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过去了。每过1小时就新增好几分钟。现在是星期一，没有任何新消息。

　　我一直盼着不用上学——所有孩子都有这种想法。不过事与愿违，学校只是推迟上学时间。他们临时调整计划，把上课时间往后推了90分钟，大体上与一天多出来的时间一致。

　　当局要求大家继续照旧生活。后来看来，这个做法是不现实的。不过现在，身穿黑西装、系着红领带的国家领导人站在麦克风前发表讲话，别在翻领上的美国国旗胸针闪闪发光。他们多半在谈论经济：上班、花钱、把钱存银行。

　　“他们肯定不会把什么都告诉我们。”星期一早上在公交车站等校车时，特雷弗?沃特金说。平常在这里等车的孩子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待在家里，或与家人一起出城了。

　　我念念不忘汉娜，就像手脚被截肢后还幻想着它们长在身上一样。

　　“就像电影《51区》，”特雷弗啃着书包上磨损的黑背带说，“他们从不告诉公众真相。”

　　那时我们的生活过得平淡无奇。女生穿着凉鞋和背心裙，男生穿着沙滩裤和冲浪衫。我们在退休人士的梦想之城中长大——一年330天阳光灿烂——每次下雨我们都会欢呼雀跃。大灾难也像糟糕的天气，搅得我们心神不宁，亢奋不已，神经兮兮。

　　从公交车站的另一头传来滑板摩擦路沿的声音。不用看我就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还想看：塞斯?莫雷诺——高个子，不爱出声，总是独来独往——正小心翼翼地从滑板上下来。当他走过来时，黑发不时飘进他的眼里。虽然上数学课时他坐在我前面，但我从没有和他说过话。我有办法看着他，却不让别人知道我在看他。

　　“相信我。”特雷弗继续说。他骨瘦如柴，没有朋友，背上背个沉重的绿色大书包。为了保持平衡，他只好像个老人似的佝偻着背。“政府了解到的信息比他们说出来的要多得多。”

　　“闭嘴，特雷弗。”达里尔说。达里尔刚来这里不久，品行很坏。每天第四节课他都要到医务室服下一剂利他林。大家都尽量避开他。“没人在听你胡说八道。”

　　公交车站一贯是校园生活开始的前奏。在这里，恶语伤人是家常便饭，秘密隐私会不胫而走。我们站在平常站立的地方，在同一块空地旁的同一块泥地上。斜阳照在与以往大致相同的位置——手表派不上用场了，但晨光依然如故。 

　　“大伙儿，我是说真的。”特雷弗说，“这是世界末日。”

　　“校车两分钟后再不来，”达里尔说，“我就离开这里。”

　　他懒洋洋地靠在旁边围着一块空地的铁丝网上。许多年前，那块空地上的房子随着部分石灰岩壁崖滑到峡谷里了。现在那里仍然可以找到房子的残骸、散落在灌木中的木块、埋在泥土里的碎瓦片。除了一条四面不通、到处开裂的车道外，那块地上并没有留下多少东西。过去当作草坪的地方现在杂草丛生，黄色标示牌警告人们小心摇摇欲坠的悬崖。

　　“事情是这样发生，”特雷弗说，“首先，庄稼会枯死，然后所有动物会相继死去，再后来就轮到人类。”

　　此刻我更担心自己目前的处境：没有汉娜做伴，我独自站在路边，感到浑身不自在。没有朋友相伴，即使在平时，公交车站也是个可怕的地方，肯定会被人欺负。这里可没人管。

　　我决定站在米凯拉旁边。我们上小学时很要好，只是现在不常来往了。

　　“嗨，朱莉亚，”她看见我时说，“你很聪明。你觉得这鬼东西能扎紧我的头发吗？”她在重新扎马尾辫。她有一头浓密卷曲的红发。“今天我的头发要造反了。”

　　她一副准备到海边玩耍的装扮：身上穿着紧身背心和迷你裙，脚上套双镶有亮片、走起路来噼啪作响的拖鞋。我妈从不让我穿那种拖鞋去学校。

　　“不知道。”我说，后悔自己穿着实用的外衣，一条普通牛仔裤和一双白色帆布网球鞋，“也许吧。”

　　那段时间米凯拉总把嘴唇抹得亮晶晶的，走路时不停地扭着屁股。每次练完球后，她的睫毛膏都会沾到面颊上，留下一道道黑痕。她提起过许多男生的名字——我根本记不住谁是谁。相比之下，我怎么好意思向她吐露我那卑微的愿望？我又怎么可能向她解释几个月以来我只希望和一个男生说话，而这个男生当时就在公交车站和我们一起等车，正在来回缓慢地滑着滑板？塞斯?莫雷诺这个名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没有开玩笑，”米凯拉说，一把抓起马尾辫参差不齐的发尖，“看看这些该死的发结吧。”

　　她走动时，头发飘出一阵水果味洗发液的芳香。

　　“哎哟！”米凯拉好像被蜜蜂蜇了一下，猛地转过身。达里尔正用手钩住她胸罩的一根肩带。“放手，达里尔。”她说。

　　她的胸罩其实没能托住什么。米凯拉的胸部和我一样平，但她照穿不误，有点卖弄风情的意味。透过白色棉背心，她的胸罩清晰可见。即使现在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两只空空的杯罩至少寄托着她的期盼。我猜，光是对女性成熟身体的遐想、渴望、向往就足以吸引不少男生围着她转。

　　“我是来真的。”她说。这时达里尔又勾住了她的肩带，我听到弹性肩带啪一声落到她身上。“你惹毛我了。”

　　在不远的地方，塞斯用力把石头扔过铁网，扔到山谷里。我觉得塞斯只对大事感兴趣。对于心中的悲伤，他从不隐藏。从他扔石头时猛然甩动手腕、疲惫地摆动头部和一直眯着眼仰望天空的这些动作，他的悲伤一览无余。

　　塞斯对灾难并不陌生。他妈妈生病了，而且已经病了一段时间。我曾在药店遇见过他们一两次。他妈妈头上裹着红头巾，遮住掉光头发的脑袋，瘦骨伶仃的脚上穿双笨重的矫正鞋。她患乳腺癌已经有好几年了，情况似乎没多大变化。但最近我听说她真的快要死了。

　　突然，我感到后背被人狠掐了一把。我回过头，看见达里尔站在我后面。他正不怀好意地笑着。

　　“真恶心！”他扭头对其他孩子说，“朱莉亚居然不穿胸罩。”

　　我顿时满脸通红。

　　碰到这种情况，汉娜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一起时，她是头儿，总是由她打头阵，发号施令。每当有人惹恼她时，她的嘴巴绝不饶人，也许有姐姐教她。在这个时候，她会站出来狠狠地反击达里尔。

　　那天我独自一人，被人取笑却手足无措。

　　几个月前，我和妈妈一起路过百货大楼的女内衣店，有位售货员问我们是否想看看运动胸罩。我妈盯着她，好像她在说些与性有关的事。我只好低头望着地板。“哦，”妈妈说，“我想不必了。”

　　达里尔正盯着我。他的皮肤极其苍白，尖尖的鼻子上布满了雀斑。我感到其他孩子全都扭头看着我，像一群苍蝇闻到腥味似的，被残暴行径所吸引。

　　我盼着校车快点到来，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除了山谷花丛里忙上忙下的昆虫微弱的叫声、塞斯的滑板反复碰撞路沿的单调声外，别的什么也听不到。和平时一样，电力线在我们头上嗡嗡作响，电的流动并没有因为地球转动变慢而中断。我后来听说，即使地球上的人全死光了，所有的机器可能还会继续运转一段时间。

　　情急之下，我编了个谎，它像颗坏牙一样骨碌碌地滚了出来。“我也穿了胸罩。”我说。

　　一辆银色小型货车从街角转出来，一直往前开，然后消失不见了。

　　“哦，是吗？”达里尔说，“那就让我们看看。”

　　除了塞斯外，其他人都望着我们俩。大一点的男生，那些八年级学生，停止打闹，等着看好戏上演。特雷弗也不说话了。黛安也在看，两根手指一直搓揉着挂在她胖乎乎的脖子上的十字架。吉尔伯特双胞胎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我意识到塞斯是唯一置身事外的人。我希望他没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站在滑板上，脸朝另一边。当他慢慢地在那一头来回滑动时，滑板辗在泥地上嘎吱嘎吱直响。

　　“要是你穿了胸罩，”达里尔靠近我说，“那就证明给我们看。”

　　我摸着脖子上的项链。这条细细的小金链是用60年前爷爷在阿拉斯加淘到的金子打制而成的。在爷爷所有的手工艺品中，它是我最珍爱的东西。

　　“别打她的主意。”米凯拉终于说话了，但她说得太晚，声音也太小。

　　到目前为止，我对生活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有恶霸也有受气包，有猎手也有猎物，有强者、强强者也有弱者。至今为止，我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我是个另类，一个性格安静、长像普通的女孩，既不去伤害别人，也不被人伤害。突然间这种平衡好像被打破了。我的脑海闪过一个自私的念头：受气包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那些长相丑陋的女生，如黛安、特蕾莎、吉尔或雷切尔。雷切尔在哪里？她是我们之中最怪的人。今天她被留在家里做些准备工作以及祈祷——他们是耶和华的见证人，相信现在是世界末日。

　　因为许多孩子不来上学，原有的秩序发生了变化。

　　又一辆车从街角飘然而至。这次是我爸开着绿色的旅行车上班经过这里。他朝我挥挥手。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虽然他不可能从平常的场景中看出我陷入了麻烦。

　　“要不你自己动手，”达里尔说，“要不我亲自动手。”

　　文献证实，谋杀和其他暴力犯罪在地球转动变慢开始后的几天、几个星期呈上升的态势。空气中弥漫着某种气息，似乎地球转动变慢也降低了我们的判断力，释放了体内的抑制因子。然而，我一直觉得这件事应该产生相反的效果。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地球转动变慢后，人们每做一个动作都要比过去多花点力气。物理性质已经改变了，打个比方，现在我们用手握住刀或用手指扣动板机时要更用力。从这时起，我们多了一点时间考虑不做什么。马后炮能跑多远呢？后悔药吃了有用吗？但是，新的地球引力不足以压倒某些力量。它们更强大，更不为人所知——没有物理定律能解释某些犯罪的冲动。

　　我听到校车轰隆隆拐过街角朝我们驶来，刹车闸发出刺耳的声音，发动机咔咔作响。就在这时，达里尔抓住我的衣摆向上一掀。我慌忙转身，但太迟了。转身时，我看见塞斯。他摆着长长的手臂，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刚好看见了我裸露的胸部。

　　接下来我只记得T恤蒙在我脸上，眼前一片发白，潮湿的空气嗖一下扑向我裸露的胸骨和肋骨，其他孩子兴奋地尖叫。这种情形持续了几秒，但对我来说却极其漫长。我扭来扭去，拼命挣扎，但达里尔一直扯住我的衣服不放。我们像在跳怪异的舞蹈，我能感觉到寒气落在皮肤上，项链滑到颈背。

　　终于，达里尔把我的衣摆放了下来。

　　“骗子。”他说，“你没穿胸罩。”

　　校车在路边停了下来，发动机在空转着。空气中沁着柴油散发出来的淡淡甜味。我觉得头晕目眩，眨着眼强忍住泪水。

　　“天哪，达里尔，”塞斯说，走上前使劲地推他的肩膀，“干什么呢？”

　　几个月之后，米凯拉的妈妈在我们面前摊开星象图，向我解释地球转动变慢改变了每个人的星象位置。每个人的命运改变了，个性也改变了。倒霉蛋即将走好运，幸运儿开始走背运。长久以来写在星象书上所有人的命运在一天内被改写。

　　“别担心。”我们上车往里走时，米凯拉小声对我说，“没人看见什么。”

　　她的话其实正好与事实相反：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塞斯最后一个上车。他经过我身边，像往常一样走向后排时朝我淡淡一笑。与达里尔不怀好意的表情相比，塞斯脸上的表情更令我感到不安。从他的黑眼睛、紧闭的嘴唇，我读到某种不同、更糟的东西——我读到了怜悯。

　　我当时想马上冲下车去，但来不及了，车门正在徐徐关上。

　　“我敢说，他们早已把总统和最聪明的科学家送到太空站了。在那里，他们会很安全。”坐在前排的特雷弗继续说，好像他的理论意识流从未被打断。破天荒第一次，我很高兴听到他的说话声。

　　汽车摇晃着驶离路边，司机是个大胖子，身上系着根粗大的黑色安全带。他不断地瞄着挡风玻璃查看太阳，样子有点慌里慌张，心烦意乱。

　　我伸手去摸项链，就在这时，我发现项链不见了。爷爷送给我的小金链，掉到泥地的某个地方了。

　　“我的项链，”我扭头问米凯拉，“我的项链呢？”

　　米凯拉没有听我说话，她正用电话和别人聊得火热。

　　“我跟你们说，”特雷弗说，“现在是绝世天劫。”

　　以前我并不太在意世界末日之类的说法，那天我幡然醒悟：汉娜是我在学校唯一真正的朋友。我需要她。

　　在学校，老师告诉我们不用理睬铃声，因为铃声系统已经和时间脱节，听起来很不正常。

　　早上，没有铃声的约束，我们变得毫无目的，没有时间概念。我们东游西逛，像飘忽不定的鸟儿。这群鸟比平时更野、更难控制。我们大声喧哗，兴奋不已。我躲在人群边上。老师拼命想把我们赶回教室，但没有成功，我们如潮水般涌来的吵闹声盖过他们微弱的喊声。

　　这就是中学——产生奇迹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男孩女孩一个夏天能蹿高8厘米；女生的胸部会从平坦变得日渐丰满；我们的说话音调由高变低，再变平；我们开始犯错误，但错误得到及时纠正；我们模糊的视力可以用隐形镜片奇迹般不露痕迹地修复，歪斜的牙齿可以用牙箍纠正，长斑的皮肤可以用化学方法清洁干净。有些女孩变漂亮了，有些男孩长高了，可我仍然像个小孩子。

　　现在，大雾消散，天空明亮清朗。旗杆上的旗子被风吹得啪嗒直响。

　　孩子们之间盛传一个吓人的谣言。以前的各种消息也是通过同样的传播渠道传出去，比如德鲁是个小偷、科思的舌头很灵活、装在密封塑料袋的大麻被发现藏在史蒂夫的背包里，以及后来史蒂夫在专为不良少年而设的库雅马卡山营地里的详细生活。在这些无聊的小道消息中，有一条消息与众不同，它的来源也同样可疑：1562年，有位名叫诺查丹玛斯的科学家曾预言今天就是世界末日。

　　“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米凯拉说，用肩膀轻推了我一下。

　　我很想逃走，想混进人群中，但是又害怕离开米凯拉。

　　“我猜他有特异功能什么的。”她说。

　　我T恤上的拖拽痕迹依然隐约可辨。

　　“喂，”她四处张望，“汉娜呢？”

　　“在犹他州。”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全家当时就离开了。”

　　我想象在犹他州的沙漠上，许多摩门教徒用车子把巨大的粮窖围在中间，而他们就睡在车里。

　　“我靠，”米凯拉说，“永远离开？”

　　“我想是吧。”

　　“怪胎。”她说。

　　米凯拉想抄我的历史作业。

　　“没想到今天会上课，”她说，“所以我没有做。”

　　我知道米凯拉那年老早就不做作业了。她在学习另一套不同的技能。如何护理头发和皮肤的学问可大了，要学的东西很多，光是怎样优雅地用手夹住香烟就很有讲究。还有女生不是生来就知道如何手淫的。她什么时候问我要作业本，我都借给她。

　　上自然课时，我们制作新的日晷，取代在上学第一周制作的那些旧日晷。我很高兴与一群早上不和我一起等公交车的孩子挤坐在一个教室里。

　　“适应是自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延森先生分发新刻度后对我们说。他说话时不停地把双手合拢又分开。“这是十分自然的。”

　　我们努力地把牙签插进湿黏土里，诀窍是准确地在正确的角度插入。我们原先制作的大部分日晷所指示的时间误差太大，显然没法用了。

　　“想想恐龙吧。”他说，“恐龙灭绝了，因为它们没法适应环境的变化。”

　　延森先生扎着条马尾辫，留着络腮胡。他爱穿扎染的衣服，总是骑车来学校。据传，他在教室后面用本生灯做饭，把睡袋铺在讲台下睡觉。他天天都穿着登山靴，看上去像个仅靠一只指南针、一把折叠小刀和一个行军壶就能在沙漠里生活好几个月的人。

　　“当然了，”他紧握着双手补充了一句，“我们与恐龙不同。”我明白他不希望吓着我们。不过事情却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怎么害怕。我们太小，还不懂得害怕，太沉溺于自己的世界，太相信人类会永存下去。

　　有谣传说，延森先生实际上是个百万富翁，他为国家航天局发明了重要的东西，他在中学教科学课只是因为他热爱教学。这些说法比较令人信服。他是那一年我最喜欢的老师，我知道他也喜欢我。

　　那天他设了一个问答箱，我们可以对发生的事情匿名提问。

　　“没有蠢问题这种说法。”他把克里内丝面巾纸盒倒过来，取出我们放在里面的字条。

　　这个盒子我们之前用过。那天老师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有个护士来给我们女生上生理卫生课。“你们身上将会发生一件特别的事。”她说得很慢，像个看手相的算命先生，“它来自希腊词‘月份’，因为它将每个月来一次，像月亮的运行周期。”只有塔米和米歇尔与我们分开坐。她们在座位上挪来挪去，好像什么都懂似的，她们的月经已经来过了。

　　延森先生把手伸进盒子里，掏出一张纸条。他很小心地打开纸条，读道：“有位科学家预言今天是世界末日，这是不是真的？”

　　“准确地说，诺查丹玛斯不是科学家。”延森先生说，显然他也听说了学校里流传的谣言，“你们应该知道，无人能预测未来，无人能断言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更别说知道500年后的事了。”

　　下课铃响了，但我们全都坐在实验室的凳子上不动。午餐铃现在和我们用餐的时间不同步了。

　　外面的天空依然很明亮。阳光穿过窗户倾泻进来，一排排干净的烧杯和试管被照得闪闪发亮，像是摆放在架子上的酒杯。

　　延森先生从盒里取出另一张纸条，有人问他，地球转动变慢是否是污染造成的。

　　这个问题似乎让他很沮丧。

　　“我们还不知道发生这种事的原因。”延森先生说。

　　他取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前额，在鱼缸旁停了一下。9月份以来，鱼缸一直空着。有一天，教室里鱼缸的过滤系统突然罢工了。此事发生在一个周末。星期一早上我们回校后发现鱼缸里的5条鱼像树叶一样浮在水面上，小鱼的鳞片里还有不少血迹。在我们眼里，鱼缸里的水仍然清澈透明，但对鱼来说，水已变质，变得有毒了。

　　“人类活动对地球造成很大的破坏。”延森先生说。我们继续制作日晷。“我们要为全球变暖、臭氧层变薄、成千上万种植物和动物物种灭绝负责。但说我们造成目前这种变化还为时尚早。”

　　下课前，延森先生更新了教室墙上的太阳系图。在墙上，一张宽5米半的黑色不透水的厚纸和9个用厚纸做的行星整齐有序地代表外太空。图上还有太阳和月亮，散落在角落里、用彩虹色表示的是目前尚未发现的行星。那里应该有成千上万颗，也许有上百万颗。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是那么少。

　　在地球上方，延森先生把写着“24小时”的指示牌换为“25∶37”，他在粘贴条上写上新的数字，我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更新。

　　一整天，所有的教室基本上有一半座位是空的，换句话说，坐满了一半的人。许多课桌没人用，考勤表上不少名字上没有打钩，似乎真的像某些基督徒希望的那样，一些孩子升上了天堂，把科学家、无神论者和不那么虔诚的人的孩子撇在地球上。

　　上课时，老师们极力劝阻我们不要收听新闻，但有个同学有收音机，我们全都有手机。

　　世界各地突然爆发了第一轮地球引力病。好几百人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病症。上体育课时，有几个同学在一千五百米赛跑时中途退出。他们紧捂着肚子，说恶心想吐并伴有莫名的疼痛。“我们没办法，”他们说，“是地球引力病。”

　　老师假装不担心，可是吃午餐时，他们全都待在教师休息室里看电视。看得出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疲惫的眼睛、皱起的额头都写满了恐惧。

　　直到上第五节课时我才见到塞斯，我们在一起上数学课。他的座位正好在我前面，我每天都盼着靠他近些。我对他脑后勺长什么样一清二楚——卷曲的头发、弧形的耳朵、线条清晰笔直的下巴。即使到了傍晚，他身上仍然散发出一股香皂味，这点让我非常喜欢。

　　我们从不搭讪。我从不大声说出他的名字，即使对汉娜也没提过。“说吧，”过去当我们晚上躲进睡袋里时，汉娜经常小声嘀咕，“你心里肯定有人了。”我总是摇头并撒谎。“没有，”我低声回答，“没有人。”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盼着塞斯朝我这边看，但今天我不希望他这么做。早上在公交车站时他看得够多的了。

　　平克丝太太将地球自转变慢现象当作课题，在黑板上出了一道数学题：

　　地球一天的长度在两天内增加了90分钟，假设以平稳速度增加的话，从现在起，一天扩成两天需要多长时间？一天扩成三天又需要多长时间？一周呢？

　　“我们非得做吗？”雅各布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问道。他总是问同样的问题。

　　“这辈子你非做不可的事就是死掉。”平克丝太太说，这是她最喜欢的口头禅之一，“其他一切都有得选。”

　　平克丝太太样子极吓人，令人不寒而栗。要是有同学在她上课时打嗝，她会把他们叫到讲台。等到打嗝的同学走到教室前面时，打嗝就止住了——和其他突如其来的惊吓法一样，这个方法能卓有成效地止住打嗝。

　　她在过道走来走去，说：“别只顾写答案，把算式列出来。”橙色连衣裙褶边拂到我们坐的铬色椅子腿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不许乱猜，运用你们学过的代数知识。”

　　她上课的教室墙上贴满了励志标语：“永不放弃”、“有备无患”、“一切皆有可能”。

　　平克丝太太点名叫几位同学在黑板上写下答案。塞斯和我都被叫到了。我们肩并肩站着，把写在笔记本的答案抄到黑板上。我清楚地记得他站在我左边，伸长右臂抄写答案，伴着粉笔刮擦黑板的声音，他写的数字不断向右下方倾斜。我脚下硬邦邦的棕色地毯有些年头了。36年来一届届六年级的学生就站在相同的位置做着各种各样的数学题。

　　塞斯把两个黑板擦对碰在一起，扬起的粉笔屑让他不停地打喷嚏。他打喷嚏的样子也很讨人喜欢。他有双漂亮的手，你可以看到潜伏在他的手腕、静脉、手背肌腱上的力量。塞斯的妈妈待在家里快要死了，而塞斯却一天比一天强壮。

　　我核对答案时，发现塞斯的答案是错的。我心里突然涌起保护他的欲望，想修改他的答案或说些什么，但他把粉笔丢进盒里，走回他的座位。

　　从教室敞开的窗户，我们听到一辆消防车从附近某个地方呼啸而过。过了一会儿，又有一辆消防车朝同一方向飞驰而去。我们上课时经常听到这种尖啸声。学校对面有个消防站，整天都有警报声响起。一开始，我常常被警报声搅得心神不宁，但后来慢慢习惯了。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

　　最初，几乎没人察觉到空气产生了变化：缓缓地变化着，给人的感觉像是看到一片云从太阳前面缓缓飘过。

　　“外面有怪事发生。”坐在教室后排的特雷弗说。他一直在把玩一个金属罗盘，现在他哐当一声把它扔在桌上。“很怪的事。”

　　“如果你要发言，特雷弗，请举手。”平克丝太太说。她正在用幻灯片准备这节课的其他内容。突然一阵凉风吹来，我听见平克丝太太的钢笔在塑料片上发出吱吱的摩擦声、投影仪的风扇转动时发出的嗡嗡声。其他老师都使用电脑备课、上课，只有她还在使用古老的幻灯机。

　　“我靠。”雅各布说，他的桌子靠窗户最近，“我的妈呀！”

　　“雅各布，注意你的用语。”平克丝太太说。

　　隔壁教室也传来叫喊声。

　　“快来看，”亚当说，“天变黑了。”

　　窗户在教室的另一头，我们一齐冲向那里。那情形就像船只倾斜时甲板上所有物品一股脑儿滑到另一边。前面高个子同学的头挡住我的视线，我什么也看不到，可是我感觉到光影的变化。一团突如其来的奇怪黑影像暴风云般快速移动，但天色晴朗，没有一丝云彩，丝毫没有暴风雨来临的征兆。

　　随后，事情发生得极快——仅用了30秒。

　　“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平克丝太太大声命令大家，但没人听她的，“我说回到你们的座位上。”

　　还是没人听她的话，她干脆自己走出去看个究竟。一回到教室，她的语气马上变得紧迫起来。

　　“好了，好了。保持镇定，大家都保持镇定。”

　　她一把抓起哨子、扩音器、万能钥匙和步话筒。这些工具在消防演习、地震演习以及模拟学校发生枪战时派得上用场。

　　色彩斑斓的天空顷刻之间只剩下几缕昏暗的光线，教室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暮色中，仿佛太阳早已落山，夜幕即将降临，人们正想伸手开灯之前的时刻。太阳突然落山——以极快的速度。现在是下午1点23分。

　　有同学跑出教室，开始是零星几个人，后来是蜂拥而出。

　　有人抓住我的手腕，我抬起头，看见塞斯，我非常震惊。在模糊的光线中，他的脸轮廓分明，更加可爱。

　　“跟我来。”他说。仿佛有股电流从他的掌心传到我的手腕，我的心在剧烈跳动。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注意到，他拉着我的那只手汗津津、热乎乎的。

　　我们一起冲出教室。

　　“回来。”平克丝太太喊道，可是没人听。她又喊了一次，这次动用了扩音器。无人向她跑去，我们四散而逃，大部分人跑到学校后面的那座绿草如茵的小山上。

　　几秒钟不到，外面变得和傍晚一样黑，而且越来越黑。天空变成了黑蓝色，整个地平线被橘黄色的光包围着。塞斯和我朝草地猛扑过去，觉得躺在地上会更安全。

　　“这可能是世界末日。”他说，声音中流露出丝丝的兴奋。

　　在我们周围，孩子们在尖叫。黑暗中，我听到有人哭泣。照相手机咔嚓咔嚓地响，闪光灯在不停地闪烁。我们能看见天上的星星。

　　学校旁边的马路上，停着几十辆车。司机们站在路中，车门像翅膀一样大开着，前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所有人都望着天空。一阵凉爽的夜风吹过草地。

　　山脚下，延森先生在科学实验室的门口大声叫喊，他在挥手。都处是尖叫的人群，我听不清他在喊什么。可是我看得出他很惊慌。如果延森先生也慌了神，其他人还能镇定自若吗？

　　塞斯牵起我的手，我们十指交叉。我从没有这样和一个男生拉过手，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嘀嘀直响，我希望是汉娜打来的。可惜，电话是妈妈打来的，我没有接。

　　“要是我们就这样死了怎么办？”塞斯低声说。他看上去很严肃，似乎并不害怕。

　　随着时间一秒秒地过去，大家安静了许多，黑暗和寒气让我们平静下来。远处传来狗的狂吠声，声音此起彼伏。时间在流逝，气温继续下降。

　　不知不觉，我在喃喃自语：“千万，千万要保佑我们平安无事。”

　　那天，我们这些现代人和古人一样，都被广阔无垠的天空吓得魂飞魄散。

　　后来我们知道那次天黑持续了4分27秒，但是当时好像要漫长得多。那几天，时间过得很不同。要不是有时间记录在案——成百上千的人拍下那一事件——我仍会发誓说起码过了1个小时天空才重现光明。

　　“快看，”我听见塞斯说，“看哪，看哪！”

　　我们头顶上方很快有了亮光，一小部分太阳又奇迹般回到了天空。现在我们能看个大概了：空中出现一个淡淡的光圈，光圈的一侧有块耀眼的光区，整体看上去，很像一枚镶嵌着璀璨宝石的钻戒。

　　我看见延森先生匆匆穿过人群，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时，我终于知道他在喊些什么了。

　　“听我说，”他说，“这只是日食而已，不会对人造成伤害，是月亮在太阳面前经过。”

　　我们后来得知，延森先生是对的：人们预测到太平洋的中部会出现日全食现象，只有在过往船只的甲板上或几个人烟稀少的岛屿上才能观看到日食。但是地球转动变慢改变了原来预测日食出现的坐标——以前的人把日食出现的坐标全算出来了，甚至绘制出未来出现日食的详细时间表。这次日食令我们大吃一惊，美国西部一大片地区都可以观测到日食。

　　我松了一口气，我们没事了。我还活着，和塞斯一起躺在小山上。

　　听到这个消息，塞斯似乎有点失望。

　　“就这样？”他说，“只是日食而已？”

　　我们没有回教室，仍然一起待在山上，观看太阳重新出现。我们肩并肩躺在草地上，眯起眼望着太阳。我离他非常近，他前臂上的汗毛都一目了然。

　　“你想过当个英雄吗？”他问。

　　“你的意思是？”我说。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救人一命。”

　　我想起他妈妈。爸爸曾经对我说过癌症是如何破坏人体，它是如何永不言败，医生不得不杀死它的每一个细胞，但仍没有十足的把握赢它。癌症总能杀个回马枪，大多数时候它确实死灰复燃。

　　“我可能会做个医生。”我说。这话不全是真的。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否像爸爸那样当个医生，能否承受那些血淋淋的场景，以及人们失去亲人时悲痛欲绝的情形。

　　塞斯说：“每次在银行时，我都暗自希望有个持枪的抢劫犯冲进来，然后我会对付他，救出所有人。”

　　有一阵子，远远看上去，塞斯的妈妈似乎不会死于癌症。去年，为了给桑德森太太筹款购买圣诞礼物，她还做了不少核仁巧克力饼用于义卖。她表现得很活跃，似乎癌症和超重或白发一样，只是她身上的一个特征。不过，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她了。

　　斑斓的色彩重新回到天上，速度虽然缓慢但很稳当，像昏厥后苏醒的人，苍白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

　　“我长大后要当突击队员。”塞斯说，“他们是部队中的精英。”

　　“太酷了。”我说。

　　站在路上的人们重新钻进车里。喇叭响成一片。狗继续叫个不停。一些孩子走回教室，另一些则四处游荡。他们离开学校，消失在人海中。孩子们过于紧张，顾不上遵守纪律或惯例。

　　塞斯和我在山上，待在原地。我们俩沉默不语，却不觉得尴尬。我们很相像，属于喜欢安静、爱思考的那类人。

　　我看到他在观察天空。一片薄薄的卷云从西边飘过来，它是那天出现的第一片云朵，也是唯一的一片。我突然想说些有实际意义的话。

　　“我为你妈妈感到难过。”我说。

　　“什么？”他转身看着我，愣住了。

　　一瞬间，我无法直视他的眼睛。我把头扭开，望着天空。

　　“她病了我很难过。”我说，“生病一定很不好受。”

　　塞斯坐起来，用手拍了拍牛仔裤的正面。

　　“你究竟知道什么？”他说。

　　他站起来。太阳差不多全露出来了。光线太强，刺得我没法抬头——在亮光中很难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你根本不了解我妈妈的情况。”他的声音变得沙哑，“不许提她，永远不许提起我妈，永远不许再提起她。”

　　他说的每个字都像针似的扎得我难受极了。

　　我想道歉，只是我当时惊呆了。塞斯走了，他离开学校，混入人潮中。我看着他穿过街道，一副气急败坏、不顾危险的样子，边走边躲闪来往的车辆，离我越来越远。

　　那时，天空变得湛蓝，黑暗消失得无影无踪，下午又回来了。我坐起来，发现山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慢吞吞地走回数学教室。在路上，我从米凯拉身边走过。她当时正和一帮我不认识的大孩子一起朝学校大门走去。

　　“我们要去海滩。”她经过我身边时说。

　　“下节课呢？”我问。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米凯拉大笑起来。

　　“哦，我的上帝，朱莉亚，”她说，“你这辈子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坏事吗？”

　　那天下午的足球训练被取消，妈妈来学校接我，她看起来怒不可遏。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坐到车子后排座位上，然后砰一声关上车门，隔开了公交线路上令人头昏脑涨的吵闹声。

　　“只是日食而已。”我说。妈妈把车子驶离路边时，我扣上安全带，然后向后一靠。

　　“你应该接电话，”她说，“你应该给我回电话。”

　　车里的空调在呼呼吹着，收音机正连续不断地播放有关日食的新闻。

　　“你在听我说话吗？”妈妈抬高嗓门问我。我们在一长排缓缓移动的车流中，等待路口的警卫挥手让我们把车子开出学校停车场。

　　我透过窗户看着一群孩子，站在车外的他们突然变得很遥远。我用手指在玻璃窗上乱画着。我突然发现，这些孩子不是我的朋友，一个也不是。

　　“汉娜搬到犹他州去了。”汉娜已经走了两天了，我还是第一次向妈妈提起这事。

　　她扭头看着我，表情变得柔和起来。一辆红色的奔驰车从我们车子边上挤了过去。

　　“她搬走了？”

　　我点点头。

　　“哦，朱莉亚。”妈妈说，伸手过来捏了捏我的肩膀，“真的？你肯定她不再回来了？”

　　“她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车子朝高速路驶去。我感到妈妈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打量着我，她关小收音机的音量。

　　“对不起，”她说，“他们也许会回来的。”

　　“我不这么想。”我说。

　　“人们被吓得六神无主。”她说，“他们没法冷静思考。”

　　到家后，我们发现早上爸爸推到路边的垃圾桶仍然堆满垃圾，清洁工没有来。蚂蚁和苍蝇在那里忙得不亦乐乎，死鸟也还在。我和妈妈把垃圾桶推回院子的边上，然后把车上的杂货搬下来。妈妈买了好几箱罐头食品，6罐瓶装水。她担心很快会出现物品短缺现象——有这种想法的人远不止她一个。

　　那天晚上，爸爸说他当时就明白日食就是日食，仅此而已。

　　“这么说来你一点也不害怕？”妈妈问。

　　“不全是。”他在楼梯上解鞋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晚间新闻全部与日食有关。有个专题讲述了一群日食发烧友的故事。他们在地球转动变慢之前就到了一个偏僻的太平洋小岛，岛上有几个地方被认为是观测全日食的最佳位置。他们的行李里备有昂贵的摄像设备和为抓取日食图片而设计的特殊过滤网。没想到，特殊滤网毫无用武之地，工具原封不动地躺在有护垫的箱里，保护镜放在上衣袋未曾动用——日食在西海岸出现。

　　当晚，棒球季后赛不受干扰，继续进行——面对变幻莫测的局面，打棒球似乎是美国人唯一能做的事。球员们还不习惯地球的物理变化，7个投手被封杀出局。每过1小时，地球上的各种物体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就会越大。

　　股市似乎也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跌至历史的新低。相反，油价却像火箭般飙升。

　　晚上到我上床睡觉时——我努力想忘记白天发生的事——一天又增多了30分钟。所有的电视台都在电视屏幕下方增加滚动字幕，当然不是为了播报股价，而是播报地球当天的长度：26小时7分钟，而且时间还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