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加利福尼亚人，对地球的各种活动司空见惯。我们都清楚，地面可能会移动和抖动。我们的手电筒总是装着电池，壁柜里总贮存着好几加仑的水。我们都相信，人行道可能会突然裂开，游泳池有时会像碗里的水一样晃动。我们都能迅速地爬到桌子底下，都知道要小心提防飞来的碎玻璃。每学年开学时，我们每人都要备好装满干粮的密封袋，以防大地震把我们困在学校。然而，和生活在地震少发地带的人们一样，加利福尼亚人对目前这场特殊的灾难也是毫无防备的。

　　那天早上，弄明白发生什么事之后，汉娜和我冲到外面四处张望，想找出地球转动变慢的蛛丝马迹。但天空还是老样子——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阳光一如既往的灿烂。海边吹来熟悉的海风，空气闻起来还是那个味，混合着青草清香、金银花香和氯气的味道。桉树依旧像海葵那样迎风飘舞。我妈那壶阳光茶看起来近乎黑色，可以饮用了。离我家后院很远的地方，高速公路依然车来车往。电线继续嗡嗡作响。如果我们把足球抛向空中，可能不会注意到它的落地速度比以前更快，撞击地面时更有力。那年我11岁，住在郊外。我最好的朋友就站在我身旁。我没有发现任何事不对劲或出差错。

　　在厨房里，我妈正在查看架子上的必需品，拧开碗柜的门，翻看抽屉里的物品。

　　“我只想知道应急物品放哪儿了。”她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该回家了。”汉娜说。她依然穿着紫色的睡衣，双臂环在细腰上。她还没有梳头，她的头发需要细心打理，因为从二年级起她就没剪过头发。不知为什么，我认识的摩门教女孩都留着长发。汉娜的头发长及腰部，发尾像火焰逐渐变得尖细。

　　“我妈可能也抓狂了。”她说。

　　汉娜家全是女孩，我家只有我这一个孩子。少了汉娜，房间就会静悄悄的，我舍不得她走。

　　我帮着她卷起睡袋。她收拾背包。

　　如果知道要过多长时间我们才会再见面，我一定会用另一种方式和她道别。但汉娜和我只是挥挥手，然后我爸开车送她回家。她家与我家隔着3条街。

　　电视里没有出现连续镜头，没有燃烧的建筑物，没有坍塌的桥梁，没有变形的金属或烧焦的土地，没有倒塌的房子。无人受伤，无人死亡。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灾难。

　　这说明了为什么刚开始时我感到的不是害怕而是兴奋。它有点令人激动——平淡生活里的一抹亮色、意料之外的惊喜。

　　但是妈妈吓坏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她说。

　　她不停地把发夹取下又别上去。她把头发染成了黑棕色，所以头发黑油油的，很好看。

　　“会不会是流星陨石？”我说。我们上科学课时一直在学习有关宇宙的知识，我可以按顺序背出行星名，知道飘浮在太空中所有物体的名称。那里有彗星、黑洞和一堆堆巨石。“说不定是核爆炸？”

　　“不是核爆炸。”爸爸说。他盯着电视屏幕时，下巴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他没有坐下，而是双臂交叉，两脚分开站着。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能适应这种变化。”电视里有位科学家正在发言，他的衣领上别着一枚小小的话筒。一个新闻播音员向他询问，情况会不会变得更糟。“如果地球转动继续变慢——这仅是猜测——我认为可以预测天气会有全新的变化。地震和海啸会频繁发生，植物和动物可能会大量死亡，海洋可能开始向两极转移。”

　　在我们身后，垂直百叶窗在微风中沙沙作响。远处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螺旋桨叶发出的嗒嗒声穿过纱门涌进屋里。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妈妈问。

　　“海伦，”爸爸说，“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

　　我们全都把那天的足球赛忘得一干二净。整齐叠放的足球服在抽屉里待了一整天，护胫纹丝不动地躺在壁橱下面。

　　后来我听说只有米凯拉出现在球场上。她和平常一样迟到，手拎钉鞋，披头散发，穿着短袜一路跑上山来到球场。红色的卷发不时飘进她的嘴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球场空无一人，没有做热身运动的女生，没有风中摆动的蓝色运动衫，没有左右晃动的法式发辫；草地上没有一个父母或教练，没有戴着太阳镜、啜着冰茶的母亲，没有在场边走来走去的父亲；没有冰箱，没有沙滩椅，没有切成4瓣的橙子；停车场空荡荡的，没有一部车子。唯有球门上的网静静地在风中摇摆，证明在这块场地上曾经进行过足球比赛。

　　“知道我妈怎么做的吗？”几天后，她模仿七年级那些性感的女生靠墙吃午饭时的姿势对我说，“等我跑到停车场时，她已经走了。”

　　米凯拉的妈妈是我同学的妈妈中最年轻的。其他同学最迷人的妈妈那时至少已有35岁，我妈妈已经40岁。米凯拉的妈妈只有28岁。即使米凯拉矢口否认，我们也知道这是真的。她妈妈身边的男友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她皮肤光滑，身体结实，双峰高耸，双腿修长，这一切是某些可耻的勾当的源头，虽然我们只是模糊地觉察到她做了可耻的事情，但我们敢肯定确有其事。米凯拉是我认识的同学中唯一住在公寓里的人，而且她没有父亲。

　　米凯拉年轻的妈妈错过了那条新闻，当时她正在呼呼大睡。

　　“你在电视里没看到什么消息？”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问米凯拉。

　　“我家没有电视，你忘了？我从没看过电视。”

　　“汽车收音机呢？”

　　“坏了。”她说。

　　即使在平时，米凯拉也要搭顺风车。在地球转动变慢的第一天，我们其他人都待在客厅看电视，米凯拉却被困在足球场上，拨弄一台已经停止服务的旧投币电话（电话制造商都早已忘了有这么一台电话了）——那时其他同学都有手机了——后来，教练开车到球场通知去那里的队员球赛被取消或至少被推迟时，才把她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教练开车送她回了家。

　　到了那天中午，各家电视台没能更新有关地球转动变慢的信息。虽然没有新消息，电视台还是继续对地球转动变慢进行报道，翻来覆去炒着各种相同的小道消息。没关系，我们全都看得入了迷。

　　我和爸妈一整天都坐在地毯上，离电视只有一两米。我还记得如何度过那感觉怪异的数小时。那天过得很充实：渴望了解更多有关地球转动变慢的消息。

　　妈妈定期在房子里巡视，打开一个个水龙头，检查水的颜色和洁净度。

　　“水没问题，亲爱的。”爸爸说，“这不是地震。”

　　他手持眼镜，用衬衫下摆擦着镜片，好像我们要面对的纯粹是个视力问题。我发觉爸爸取下眼镜后，眼睛不仅很小，而且有点斜视。

　　“你怎么满不在乎啊。”她说。

　　那时候我父母之间的分歧还不算大。

　　爸爸把眼镜拿到灯光上照了照，然后小心地戴上。“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他说，“我会照你说的去做。”

　　爸爸是个医生，信奉“出现问题，解决问题，诊断疾病，治好疾病”的原则。在他看来，对未知的事忧心忡忡根本是徒劳无益。

　　“人们张皇失措。”妈妈说，“负责看管供水系统和电网的人会怎么办？食物供应怎么办？如果这些人临阵脱逃又怎么办？”

　　“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渡过难关。”他说。

　　“噢，真是好点子，”她说，“一个绝妙的点子。”

　　我看着妈妈光着脚匆匆向厨房走去，不一会儿，那边就传来开关酒柜门的咔嗒声和嘎吱声、冰块在玻璃杯里的碰撞声。

　　“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很想说些令人高兴的事——它像咳嗽一样不由自主地从喉咙里冒出来，“一切会好的。”

　　各种疯子和天才纷纷从荒郊野岭钻了出来，挥舞着知名学术刊物拒绝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现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上。这些“孤独的狼”声称已经看到灾难的来临。

　　妈妈端着一杯酒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在电视屏幕下方，有一个用红色大写字母显示的问题不停地闪烁：

　　末日临近了吗？

　　“噢，得了，”爸爸说，“纯粹是耍噱头。看看公共电视台有什么？”没人响应他的话，没人去换台。他转而对妈妈说：“我认为她不应该看这些东西。”随后他又问我：“朱莉亚，想去踢球吗？”

　　“不想，谢谢。”我答道。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一条消息。

　　我穿件长及膝盖的运动衫。托尼躺在我旁边的地毯上，爪子向外伸，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它瘦骨嶙峋，脊椎上的骨节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克洛伊躲在沙发底下。

　　“来吧，出去踢会儿球。”

　　爸爸从客厅的壁柜里找出一个足球，用手摁了摁。

　　“球有点瘪了。”他说。

　　我看着他摆弄打气筒，好像它是件医疗器械。他用外科医生做手术的精准度，小心翼翼地把针插进球的气孔，开始有条不紊地给球打气，像吸呼机那样，总是等到上一次的气完全进入球里才再次用力按下气筒。

　　我很不情愿地系好鞋子，然后和他一道出去。

　　我们俩一言不发，来回踢了一会儿球。我仍然听得见电视播音员在屋里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他们的声音和干净利落的踢球声混在一起。

　　隔壁几家的后院冷冷清清的。秋千像报废了似的一动不动。双胞胎的蹦床也不再发出吱吱声。我心不在焉。我想回屋去。

　　“好球，”爸爸说，“传得很准。”

　　不过，他并不太了解足球，踢球的动作不正确。接下来那一下我踢得太猛了，球飞到院子角落的金银花丛里。于是，我们停止踢球。

　　“没事吧？”爸爸问。

　　不少巨鸟在空中盘旋。它们不是平时郊区常见的鸟儿，而是些猫头鹰、老鹰和乌鸦，它们强壮有力的翅膀证明东部这里还有未被开发的野地。巨鸟们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响亮的叫声淹没了平常落在后院里那些鸟儿的啁啾声。

　　我知道动物常常能察觉人类意识不到的危险，比如在海啸或野火袭来之前，动物总比人类早几分钟或几小时逃离危险地带：大象有时会挣脱铁链，向高处奔去；蛇会爬行到数公里外躲避灾难。

　　“鸟儿知道有危险吗？”我问爸爸。我抬头望着它们，感到脖子上的肌肉变紧了。

　　爸爸研究着它们的外形，没说什么。一只老鹰落在我家松树的冠顶上四处张望，随后拍打着翅膀朝着海岸线向西飞去。

　　妈妈透过纱门冲我们喊道：“他们说地球转动变慢可能影响地球引力。”

　　“我们马上回去。”爸爸说。

　　他用力捏了捏我的肩膀，然后仰起头望着天空，像个查看有没有下雨征兆的农民。“我希望你想想人类是多么的聪明，”他说，“想想人类发明的每件东西，如火箭、飞船、电脑、人造心脏等。我们能解决问题，知道吗？我们总能解决大难题。我们能做到。”

　　我们穿过玻璃门走进屋里。进门前，爸爸坚持要我在门垫上把鞋底擦干净——似乎做这些常规的事情能确保我们的安全——才能回到客厅，回到妈妈妈身边。但是，在他说话、我们走动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虽然我们的世界目前还完好无损，可是周围的一切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们忧心忡忡地等着，疑神疑鬼，胡思乱想。我们从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嘴里听到新词语、新方法。他们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和网络视频上，说什么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追踪太阳在空中运行的痕迹。妈妈喝着加冰的苏格兰酒，爸爸在客厅走来走去。我给汉娜打电话，但她没有接。那个星期六过得迥然不同，早上像是昨天的延续。当我们坐着等待西边的太阳慢吞吞地落山时，我觉得一天长似好几天，似乎这天的长度突然爆增，远不止多了区区一个小时。

　　傍晚，爸爸上楼到他的卧室，换上有领衬衫和黑袜后走下来，手上还拎着一双皮鞋。

　　“你要去哪儿？”妈妈问他。

　　“我6点要值班，忘记了？”

　　爸爸是妇产科医生，专门给高危孕妇接生。他经常随叫随到，有时在医院值夜班，周末常常加班。

　　“别去，”妈妈说，“今晚别去。”

　　我希望她能说服爸爸留在家里，但爸爸继续系鞋带。他喜欢把两只鞋子上的蝴蝶结系得一模一样。

　　“你不去的话，他们会理解的。”她说，“外面乱成一团：交通堵塞，人心惶惶。”

　　爸爸的一些病人为了保胎，要在医院住上好几个月，直到她们生下健康的宝宝。

　　“别闹了，海伦，”他说，“你知道我不能待在家里。”

　　他站起来，拍拍衣服的前兜，我听见钥匙发出沉闷的响声。

　　“家里需要你。”她侧头靠在爸爸胸前——爸爸比妈妈高约三十多厘米，“我们真的不希望你走，对吧，朱莉亚？”

　　我也希望爸爸留下来，但作为他们唯一的孩子，我学会了“和稀泥”。

　　“我希望爸爸不必去，”我小心翼翼地说，“但是我想他不得不去。”

　　妈妈把脸转过去，柔声说：“求你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好了，”父亲说，抚平她的头发，“别这么夸张。从现在到明早这段时间里，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相信整件事会过去的。”

　　“如何过去？它如何能过去？”

　　爸爸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在玄关处朝我摆摆手，然后走了出去，关上门。很快，我们听到车道上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

　　妈妈扑通一声坐在我旁边。“至少你没有抛弃我。”她说，“我们只好相依为命了。”

　　我真想逃到汉娜家去，但是我知道要是我也走了，妈妈会伤心的。

　　孩子们的说话声从外面飘进客厅。透过百叶窗，我看见卡普兰一家走在人行道上。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他们这一天不开车。他家共有6人：卡普兰先生和太太、雅各布、贝丝、艾伦和躺在手推车里的婴儿。大一点的孩子在北面的犹太人学校上学。他们几乎人人穿着一身黑衣服，那种样子让我想起了老电影里的那些人物——长裙黑裤，衣袂飘飘。贝丝和我同年，她不太喜欢与人交往，我不太了解她。她穿件长袖衬衫，一条长长的矩形黑裙，但配双时尚雅致的红皮鞋。我认为她全身上下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鞋子。当他们从我家门前鱼贯而过时，我意识到他们可能还没有听说地球转动变慢的消息。

　　很久以后，我从雅各布那里证实了我当时真的猜对了：卡普兰一家直到太阳下山后才发现——当安息日结束后，他们的上帝再次允许他们开灯、开电视时——这个世界和他们诞生时的世界有所不同。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地球转动变慢，地球上的景色在你看来没有丝毫改变。当然，后来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现在，在地球转动变慢的第一天，地球似乎还是老样子。

　　我家住在一条胡同的尽头。我们所在的住宅区建于上世纪70年代，占地10公顷。这里房子的式样千篇一律，外墙是拉毛粉刷，里面的天花板和墙壁都铺着石棉。每家前院都种有一棵橄榄树，树木曲折盘旋向上。当然了，前提是这棵树没被砍掉，没被其他更普通、更耐旱的树所取代。这条街所有的院子都修剪得很整齐，但并不过分。小菊花和蒲公英点缀着稀疏的草地。差不多每家的墙上都爬有粉红色的三角梅，花儿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从那时的卫星地图上看，这里的一排排胡同整齐划一，相互平行，每条胡同尾都像灯泡。整体看上去，那些胡同犹如拴在一条绳上的10只体温计。我家就在这些网状的普通街道上。虽然这些房子靠近大海，但比较便宜，没有另一侧临海的房子贵。

　　那时，每到早上，我家就会洒满阳光。厨房正对着东面，当咖啡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浴室传来哗啦啦的冲澡声的时候，或当我刷牙、挑上学穿的外套的时候，阳光穿过厨房的窗户照射进来。下午屋里凉爽宜人，因为每到傍晚，太阳在山顶的豪宅后面缓缓落下，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完全落到那边的海里。今天，我们带着新的悬念等待着太阳落山。

　　“我觉得它动了一点。”我眯起眼说，“我是说它当然会落山。”

　　沿街的一些电动车库门缓缓打开，旅行车和越野车鱼贯驶出。车里坐着孩子和狗，塞满衣物。邻居三三两两双臂抱胸，站在草地上。每个人都望着天空，似乎在等待一场盛大焰火表演的开始。

　　“别直视太阳。”妈妈说，“强光会刺伤眼睛。”

　　她正在拆开一包在抽屉里找到的电池，旁边的水泥地板上放着3把手电筒，像个小型灯具展览。虽然太阳仍高高挂在天上，但是一想到可能要度过一个格外漫长的夜晚，她就心神不宁。

　　在远处街的尽头，我发现老朋友嘉比独自坐在她家的屋顶上。自从她父母把她转到一所私立学校后，我就很少见到她。和平常一样，她一身黑色装扮，染成黑色的头发在天空的反衬下很引人注目。

　　“她为什么染成那样？”妈妈问。她也看到了嘉比。

　　“不知道。”我说。距离太远，我看不见嘉比戴在耳朵上的一对三圈耳环。“我猜她只是喜欢那样。”

　　我们旁边的便携式收音机传来喋喋不休的说话声。每过一小时，一天就增多几分钟。他们在谈论小麦点——我一直搞不清这个术语是在教科书的词汇表里潜伏了几十年，还是那天新造出来的——一个急需回答的新问题是：如果没有阳光，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农作物还能存活多久？

　　妈妈把手电筒开了又关，窝起手挨个检测它们的光束强弱。她从手电筒里取出旧电池，换上新的，神情好像在整理一组枪支里的弹药。

　　“真搞不懂你爸为什么不给我回电话。”她说。

　　她把无线电话也带到了门廊。电话挨着她，悄无声息。她快速地呷了几口酒，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我记得妈妈当时喝酒的样子、冰块在玻璃杯里相撞的叮当声，以及杯里渗出的水珠沿着杯缘往下掉的情景，还有水珠在水泥地上留下的相互交叉的圆环。

　　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被吓得六神无主。我的钢琴老师，住在街对面的西尔维亚，一如既往地侍弄她的花园，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她手里握着一把亮闪闪的剪子，平静地跪在泥地上。后来，她绕着街区悠闲地散步时，木拖鞋在路面上发出啪嗒声，胡乱辫起的红头发散落下来。

　　“嗨，朱莉亚。”她走到我家院子时叫了我一声，朝我妈笑了笑，但没有喊她的名字。她们年纪相仿，但西尔维亚看上去仍像个少女，而我妈却不像。

　　“你好像不怎么担心。”妈妈说。

　　“顺其自然，”西尔维亚长叹一声说，“我一向都这么说。听天由命吧！” 

　　我喜欢西尔维亚，但我妈不喜欢她。西尔维亚身体纤弱但头脑冷静，身上有一股润肤露的味道。她的手脚像桉树一样瘦长，常常戴着粗粗的绿松石手镯或脚链。为了与琴键有更近距离的交流，上课前她会脱下手镯和脚链。她总是光着脚弹琴。

　　“我脑子可能不太清醒。”她说，“我在排毒。”

　　“什么是排毒？”我问。

　　“排毒就是禁食。”西尔维亚说。

　　她弯下腰向我解释时，我听到妈妈把手电筒悄悄推到身后的声音，可能她突然为自己的惊慌失措感到难堪吧。

　　“不吃东西，不喝酒，只喝水。要持续3天。我相信你妈以前也做过排毒。”

　　妈妈摇摇头。“我才不搞这种玩意。”她说。我注意到她的饮料，杯中渗出的水珠滴到她旁边的路面上。有一阵子，大家都不说话。

　　“不管怎样，”西尔维亚继续往前走，“别让这件事妨碍你弹琴，朱莉亚。星期三见。”

　　随后几个下午，西尔维亚都戴顶太阳帽在花园里修剪玫瑰或除杂草。

　　“知道吗，太瘦无益健康。”我妈在西尔维亚走回去侍弄她的花园后说。妈妈有一个柜子，里面塞满小一号的衣服，全部用塑料袋套住。它们在等着她减掉10斤体重后重见天日。这件事她挂在嘴边已经很多年了。“你能看见她身上的骨头。”妈妈说。她说得没错，是能看见。

　　“看哪，”我说，“路灯亮了。”

　　路灯与定时器相连，到黄昏时分便自动点亮。但太阳继续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想象着在世界的彼岸，比如在中国，在印度，人们蜷缩在黑暗中，像我们一样等待——但他们是在等待黎明的到来。

　　又过了好几分钟。

　　“他至少应该让我们知道他安全到达医院了。”妈妈说。她又在拨电话，等了一会儿，再把电话放下。

　　我和爸爸一起在医院工作过一次。我在那里时事情并不多。孕妇们坐在床上看电视，吃零食。爸爸问她们一些问题，检查记录。她们的丈夫在一旁陪着。

　　“我没有叫他打回来吗？”妈妈问。

　　“他可能只是太忙而已。”我答道。

　　在远处，我看到汤姆和卡洛塔——一对住在街尾的老夫妻——也坐在外面。汤姆穿件退了色的扎染T恤；卡洛塔穿着勃肯牌凉鞋，一根长长的辫子搭在肩上。晚上这个时候，他们俩总是坐在摆放在车道的沙滩椅上，手里握着玛格丽特酒或夹着香烟，身后的车库门敞开着。汤姆家的电动车轨道看起来像弯曲的肠子。那时，这条街上的许多房子被重新改造，或起码被修缮过，像旧牙套上新牙罩。但汤姆和卡洛塔的房子仍维持原样。在向他们推销女童子军饼干时，我看到他们最早用过的勃艮第粗毛毯还铺在地上。

　　汤姆朝我挥挥手，因握着饮料，他的手显得很粗大。我和他并不太熟，但他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向他挥手致意。

　　现在是10月，感觉却像6月：空气像夏天的空气，天空像夏天的天空，傍晚过了7点还亮如白昼。

　　“我希望电话正常工作。”妈妈说，“一定在正常工作，对吗？”

　　从那晚开始，我养成了妈妈的许多习惯，比如一件小事也会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无法忍受悬而未决的事，但像她的宽臀、高颧骨这些特征在我身上潜伏多年后才会显露出来。那晚，我还没法把那些特征与她联系起来。

　　“妈妈，冷静一点好吗？”我说。

　　电话终于响了，妈妈急忙接通。看得出来，电话那头的声音令她很失望。她把电话递给我。

　　电话不是爸爸打来的，是汉娜。

　　我从门廊站起来，把电话靠近耳朵，走到草地上，眯起眼望着太阳。

　　“我不能和你聊，”汉娜说，“我只想告诉你我们要走了。”

　　我能听见电话那头传来汉娜姐妹们的说话声。我仿佛看到她站在和姐妹们合住的卧室、她妈妈缝制的黄色条纹窗帘、摆满了她床铺的各种毛绒动物玩具、散落在梳妆台上的发夹。

　　“你要去哪里？”我问。

　　“犹他州。”汉娜说。

　　听起来她很害怕。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我们不回来了。”她说。

　　我感到一阵惊慌。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有时老师也分不清我们俩谁是谁，把我们的名字张冠李戴。

　　我后来得知，成千上万的摩门教徒在地球转动变慢后聚集到盐湖城。汉娜曾告诉过我，教会在犹他州的某个地方标出约260公顷，作为下次耶稣返回地球的准确位置。她说，教会在那里建了一个巨大的谷仓，在世界行将毁灭之时给教徒们提供食物。“我不应该跟你提起这件事，因为你不属于我们这一教派。”她说，“但这是真的。”

　　我的家人信仰不流血的路德教——我们没有秘密可守，不相信有世界末日的说法。

　　“你在听吗？”汉娜说。

　　我说不出话来，在草地上站了1分钟，努力忍着不哭出来。

　　“你要永远离开这里？”我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

　　在电话里我听见她妈妈在呼唤她。

　　“我得走了，”汉娜说，“以后再打给你。”

　　她挂上了电话。

　　“她说些什么？”妈妈在门廊那边大声问我。

　　我的喉咙好像被硬物堵住了。

　　“没说什么。”我说。

　　“没说什么？”她反问了一句。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幸好我妈没有看见。

　　“我想知道你爸为什么不给我们回电话。”她说，“是不是他的电话没电了？”

　　“天哪，妈妈，”我说，“什么事都被你搞砸了。”

　　她不再说话，看着我。

　　“别自以为了不起。”她厉声说，“不许说‘天哪’。”

　　收音机传来一阵轻微的杂音，妈妈调整频道直到收到清晰的声音为止。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专家正在讲话。“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他说，“对所有的农作物，对全世界的粮食供应可能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闷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

　　突然，我们听到房里砰一声响，是某种柔软的东西撞到玻璃时发出的沉闷声。

　　我们吓得跳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妈问。

　　难以想象并非不可想象，难以置信并非不可相信。我觉得现在危机四伏，威胁无孔不入。

　　“不像是好事。”我说。

　　我们急忙冲进屋里。厨房没有收拾，一片狼藉。我早上吃了一半的百吉饼原封不动地在碟子里放了8个小时，饼边的奶酪已经变硬了。一只装有酸奶的瓶子被猫打翻，里面的酸奶被猫舔得干干净净。有人忘了把牛奶放进冰箱。这时，我发现汉娜把足球服遗落在一把椅子上。

　　响声是一只鸟发出来的，一只蓝鸟撞上厨房一扇宽大的窗户，然后落在厨房后面的露台上。显然，它的细颈折断了，翅膀对称地耷拉在身体两旁。

　　“也许它只是受惊了。”妈妈说。

　　我们站在窗前。

　　“我看不像。”我说。

　　我们很快了解到，地球转动变慢影响了地球引力。在那之后，地球在转动时变得有点摇晃，运动的物体不太可能保持原先的运动状态。地球上的生物及所有的物体更易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或许这种物理转变让那只鸟径直撞到我家的玻璃窗上。

　　“也许我们应该把它拿走。”我说。

　　“别碰它。你爸会处理的。”

　　我们让鸟儿照原样躺在那里。

　　我们离开厨房时，那里依然脏乱如故。前不久我家装修了厨房，现在还能闻到油漆的味道。不过现在那种化学味与酸奶味混在了一起。妈妈又倒了一杯酒。放在杯底的两块冰在冒着气泡的苏格兰酒里噼啪作响，然后浮了起来。我从未见过她一天内喝这么多酒。

　　妈妈走回前门门廊。

　　“过来吧。”她说。可是我和她待腻了。

　　我没去她那里，而是走回房间，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20分钟后，太阳终于落山了，证明地球虽然转得慢，但还在继续转下去。

　　到了晚上，风向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逆着吹，从沙漠方向而不是从海边吹来。风咆哮着，尖叫着。屋外，桉树在劲风中挣扎翻滚。繁星点点表明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这是一股毫无来由、不会带来暴风雨的风。

　　不知从何时起，我听到橱柜门嘎吱嘎吱响。我辨出妈妈穿着拖鞋走路的踢踏声、拧开药瓶盖的摩擦声，以及玻璃杯在水槽里慢慢装水的声音。

　　我希望爸爸在家。我努力想象他在医院工作的情形，此时此刻，他也许正在给新生儿接生。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的夜晚诞生到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

　　不久，路灯熄灭了，我的房间陷入一片黑暗。路灯熄灭应该标志着黎明的到来，但整个社区仍然漆黑一片。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黑暗，像乡村浓黑的夜晚，在城市和郊区是看不到的。

　　我在黑暗中离开房间朝父母的卧室走去。透过门底的缝隙，我看见电视机发出的淡蓝色的光倾泻到走道的地毯上。

　　“你也没睡着？”我推开门，妈妈问。她穿件白色的旧睡衣，看起来无精打采的，眼角露出了一排细细的鱼尾纹。

　　我爬上床，紧挨着她。“怎么刮那么大的风？”我问。

　　我们低声说话，仿佛旁边有人在睡觉。她关掉了电视的声音。

　　“是圣塔安娜风。”她说，“现在正是圣塔安娜风肆虐的季节。到秋天就总是如此，你忘了？至少这个现象是正常的。”

　　“几点了？”我问。

　　“7点45分。”

　　“应该是早上了。”我说。

　　“是的。”妈妈说。但天空仍然漆黑一团，没有一丝黎明到来的征兆。

　　关在车库里的猫变得狂躁不安。我听到猫爪的抓门声和托尼坚持不懈、反复无常的哀嚎声。它因为患上白内障，眼睛快瞎了。但是，我能断定，虽然看不见，它已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你爸爸打电话回来了吗？”

　　“打了。”妈妈点点头，“因为有人不去上班，他要再值一班。”

　　外面狂风大作，我们默不做声坐了很长时间。电视机的亮光在白墙上忽闪。

　　“你爸爸到家后让他休息，好吗？”妈妈说，“他工作得很不顺。”

　　“发生了什么事？”

　　她咬着下唇，眼睛盯着电视。

　　“有个产妇死了。”她说。

　　“死了？”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由爸爸负责接生的产妇死于难产。在我看来，女人死于难产就像女人死于前线、小儿麻痹症以及瘟疫一样完全是不可能的。灵敏的监视器和机器、洁净的双手、强力洗涤剂、品种繁多的药物、各式疗法、丰富的医疗护理知识等使女人死于难产的风险降为零。

　　“你爸爸觉得要是人手够的话，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他们的人手太少了。”

　　“她的宝宝怎样了？”我问。

　　“不知道。”妈妈说，泪水溢出她的眼眶。

　　不知为什么，就在那时而不是更早，我真的开始担心起来。我在爸妈的床上翻了个身。被单上散发出爸爸用的古龙香水味，有一股泥土的芳香。我盼着他回家。

　　在电视屏幕上，一个记者正站在沙漠的某个地方，在她身后，天空慢慢变成粉红色。他们在跟踪日出，就像他们过去跟踪暴风雨一样——阳光照到内华达东部边缘，但加利福尼亚还不见它的一丝踪影。

　　后来，我把地球转动开始变慢那段日子看作是醒悟期。在那期间，我们人类终于明白自己过于担心臭氧层破洞、冰川融化、西尼罗河病毒、猪流感、杀人蜂等事情。其实，我们最害怕的事到头来往往最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大灾难总是与众不同——无法想象、无法准备、无法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