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行一致，是墨子平日所反复叮咛的，他不但“坐而言”，更重“起而行”,是彻头彻尾的一位实行主义者。他说：

　　话要能实行的，才值得去说。否则，就是空口说白话，徒费口舌了。（《耕柱》篇、《贵义》篇）

　　上文说过的那位兼学儒墨两家学术，名叫告子的学生，有一天对墨子自夸说：

　　“我有治国手段。”

　　墨子说：

　　“治国的事，一定要能说能行，那才真懂得‘治’的意义。

　　现在只听你满口炫夸，却不见实行，言行不一。你连自己本身都不能治理，又怎能治理国家？你不要再提治国的事，先想办法治理本身。”（《公孟》篇）

　　墨子是最看不惯这种说而不行的人的。

　　墨子的学说，最受批评的是“兼爱”。世人反对兼爱，只说是：

　　“善而不可用。”

　　墨子说：

　　“如果真不可用，我也会反对它，但哪有好的东西不能用的呢？”（《兼爱下》篇）

　　兼爱的难以实行，并不在理论本身，而是在于人心：世人不愿吃自己兼爱的苦，却情愿享别人兼爱的福。世人尽管反对兼爱，但遇到利害关头的时候，便要去选择能够兼爱的朋友和他共事。其实，世人如能祛除自私自利的心，视人如己，兼爱并不难行。

　　墨子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他认为如果知而不行，便连知都算不上了。墨子说：

　　假定这里有一个盲人，他说道：

　　“石灰是白的，煤烟是黑的。”

　　即使是明眼人也不会说他不对。

　　但是，将颜色白的石灰和颜色黑的煤烟混合在一起，再叫他去分辨，他就无法分辨出来了。

　　所以说：“盲人不知道黑白。”

　　这不是说盲人不知道颜色的名称，而是说他无法作实际的辨别。

　　盲人只会解说名称，而不会作实际的辨识，这也等于“不知”。同样的道理，墨子又说：

　　当今天下的君子谈说仁义，纵使是夏禹、商汤等圣王也不过如此。但是，若将合乎仁义的事与不合乎仁义的事混杂在一起，令天下的君子去辨认，就无法将它分别了。

　　所以我说：“天下的君子不知道‘仁’是什么。”并不是指那一个名称，而是实际的辨别。（《贵义》篇）

　　空谈仁义是没用的，必定要能实行，对国家百姓才有实际的益处。口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谁不会说呢？有些人口头上讲得很动听，而所行所为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墨子最不齿这种人。

　　墨子自己是个言而能行的人，他审慎地提出一种主义，就要将它实行。他特意创立了“三表法”，作为立论的规准。为什么要有“三表法”呢？墨子说：

　　凡是发一番言论、写一篇文章，都不可以不先立下一个标准来。言论若没有一个标准来审义，就好比将测量器安放在制陶器的转轮上面，去定东西的方向，去测早晚的时刻一样。如此，虽有精巧的工人，也不能将时刻量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