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感冒发烧一样，夜晚终于退去。星期天清晨，天空露出一抹淡蓝。

　　因为昨晚刮大风，我家后院落了一地松针。两盆万寿菊被掀翻在地，里面的土洒了出来。阳伞和草地椅被刮到露台上。桉树被吹得东倒西歪。只有死去的蓝鸟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

　　在远处，一团烟雾从地平线上升起，很快又随风向西散去。我想起来，现在也是风干物燥、火灾频发的季节。

　　一架报道新闻的直升机像只苍蝇似的绕着烟雾盘旋。知道有新闻记者去报道这类最为普通的灾难着实令人安心了许多。

　　早餐过后，我又试着给汉娜拨电话，回应我的只有响个不停的铃声。我知道，对汉娜来说，情况稍有不同：汉娜的姐妹很多，家里总是吵吵闹闹的，房间乱七八糟，到处都有双层床、共用的洗涤槽。水槽旁的洗衣机忙个不停，盼着把每天晚上堆在洗衣篮里的衣服洗完。她们全家外出时需要两部旅行车才装得下所有人。

　　在我家，我能听见地板开裂的声音。

　　等到傍晚爸爸从医院回家时，风已平息下来，雾气贴着地面从海边一路蒸腾过来，吞没了空中缓慢移动的太阳。

　　“回来时我一路都开着前灯，”爸爸说，“雾太浓，前面约1.5米外的路根本看不清楚。”

　　他看起来疲惫不堪，但是见到他站在厨房里，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

　　他站着吃了半个三明治，然后开始清理昨天我们扔在料理台上的脏碟子，用海绵把厨房里的东西擦了一遍。给我妈的兰花浇过水后，他站在洗手盆旁，反复搓洗着手。

　　“睡会儿觉吧。”妈妈说，身上套着昨天穿过的灰毛衣。

　　“我不困。”他说。

　　“那就躺一躺吧。”

　　他朝窗外望去，打量着露台，然后指着那只死鸟。

　　“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我说。

　　他点点头，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放着他做家务活时戴的外科手套。我们一起走出去。

　　“真遗憾。”他走近死鸟并蹲了下来。

　　一群蚂蚁发现了死鸟，现在正沿着露台的边缘来回忙碌着。它们钻进羽毛里，等它们再出来时，背上多了一小块鸟肉。

　　爸爸在空中用力抖一下白色垃圾袋，它啪一声张开，鼓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地球引力改变的缘故。”我说。

　　“我不太清楚。”他说，“鸟儿一直不适应我们的窗户。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他套上手套，一股橡胶味从手套口飘散出来，从我站的地方都能闻到那股味。

　　爸爸抓住鸟儿的肋骨把它拎起来，这时它的翅膀耷拉着，样子有点像树枝，两只胡椒籽般大小的黑眼睛一动不动。几只找不到大部队的蚂蚁在爸爸手腕上惊慌失措地绕圈子。

　　“很遗憾工作中发生那种事。”我说。

　　“你说什么？”他松开手，死鸟扑通一声掉进袋里。他吹了吹手腕，把蚂蚁赶走。

　　“有个产妇死了，是吗？”我说。

　　“什么？”

　　他吃惊地望着我。我马上明白不应该提起那件事。

　　爸爸静默了一会儿。我感到脸颊又热又红。他的两根手指像镊子一样把落在露台上的最后一根羽毛捡起来，放进垃圾袋里，然后用手背擦了擦额头。

　　“没有，宝贝，”他说，“没有人死。”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撒谎——或者说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撒谎，但这既不是最后一次，也不是最明显的一次。

　　在死鸟原先躺着的地方，许多蚂蚁在团团转，寻找突然失踪的美食。

　　爸爸拉紧袋绳，在袋口牢牢地系了个结。

　　“你和你妈太爱操心了。我说过晚上不会有事的，瞧，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朝着放在房子另一边的垃圾箱走去。当爸爸大踏步向前走时，袋子随着他的步伐来回晃动，鸟儿慢慢缩成一团，黑色的轮廓透过白色的袋子隐约可见。

　　随后，爸爸拉了一条水管来到露台，把蚂蚁和血迹冲走，但有团油脂怎么也冲不掉，附在玻璃窗上好几个星期，像车祸发生后留下的划痕。

　　做完这些事后，他才去睡觉。妈妈陪着他一起上楼。

　　我独自坐在客厅看了很久的电视。父母关上门在卧室里低声说话，我听见妈妈问了爸爸一个问题，他抬高声音厉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关小电视的声音，竖起耳朵想听他们说些什么。

　　“我当然在工作。”他说，“我还能去哪儿？”

　　我们在新的地球引力下生活。这种变化过于细微，我们的头脑还没有感觉到它的变化，但身体已然受到了它的影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随着日子的长度不断增加，四分卫发现橄榄球飞得不如过去那么远，本垒打的击球人数锐减；我觉得要把足球一脚踢过球场变得越来越难；飞行员不得不停飞；物体的下落速度也比以前更快。

　　在我看来，地球转动变慢还引发另一些变化，最初不那么明显，但影响越来越大，它扰乱了某种更细微的轨迹。可是，我凭什么说，在地球转动变慢之前我的童年远未定型？也许我的青春期过得很平淡，叛逆期并不明显。世上就有如此巧合的事：两件或更多看似无因果关系的事情串成一条线。也许后来发生的一切与地球转动变慢毫无瓜葛，我想，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怀疑，非常怀疑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