。而第二部分的发言者出自同一个政党，可我们不得不听到什么呢？杜马成员米柳科夫一会儿指责农业部盲目地乐观，一会儿指责农业部悲观。他们和我争论什么呢？不是始终想证明过错在于我吗？这里不存在争论的对象：我觉得他们力求用数字来证明的过错比我还要大得多。

　　“是的，先生们，让我日日夜夜都感到惴惴不安的是，在这可怕的历史时刻我所做的不到应该做的事的千分之一。（右边鼓掌声。）不幸的是，我是一个平凡的人，而在这时候俄国应该推出一些具有非凡力量的人。我的过错在于没有这样的力量。

　　“公平地说：为什么反对派的领袖们就不能用这种语调说话呢？那样的话，冲突就难以发生了。”

　　可是反对派的巨擘们却叫喊起来——

　　阿杰莫夫：“出去！”

　　米柳科夫：“天无绝人之路！”

　　里特奇赫：“我们怎能把精力消耗在个人的手腕较量上呢？这简直太可怕了。先生们，我盼望这里出来的不是演说者，而是普通人——忘我地热爱俄罗斯的普通人。我觉得大家都可能有这种感觉，我们正经历着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命运之手有可能最后一次举起那维系着俄国未来的力量。”

　　星期六和星期天没有会议。国家杜马的一个成员去世了，哀悼啦、祭祷啦，三天没有认认真真开会。直到二月二十三日正午，当彼得格勒方面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可世界上谁也不明白这事）时，才又开起国家杜马的例会来，讨论关于粮食的问题。

　　彼得格勒的面包店已经闹哄哄了，人群还拦截电车，拥向警察岗哨。不知是谁带来的这骚动的传闻，暂时休息中的杜马成员都听到了。

　　但在角锥形屋顶下的电灯通明的无窗大厅里，自由派阵营的行动家和评审家在一个劲儿地发言，二十四日午后，又是波斯尼科夫、罗季切夫、戈德涅夫发言，当然，每天有奇赫伊泽发言，每天还有克伦斯基发言。他们猛挥着手、唾沫飞溅地谈论这个讨厌的、毫无结果的问题，挥手高呼：“不要相信这位里特奇赫！”

　　罗季切夫：“今天他是无可救药了！”

　　奇赫伊泽：“先生们！怎么能把黑面包局面上的粮食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呢？……唯一摆脱困境的出路就是斗争，它将引导我们废黜这届政府！唯一的办法是保存我们的力量，使国家步入健康的轨道！”

　　就这样，彼得格勒200年的历史进程就要结束了，由彼得的手杖和意大利的建筑师强制性地在北方沼泽地上建筑起来的这座城市开始表现出新进程。这座城市建立在沼泽地上，这儿不生产粮食，但吃着最白的面包。但这一城市本身的这一表现，不是由昏暗的公共图书馆书架上的思想家，也不是由国家杜马的快言快语的代表，而是由那些因为粮食没有及时运到这沼泽地来而敲打着商店玻璃的街道莽汉传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