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22日，一个名叫雅各?威特灵的男孩被一名头戴面具的携枪男子绑架，然后再没有人见过他。1989年，我那时才三岁，所以如果我说这不是我干的，你大可以相信。但是多亏了近二十年前的雅各?威特灵绑架案，我的成年生活永远改变了。因为雅各的父母成立了雅各?威特灵协会，使得《雅各?威特灵侵害儿童和性暴力罪犯登记法令》于1994年被正式列入法律，基本上，是雅各的父母帮忙建立了第一个性犯罪者数据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是个畜生，是吧？这是现在人们的普遍看法。性犯罪者都是怪物，我们不仅应该被严禁与孩子进行一切接触，而且还应该被放逐、被剥夺一切权利，应该被赶到佛罗里达大桥下的泥巴里过活。看看梅根?康卡的遭遇，被住在隔壁的性犯罪者从她的卧室里绑架了，再看看杰西卡?兰斯佛德，被街对面和她姐姐在拖车同居的性犯罪者从没上锁的家里绑走了。

　　我能跟你说什么？我的假释官说，在美国大约有60万登记注册的性犯罪者。其中一些肯定还会行为不轨，而当他们不规矩时，我们都要被惩罚，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人。

　　我按时起床、工作、参加集会，我也不喝酒，基本是个成功案例。现在，下午五点，我还在单位打着包，但多数时候，我在等着被警察拘捕。

　　到五点十五分，如果还没有一溜闪着警灯的警车疾驰而来，我就准备回家了。我会在脑中重新追溯这一天，试图控制我不断滋生的焦虑感。今天早上看见正在调查的警察后，我明智地选择了去上班。毕竟，警察很快就会找上我的，到那时，琼斯太太失踪的这段时间我都做了什么将会成为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事实是，因为和琼斯先生的谈话，我午饭后晚回去了半个小时。这一反常事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我现在对此也无能为力。我必须和那家伙谈谈，毕竟，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逮捕的是他而不是我。

　　现在，快到我门前的台阶了，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穿蓝色制服的人——或者更有可能是身穿防弹背心的特警小分队的影子。我意识到这是星期四的晚上，如果我不赶快，我的集会就要迟到了。我可不能在我的日程上再有任何偏差，所以我加快速度，冲进卧室，用五分钟换洗，然后冲出门，叫了辆出租车赶往地方心理健康协会，八名登记在册的性犯罪者是不可能在小区图书馆里举行每周一次的援助小组会的。

　　五点五十九分我到了大门。这至关重要，协议规定你一分钟也不能迟到，而我们的组长对此要求极为严格。布伦达?简女士是一名注册临床社会工作者，外表看似一位1.8米高的金发封面女郎，却有着监狱看守长一般冷酷的个性。她不仅负责我们的集会，而且控制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该喝什么、不该喝什么，到该和什么人约会、不该和什么人约会，她什么都管。我们有一半人对她恨得咬牙切齿，另一半则对她十分感恩戴德。

　　集会每周举行一次，约持续两个小时。作为一名性犯罪者，你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怎么处理一堆文件。我有一整本的活页资料，装着各式各样的文件报告，有我签过名的《性犯罪者方案协议》、为我量身定制的《致力于未来幸福的安全计划》，以及一摞《小组集会方案规则》、《约会/恋爱方案规则》和《家庭内部性侵犯的方案规则》。今晚也不例外，我们每个人都要先填写每周状态报告。

　　问题一：这一周你有哪些感受？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罪恶感，第二个念头就是这我可不能写下来，在援助小组中做陈述是没有机密性可言的。又是一张我们都必须阅读和签名的文件，今晚又或者任何晚上我所说的都可能成为对我不利的呈堂证供。每个性犯罪者共有的一条日常悖论就是：一方面我需要努力成为诚实人群中的一员，另一方面，我可能会因此而随时受到惩罚。

　　我写下了我想到的第二个答案：恐惧。警察不会因为这个否定我，对吧？一个女人失踪了，而我是这个街区的一名注册性犯罪者，我当然他妈的会害怕。

　　问题二：这周你用了哪五种干预方法防止不健康情形的发生？

　　这个问题很容易。进入组里的第一天，会发给你一张单子，大概列有140多种如何防止再次施虐的干预办法。第一次我们大多都笑翻了，140种避免再次犯罪的方法？最滑稽的是，居然包括报警、冲凉水澡，或者我个人最喜欢的，隆冬腊月去跳太平洋。

　　我选了比较常规的：不和孩子单独相处，不去酒吧，不漫无目的地开车兜风，不对自己期望过高，以及弹拉橡皮圈。

　　有时我也将“避免自怜”列入我的五项之一，但即使我自己也知道我这周没有做到，“不对自己期望过高”就成了不错的替代项，我都好几年没有过任何期望了。

　　问题三：这周你用了哪五种干预方法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

　　又是老一套的答案：全职工作，锻炼身体，远离毒品和酒精，充分休息，保持平和状态。好吧，也许我今天表现得不够平和，但七天中只有一次，而理论上我们要填的是一周状态报告。

　　问题四：描述一下你这周以来所有不恰当或没被关注的冲动、幻想或有关性的想法。

　　我写道：我幻想和一名浑身被捆绑、嘴巴被堵住的成年女性做爱。

　　问题五：解释一下每个性幻想的发生原因。

　　我写道：因为我是一名二十三岁的未婚男性，正亢奋得要命。

　　我想了一下，然后擦掉了“亢奋得要命”，重新写上“处于性欲旺盛期”。布伦达?简女士——小组的头儿，对于集会里的用词有自己的规定，不能用鸡巴、老二或者小弟弟，而要用阴茎。句号。

　　问题六：描述在手淫前、手淫中和手淫后的情绪状态。大多数人都描述为愤怒或焦虑，压力太大，不断累积、累积，累积到他们必须得做点什么才行。有人汇报说之后会大哭。感到有罪、羞耻、极度孤独，都是打手枪的理由。

　　我没有那些感觉，我是个汽车修理工，我这些天的手淫有着同样的治疗感觉。我不是在发泄情绪，我只是要保证身体的各个部件都能正常运转。

　　问题七：这周你经历了怎样的双向性行为？

　　我没什么可报告的。

　　问题八：这周你已有或者试图尝试与年纪适当的人发展过什么人际关系吗（非性爱的）？

　　我没什么可报告的。

　　问题九：请写出所有接触过的小孩子的姓名、年龄、与你的关系、进行了何种接触，以及在场伴护者的名字。

　　我没什么可报告的。

　　所以就这样了，又一份本周汇报，又一次援助小组会。

　　你知道我们在会上都做些什么吗？我们都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和自己女儿上床的父亲会说自己其实强过和十五岁祭坛侍童睡觉的神父，猥亵儿童的家伙会说自己胜过那些强奸犯，用糖果、温情或其他好处诱奸受害者的会说自己比那些使用暴力的怪物们要更善良，而使用暴力的畜生们争辩说他们比诱奸犯好，因为后者会使受害人心怀负罪感。政府把我们拢在一起就像其他任何组织一样，我们竭尽全力想要证明自己的不同。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集会还挺管用吗？因为没人能像骗子一样识别出其他的骗子，承认吧，这个房间里，我们都是职业老手。

　　集会的头半个小时就在填写这些一周报告中过去了，然后这几个月里破天荒头一次，我有话要说。

　　“我觉得我要被抓起来了。”

　　谈话中断。布伦达?简女士清了清喉咙，调整了一下膝盖上的文件夹，“艾丹，似乎你有事要说。”

　　“是的。我住的那条街上有个女人失踪了，我想如果他们找不到她，就会怪罪到我头上。”我带着怒气说。这让我有点惊讶，直到现在我都以为自己已经认命了，但也许我到底还有点期待。我发现自己又在弹手腕上的橡皮圈，毫无疑问这是愤怒的表现，我强迫自己住了手。

　　“你杀了她？”温德尔问。温德尔是个白人肥佬，留着整齐的胡子，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当有钱，嗓音很轻浮。温德尔还是一个这种贴金游戏的好手：他只是个可怜的被作弄的暴露狂，只暴露，不接触，把他和我们这类人放在一起，只能说明司法制度是多么不人道。

　　我不知道温德尔是不是只暴露不接触，理论上说，作为性犯罪者治疗方案的一部分，他要提供自己所有罪行的完整记录，然后是对犯罪历史进行测谎检验，价格150美元。（我补充一下，这钱我们得自己付，而且必须一直付到我们通过测谎检验为止。）

　　个人来说，我认为温德尔是个他妈的疯子。可怜的、被作弄的暴露狂？去他的。温德尔总是瞄准某个特定的受害群，比如，他喜欢去敬老院，把他那三百多磅的白花花的肉屁股亮在那些连遮住眼睛的力气都没有的长期卧床的病人面前，然后他会开车去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所，在一蹶不振刚得知自己有了两个月身孕的十四岁少女面前摇晃自己那根玩意儿。但是，多数时候他喜欢去户外强奸心理危机诊疗所，把自己的一堆肥肉晒在已经深受创伤的女人面前。

　　他的最后一个受害人回到家后，上吊自杀了，但是温德尔会跟你说，他并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恶劣。

　　“我没碰过她，”我回答说，没有理会温德尔会心的坏笑，“我甚至都不认识她，但这无所谓，警察会搜索数据库，我的名字就会蹦出来，他们就会拘捕我，还不准保释。他们盯上我了，我完了。”我又开始弹我的橡皮圈。看得出布伦达?简女士在注视着我，于是我又一次强迫自己住手了。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此你有什么感觉，艾丹?布鲁斯特？

　　无路可走了，我想大声喊，真的，真的无路可走了。

　　“一个女人失踪了？在南部？什么时候发生的？”另一个小组成员，盖里?普罗韦西大声问。盖里是个三十七岁的酒业投资经理人，因为对朋友十一岁的女儿进行了不恰当接触而入狱，妻子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他，家里人到现在都不和他说话。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他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因为一方面，他看起来仍然像一名体面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被判有罪的性变态；另一方面，他似乎真的在悔过，并且努力在戒酒。盖里是个严肃的人，安静但聪明。这一屋子的所有人里面，我最喜欢他。

　　“那女人昨晚失踪的。”

　　“新闻可什么也没说。”

　　“我不知道。”我耸耸肩。

　　“她多大？”温德尔问，直切要害。

　　我又耸了下肩，“她是个孩子妈，大概二十五六吧。”

　　“她是成年人，你可以放松点，而且，你又没有暴力犯罪史。”

　　吉姆微笑着说。吉姆是我们小组唯一一个三类性犯罪者，意味着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他是最危险的一个。像温德尔这样的露阴癖或许最有可能成为重犯，但是像吉姆这样顽固的恋童癖才是真正可怕的怪物。吉姆承认他只对八岁男孩感兴趣，近四十年里大概和三十五个孩子发生过不恰当关系，十四岁时给人当临时保姆就开始干了，现在他五十五，日益减少的睾丸激素终于让他缓和下来。而且医生们在给他服用大剂量的抗抑郁药，其副作用就是抑制性冲动。

　　然而，就像我们在每周集会中讨论过的，你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性偏好。你可以教一个人去偏好成人，但是要从某个人的性取向中“除去”一些什么，换句话说，叫他不去偏好儿童却是十分困难的。

　　吉姆喜欢穿罗杰斯先生牌的套头衫，喜欢吮奶油硬糖，从这一点看，我猜他幻想最多的可能还是没有发育的男童。

　　“我不知道这要不要紧，”我说，“被登记的性犯罪者就是被登记的性犯罪者，我想他们会先逮捕，再盘问。”

　　“不，”盖里，那个投资经理人反驳道，“他们会先见你的假释官，这是他们的程序。”

　　我的假释官，我惊讶地眨眨眼，我已经完全忘记她了。我假释满两年了，每个月我都要被责令去报到，频繁得已经让我注意不到集会的存在了，不过就是又一次的书面工作和义务性的表格签名。像我这样的，八分钟就能全部搞完：复印付款存根，上交治疗顾问的信，证明我支付了每周的咨询费，等等，然后我们又可以快活过上三十天。

　　“你觉得你的假释官会怎么说？”温德尔问，眯着眼。

　　“没什么可汇报的。”

　　“你今天上班了？”布伦达?简问。

　　“是的。”

　　“没有喝酒，没有吸毒，没有上网？”

　　“工作，走路，不喝酒。”

　　“那应该没事。当然，你有权申请律师，如果你开始感觉不对劲了，你就要提出申请。”

　　“我觉得是她丈夫干的。”我听见自己说。没什么原因，就是那套给自己贴金的游戏。看吧，我不是坏人，他才是。

　　我的组员为我辩护，频频点头。“是的，是的，”有几个答道，“这种事不总是丈夫吗？”

　　温德尔脸上还带着那种冷笑。“好像她不是十四岁——”他开口了。

　　“温德尔。”布伦达?简女士打断了他。

　　他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我只是说她好像不是那种可以诱惑人犯罪入狱的金发美人。”

　　“哈林顿先生——”

　　温德尔举起肉乎乎的手，表示投降。但是，最后他又转回来对我说了些有用的：“嗨，孩子，你还在那个街区的修车厂干活，对吗？希望那个失踪的女人没在那儿修过车。”

　　我脑中顿时浮现出了桑德拉?琼斯的身影，她站在灰色柜台的前面，长长的金发掖在耳朵后面，微笑着把钥匙递给维托，说：“当然，我们五点会来取的……”

　　有生以来第二次，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