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人离开郊区，他们逃回故乡去了。这就是加利福尼亚——几乎所有人都是从别的地方移民到这里。我们没有走，我们是本地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

　　第三天放学后，妈妈和我一起去看望爷爷。

　　“他说他没事，”妈妈一边开车，一边说，“可我还是不放心。”

　　他是爸爸的爸爸，不过最挂念他的人是我妈。我也开始为爷爷担心——他一个人住在东部。

　　在路上，我们在一间加油站停下来加油。在那里等着加油的车子排成长龙，几十部小型货车和越野车组成一条长链，从加油站一直绕到街的拐角。

　　“我的妈呀，”妈妈惊呼道，“这架势像在逃难。”

　　一位身穿粉色印花连衣裙的妇女在车辆中间绕来绕去，把黄色传单插到雨刮片下面。车里的人都避而不看她。传单上写着：

　　末日到了！悔过自新，拯救自我！

　　当她狂热而自信地经过我们的车子时，我避开她的目光，但她不放过我，在车窗边停了一下，冲着我喊道：“耶和华神说‘在那天，我要让太阳在中午落下，地球在大白天变得一片漆黑。’”

　　妈妈咔嗒一声把车门锁上。

　　“那句话是出自《圣经》吗？”我问。

　　“记不得了。”她说。

　　我们像蜗牛般缓慢向前挪动。我数了数，前面还有19辆车在等着加油。

　　“大家要去哪儿？”妈妈问，她揉揉额头，叹了口气，“能上哪儿？”

　　爷爷住在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的中间，他那栋破旧的房子与周围簇新的一切构成强烈的反差。拐下高速公路后，我们的车子在纵横交错的黑色街道中穿行。街的每个拐角都有条亮闪闪的人行横道，停车标志是新的，减速带是新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路边石尖利扎人，没有任何磨损。消防水龙头崭新锃亮，没有一丁点儿铁锈。人行道旁的幼树整齐排列——闪亮逼人的人行道也是新的。所有的房子都带有草坪，上面的草长得像浓密的头发。

　　在这些全新的房子、街道、树木中间，有一亩布满沙尘的荒地。那块地属于我爷爷，它像块暗物质一样不可见：你从外面看不见它，但可以根据四周的公路判断它的存在。你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开发商在荒地的四周种上一层厚厚的松树，以免爷爷的四邻瞥见它。

　　车子穿过爷爷家敞开的木大门后，平整的沥青路面变成了沙石路面，精心设计的绿化带变成了自然景色：深褐色的土地凸凹不平，四处龟裂，到处荒芜，极不养眼。爷爷在这片土地上长大，靠养鸡、养马过日子。现在马厩里早已见不到马，看上去像是古代某时期的遗物。木栅栏柱子和横木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早已泛白。鸡舍也是空空如也。爷爷今年86岁，他的朋友全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长寿给他带来的不是福气而是痛苦。

　　“你最好祈盼不要遗传我的基因，朱莉亚。”他经常对我说，“活得太久真遭罪。”我喜欢他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

　　几年前，开发商想买下爷爷那块地，但爷爷就是不卖。“他妈的，”他说，“我在地里埋了东西。”据我所知，木柴堆后至少埋有两只猫。我怀疑这些年来他在地里还埋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后来，开发商把爷爷撇到一边，自顾自地实施他们的计划：在荒地的四周修马路，建喷泉，造房子，给街道立标志。一个新住宅区出现在爷爷那亩地的周围，像洪水一样把一块高地团团围住。

　　我们没有敲门，径直走进厨房。当你在这座老房子里四处走动时，各种架子会发出轻微的嘎嘎声，摆放在上面的小玩意摇摇欲坠。爷爷穿件红色运动衫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报纸和放大镜。

　　“嗨，吉恩，”母亲说，“你还好吧？”

　　“我在电话上说了我很好。”他头也不抬地说，“奇普在这里。”

　　奇普是他的邻居，十来岁，帮他打理家务事。奇普天天都穿黑T恤、黑牛仔裤。他戴了个唇环，所以下唇有点下垂。他俩在一起极不相配。我觉得奇普虽然和父母一起住在小区的一栋新房子里，但他和我爷爷一样憎恶开发商。

　　“简直在胡说八道。”爷爷说。

　　“怎么了？”母亲问。

　　“我认为那是个骗局，想转移我们对中东的注意力。”

　　爷爷的蓝眼睛淡得几乎看不到蓝色，爸爸的蓝眼睛像爷爷，但爷爷的蓝眼睛要淡得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的蓝眼睛似乎在退色，像棉织物在阳光下晒久了一样。几绺白发不时掉到他的额头上。

　　“好了，吉恩。你说有人操纵这件事？”

　　“我说，谁知道它是真的？谁丈量过它？现在他们能胡作非为。”

　　“吉恩——”

　　“我们只能等。我只知道他们胡编乱造。他们搞乱钟表或某件该死的东西。我才不相信他们说的话，我一点也不信。”

　　妈妈的手机嘀嘀直响。从她说话的语气我知道电话是爸爸打来的，她走到外面和他说话。我在桌子旁坐下来——就在这张桌子上，爷爷过去常和我玩老姑娘纸牌游戏，我们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后来他的视力变差了，几乎看不清手上的牌。我怀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

　　“朱莉亚，”爷爷说，“看中这里的什么东西了吗？”

　　他指着那些镶着古旧玻璃的架子，上面摆着一排排有着百年历史的可乐瓶、奶奶用过的银茶具、她收藏的装饰性的顶针、小银勺、白镴器皿和陶瓷小雕像——她过去经常把它们摆在铺着花边桌布的桌子上。那时爷爷的家应该漂亮整洁，比现在好多了。

　　“你知道，我不想把这些东西带进棺材。”他继续说，“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等我死后，露丝会想方设法把它们全给弄走的。”

　　露丝是爷爷的妹妹，现在住在东海岸。

　　“不用了，谢谢爷爷。”我说，我希望他没有发现我没戴那条金链，我把它弄丢了，“你应该留着这些东西。”

　　爷爷在得关节炎之前，常常整个早上都在海滩上溜达，用金属探测器在沙地、沙丘上寻找硬币和财宝。现在他却想处理掉辛苦找来的东西，似乎这些财物把他拴在这个世界上，把它们送掉后，他就剪断了拴住他的那些线。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厨房料理台前又倒了一杯咖啡。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我妈在外面走来走去，打电话时手不停摆动，风把她的头发吹向一边，她不断用手拨开脸上的头发。

　　“我说过看见一个家伙在那个院子死掉的事吗？”

　　“好像没有。”我说。

　　“他还不到17岁，”他摇摇头说，“一匹马正好踏在他身上。”

　　“真可怕。”我说。

　　“是的。”

　　爷爷微微点点头，仿佛沉浸在当时的情景之中。许多可怕的事件他可以信手拈来。我听到屋内不远处有个水龙头在滴答漏水。

　　“这件事让我想起在阿拉斯加时的情形。”爷爷说，阿拉斯加是他最喜欢聊的话题，“整个夏天，不管白天黑夜，太阳都高高地挂在天上。夜里2点还能看见太阳。太阳从不落山，几个星期都不落山。到了冬天，有2到3个月每天漆黑一片，完全没有太阳。”

　　他的声音渐渐变小。穿过松树的缝隙，我看见附近的一个屋顶上有台电视卫星接收器在晃动。我闻到空中有些烟味。

　　“相信我，整件事是胡扯。”他说，“我只是没法弄清他们是怎么搞的。”

　　“你真的这么想？”

　　他严肃地盯着我。

　　“1958年，美国政府在这里进行一项秘密的核能试验，你知道吗？他们在正常人身上测试核物质对人造成的影响。”他说，“他们把铀放进水里，然后监测癌症的生成率。你听过这事吗？”

　　我摇摇头。在后院底下的某个地方，有个废弃的防空洞，那是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自己建造的。

　　“你当然没听说过。”他说，“那是他们一贯的行事风格，他们就喜欢那么做。”

　　一阵大风呼啸着从房子后面刮过，一只纸袋子被风吹起，呼地掠过窗外。

　　“你爸妈带你上教堂做礼拜吗？”爷爷问我。

　　“我们有时去。”我答道。

　　“你们应该每周都去。”他说，拿起裹在一张失去光泽的薄银纸里的一对小靴子，“想要吗？”

　　“可以。”我说。

　　“这是我4岁时穿的鞋子。你还想要点什么？”

　　他喘气时，我能清楚地听见他肺部的鸣音、气流穿过窄小的气管时发出的呼哧声。

　　“等一下，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他指着厨房另一头的一个矮柜，然后叫我跪在地板上。

　　“把手伸进去。”他说，“摸到了吗？”

　　“什么？”

　　我的整个肩膀已经伸进矮柜里，印着佩斯利图样的油毡抵住我的膝盖骨。我实在不想找下去，但又不想让爷爷失望。

　　“它的背面是活动的，摸到了吗？把它推到右边。”

　　在爷爷家里，装麦片的碗从不装满麦片，装汤的罐总是装着比汤更值钱的东西，怪不得他极其相信无形的力量。在矮柜活动板后面摆着一排排咖啡罐。罐子太旧了，我认不出上面的标签。

　　“福尔杰牌咖啡，”他说，“把它给我。”

　　他皱着眉想拉开盖子，他似乎比平常更虚弱。

　　“我来吧。”我说。

　　我一下子就打开了盖子，但是为了不伤他的自尊，我假装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扯开。罐里塞了好几层皱巴巴的报纸，罐底有个小小的银盒。盒里有一块硬邦邦的绒布，绒布上面放着一只毫无光泽的金怀表，表链盘绕着放在表壳后面。

　　“这是我父亲的表。”爷爷说，“给它上发条，它就会走的，它会永远走下去。表的齿轮质量一流，过去的人就是这样制造东西的，一流的质量，知道不？我敢说你从来没见过做工这般精细的东西。”

　　我不想要怀表，只会把它塞到他送给我的那堆物品里。那些东西款式老旧、颜色暗淡：装在塑料盒里不流通的纪念银币、4副奶奶用过的夹式旧耳环、用镜框镶起的100年前的老城地图，但爷爷非要我收下不可。我不敢告诉他，我把他的一件传家宝、我最喜欢的一件东西弄丢了。我到等校车的地方找过金项链，但没找着。

　　“谢谢。”我接过怀表说，“它很漂亮。”

　　“你把它擦亮后，它更加漂亮。”他用运动衫的袖口擦了擦表面，“朱莉亚，保管好它。”

　　纱门砰一声关上了，我妈走了进来。她看到我手里的怀表。“哦，吉恩，别把你的东西全送光了。”

　　“让她留着吧。”他说，“我不想把它带进棺材。”

　　“别胡说，你会长命百岁的。”她说。

　　他摆摆手让她别管。

　　“把这个也带上。”我们离开时他小声对我说。他递给我10美元，脸上闪过一抹浅浅的笑意。这种情形极为少见，分外珍贵。我能看见他的假牙抵住牙床的轮廓。

　　“用它找些乐子。”他说。

　　我拉着他的手，点点头。

　　“朱莉亚，”他说，“不要过分相信你听到的东西，好吗？你冰雪聪明，能明白言外之意。”

　　我们从一条向来被我们戏称为风景怡人的小路回家，这条路的车流量少些。一路上我们都在听收音机的新闻。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描述人们对地球转动变慢的反应。来自南美洲有关地球引力疾病的报道尤其多，疾病控制中心正在进行调查。

　　“我的妈呀，”妈妈说，“你要是觉得不舒服什么的，赶快告诉我。”

　　“有些人似乎更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一位官员说。听了他的话，我不禁觉得头晕起来。“这种疾病的名称叫多疑症。”

　　广播里说，在我们国家，成群的“再生”信徒在安排后事，希望随时被主从床上召走，扔下空空的房子和一堆堆他们穿过的皱巴巴的衣服。

　　“真搞不懂，”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穿衣服走？”

　　“我也不明白，宝贝。”妈妈说，“你知道我们不信那一套。”

　　我们是一群安静、理智、提到奇迹降临之类的事就会感到尴尬的基督徒，与他们不太相同，

　　有人正在采访一名电视传道者。“天启的征兆多年前就已初露端倪。”他说，“以色列复国后，我们就知道它即将来临。”

　　车子拐弯时，从前面两座山的间隙，我看到银色的海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时政府已转移所有住在海滨的人家——没人知道会不会发生海啸。

　　一个个住宅区从车窗外一闪而过。当我们接近海岸时，那些房子和停车场变得越来越小。靠近海边的地价非常昂贵，不少房子的一面用大柱子撑着，悬空建在峡谷边上。

　　妈妈在有停车标志的地方把车停下来。她回头查看后面是否有车子时，我注意到她染黑的头发里时不时露出几根白头发。她35岁时头发就开始变白了，我不喜欢看见她有白头发，那是身体衰弱的最早征兆。

　　突然，我心里涌起一阵孤独感。车子颠簸着向前行进时，我也许是第一次想到：如果爸妈有什么不测的话，我将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正经过游乐场。乡村集市原定一周内开幕，汉娜和我打算在开幕那天去那里玩。现在看来，那一天不会有了。

　　通常来说，建筑工人们都在日夜不停地赶工。今天经过工地时，我看到工地停工了。我猜工人和巡回演艺团全都跑回家乡去了——人人都想和亲人待在一起。建了一半的云霄飞车耸立着，五颜六色的框架在风中晃动；激流勇进项目尚未完工，在激流中飞跃而下无异于自杀；弗累斯大转轮只竖起了一部分，唯一的一根轮辐上仅挂着一只红轮，像夏天的最后一颗果实，或秋天的最后一片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