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华尔街雄踞全球金融制高点？

　　混沌初开，“金融”露真容

　　华尔街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从百老汇（Broadway）与东河（East River）之间，是英文名“Wall Street”的音译，本意为“墙街”。全长不过500米，宽约11米，街道狭窄短小，仅占7个街段。最西边是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和一片墓地，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金融业的奠基人汉密尔顿就长眠于此。

　　1625年，来自荷兰的早期殖民者，在北美东北岸哈德逊河口现在的纽约曼哈顿建立了一片领地，取名“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优良的天然海港之一，这时成了荷兰人在北美对外贸易的前站，它的繁荣使得在新英格兰的英国殖民者垂涎三尺。

　　新阿姆斯特丹市长彼得?史蒂文森，担心新英格兰的英国殖民者会从陆路进攻，决定建立一道700多米长的木栅栏防御墙。1664年，英国人并没有像彼得担心的那样从北部的陆地发起进攻，相反，一支英国舰队从南边驶向这个港口，将全城置于炮火压力之下。荷兰人被迫投降。新阿姆斯特丹被重新命名为新约克（New York，简称纽约）郡，以献给当时的英王查理二世的弟弟和继承人约克公爵（Duke of York）。

　　1685年人们沿着原始栅栏铺设了一条道路，自然而然被命名为“墙街”，也就是今天的华尔街。1699年英国当局拆除了那道无用的木栅栏防御墙。

　　小小“墙街”得益于荷兰人浓重的商业传统，以及种种历史、人文、地理条件和机遇因素，最终发展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通衢之一。

　　欧洲宗教革命后，荷兰是最早的新教国家，也是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荷兰人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开拓者，也是现代金融业的先驱者。

　　金融，顾名思义，就是资金融通，是人们基于获利愿望，在信用与风险并存中展开的货币流动。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

　　资金，这个曾一度被称为“罪恶之源”的东西，实际上和劳动力、资源、技术一样，是国民经济中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工人、原材料和工厂就不可能出产品，而工厂、原材料、工人的薪水，以及一个成功企业所必需的种种先决条件，都要有资金才能办到。

　　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主要有证券（股票、债券、期货、金银、外汇等）交易所（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用合作社和金融租赁公司等，以及金融分析、会计事务和产品评级等配套服务机构。其中以证券交易和银行业者（尤指投资银行——投资人和投资对象的中介机构）为核心，起着主导性作用。

　　历史学家们都相信，荷兰市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支股票，建立了第一家现代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交易所、现代银行以及配套的信用、保险机构，并将这些金融产物有机地统一成为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使这个小国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之一。

　　荷兰人在人类早期的金融活动中发明了最早的股市投机技术，这些技术在以后的历史中被投机者们反复应用，乐此不疲。例如卖空（Short-selling，指卖出自己并不拥有的股票，意图在股价下跌后购回以赚取差价）、卖空袭击（Bear Raid，指内部人合谋卖空股票，直到其他股票拥有者因恐慌抛出自己的股票，导致股价下跌，内部人得以低价购回股票以平仓获利）、“对敲”或“辛迪加”（Syndicate，指一群同谋者在他们之间对倒股票来操纵股价）、垄断式“逼空”（Corner，也称杀空或坐庄某一只股票，或囤积某一种商品，指个人或集团秘密买断某种股票或商品的全部流通供应量，迫使需要购买这种股票或商品的其他买家不得不在其操纵的价位上买进）等。

　　17世纪初，荷兰的商业贸易已经发展到了顶峰，投机活动也到了癫狂的地步，终于引发了一场人类史上首次有记载的金融泡沫事件——“郁金香狂热”。

　　郁金香（Tulip）的原产地可能是中国青藏高原，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土耳其。16世纪中期，西欧从土耳其引进了郁金香，经品种改良优选，荷兰人对这种艳丽的花卉产生了时尚狂热。17世纪初期，荷兰富人们竞相在花园里展示郁金香品种，某些珍品卖到了不同寻常的高价，催生了一种病态的倾慕与热情。郁金香价位节节上升，往往今天买进，明天就可赚一笔，屡试不爽，引发了羊群效应式的抢购风潮，郁金香买卖甚至进入了股市交易。许多人把家里面所有的财物如家畜、生财用的工具都拿去变卖换钱，加入这场泡沫投机（这种以为总是有人会愿意出价更高的想法，后来被称为投资的“博傻理论”）。

　　进入1637年，所有品种的郁金香价格全线上升，涨到了耸人听闻的水平，与上一年相比，总涨幅高达5900%。是年2月，一株名为“永远的奥古斯都”的郁金香售价高达6700荷兰盾，这笔钱足以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的一幢豪宅，而当时荷兰人的平均年收入仅有150荷兰盾。

　　金融投机并不创造财富，而只是转移财富。一旦价格虚高远离实际，总有人会清醒过来，急于大量抛售回吐获利，引发信心动摇，其他人就会蜂拥跟从。1637年2月4日，郁金香市场突然崩溃，卖出的狂热与此前购买的狂热不相上下。一夜之间价格一泻千里，登时千百万人倾家荡产。受害者当中既有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也有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其实贪婪是没有任何阶层界限的。1637年4月，荷兰政府决定禁止投机式的郁金香交易，终止所有合同，从而彻底终结了这场历史上空前的金融泡沫游戏。其打击之大，之后3年内荷兰经济陷于瘫痪。

　　尽管这是有史以来首次金融泡沫事件，但包含了几乎以后所有金融泡沫危机的共性主要特征。

　　事件之后荷兰人一度厌恶郁金香，但是，回归百花园的美丽高雅的郁金香仍然被遴选为荷兰国国花。

　　荷兰人在北美洲哈德逊河口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这块小小的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当时在北美洲东海岸建立起来的其他殖民地。荷兰人作为商贸和金融事业的先驱者，也是最早的金融投机冲浪客，无愧为日后华尔街的灵魂塑造者。作为对照，当时来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Puritan），首先想做的则是在山丘上修筑一座辉煌的城市，一个虔诚和美德堪以垂范的首善之区。

　　荷兰人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起的商业领地，有着一心经商与包容共处的世界都市特质。17世纪40年代，一位法国牧师来到这里，发现街上的人说18种以上语言，他们都是来赚钱的。面粉、奴隶、木材和无数其他商品，都在曼哈顿进行交易。这里的商人，已经在北欧、地中海、西印度甚至印度洋等大范围市场寻找买低卖高的机会。

　　今天的纽约，除了一些荷兰语地名，比如说布鲁克林（Brooklyn），一些荷兰语单词，如小甜饼（Cookie），以及一些荷兰语人名，如罗斯福（Roosevelt）等以外，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畔40年的历史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但是，那个吵吵嚷嚷、熙来攘往做生意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影子无处不在，正如在每个人身上可以依稀看到他的孩提时代。他们无边界的商业精神在此流传不息，并且发扬光大，达到了极致。

　　早在1666年，这种商业精神已在此地金融领域大显身手。那是在英国人夺得纽约后的第二年，菲利普斯（Frederick Philipse）通过囤积贝壳串珠（北美印第安人用作货币和装饰品），成功地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场金融操纵案。

　　菲利普斯1626年出生于荷兰，曾是木工学徒，1647年随父迁居新阿姆斯特丹，参与过建造那道木栅栏防御墙。他和一个有钱的寡妇结婚后，利用妻子的财力，和当地的印第安人、西印度群岛人，以及荷兰人交易各种商品。很快就有了卓越的表现。

　　印第安人的皮毛产品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的热门商品。金银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印第安人认为一钱不值，拒用金币或银币，他们要求欧洲人使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用复杂方法将蚌壳中的小珠串制而成）。

　　1650年，6颗白色珠子值1个斯图弗（Stuiver，荷兰货币单位）。到1659年，因通货膨胀，16颗白色珠子才值1个斯图弗。这时候菲利普斯大量买进贝壳串珠，装在桶里埋到地下囤积起来。几周内他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1666年时3颗白串珠就相当于1个斯图弗。

　　菲利普斯控制货币供应，起到了相当于中央银行的作用。而国际社会正式的中央银行概念直到30年后才告形成（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当然，他因此获得了可观的利润，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市民，从事贸易的范围远达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直到美国独立战争前，贝壳串珠还被当成一种常用货币。后来发明了一种可以廉价仿制贝壳串珠的机器，彻底摧毁了贝壳串珠的价值。

　　此时纽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繁荣活跃的港口。华尔街东端靠近河岸处是商业区，这里定期进行的主要商业活动是奴隶交易。纽约州是第一个有大量奴隶的北方殖民地；曼哈顿是一个奴隶交易中心，奴隶从这里被运往南方的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另外，谷物、皮毛、鲸鱼油和烟草等北美产物，也由此源源出口，换取在殖民地不能生产的商品。

　　1699年，英国驻美总督贝雷蒙特爵士 （Lord Bellomont）将纽约称为“美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但那时还没有形成金融市场。英国政府禁止在殖民地设立银行。这里既没有银行，也很难见到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或铸币。北美殖民地的货币供应实际上是个大杂烩，包括贝壳串珠，殖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其他国家的硬币，以及一些临时被用作货币的东西，例如烟草公司的收条（在殖民地南部地区广泛使用）。最常见的铸币是西班牙的里尔银币（Spanish Real），经常被切成两块、四块、八块来找零钱。这就是为什么纽约证券交易所一贯以一美元的1/8为最小单位来报价，直到2001年才改为十进制。

　　独立战争期间，纽约被英军占领7年之久，人口减少了一多半。两场大火席卷了纽约城，物质损失也极惨重，生产总值估计至少损失了一半（那时还没有正式统计）。纽约作为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几乎被彻底毁掉。

　　美国人于1783年11月25日收复了纽约。战后纽约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迅速恢复。老居民重归家园，宽松的商业社会氛围吸引了很多新居民。1790年，首次全美范围的人口普查显示，纽约人口约达33000人，已经超过了当时首都费城的28552人，成为全美最大城市。

　　18世纪纽约移民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对美国经济建设、华尔街勃兴以及纽约发展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贡献至巨、影响深远。

　　汉密尔顿曾在纽约国王学院（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独立战争期间成为乔治?华盛顿的重要幕僚。华盛顿出任美国总统时，请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处理新联邦政府紧迫的问题：混乱的财务状况。

　　新生的美国政府必须向法国和荷兰借款，并从这些国家购买武器。由于缺乏自身的资金后援，只得求助于硬性贷款，签发借据强制征用各种物资，并发行所谓“大陆法币”。这种“不兑现纸币”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短短几年内，国会不得不将以前发行的纸币重新定值，降至原有面值的2.5%。“一个大陆法币都不值”成了美国词汇中的流行语。 

　　汉密尔顿试图做好三件事情：第一，建立一个完善的联邦税收体系，保证国家有稳定的财政来源（在此前的联邦体例下，联邦政府没有征税的权力，只能向各个州要钱）；第二，用美国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以优厚的条件发行新的债券，去偿还旧的国债（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战争期间几个州的债务；第三，按照英格兰银行模式建立中央银行，替政府管理财政并监管国家的货币供应。

　　以另一著名开国元勋汤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第3任美国总统，任期1801－1809）为首的一批政治家，极力反对汉密尔顿运用金融手段发展经济的主张，被称为杰弗逊主义者。杰弗逊主义者认为那些以低价买进旧债券和其他票据的人是投机者，不能允许他们兑换新券来获利，只有初始的债券拥有者才应该获得赢利。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几乎不可能做到。

　　汉密尔顿的偿债法案最终在国会得以通过，但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例如，为了让杰弗逊主义者接受偿还国债的方案，汉密尔顿不得不作出让步，使纽约失去了成为新联邦首都的机会。

　　汉密尔顿的计划一旦实施，便对新生的美国的经济产生了非凡而迅速的影响。然而汉密尔顿的政治对手从来没有停止过敌意和反制。事实上，整个美国政治史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汉密尔顿主义者和杰弗逊主义者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华尔街日后成了美国的金融中心，却一直被杰弗逊主义追随者认为是汉密尔顿“错误政策”的标志。 

　　在18世纪90年代，汉密尔顿的计划促成了美国经济的繁荣。1794年时，美国已经在欧洲市场获得了最高的信用等级，它的债券能够以10%的溢价出售。法兰西的外交部长塔利让（Talleyrand，曾流亡北美）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这些新债券是“安全的，而且不会下跌。它们以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市场发行，而这个国家的经济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发展，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偿付能力”。

　　汉密尔顿在1784年发起成立了纽约的第一家银行——纽约银行 （Bank of New York），并向公众公开发行股票。这样市面上流通的证券除了政府债券以外又增加了银行股票。

　　此时纽约人口急剧增长，商业迅速发展。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纽约的各种金融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

　　于是，一座城市、一条街道和它们注定的命运走到了一起。 

　　开启风起云涌的金融时代

　　华尔街上的联邦厅曾是美国第一届国会的所在地，首任总统华盛顿在此宣誓就职，如今大门前耸立着华盛顿铜像。不过华尔街作为政治中心只是短暂的一瞬，而作为金融中心却辉煌夺目，经久不衰。

　　1776年，与美国建国同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汉密尔顿为美国构建的货币金融体系有五大支柱：其一，统一的国债市场；其二，中央银行主导的银行体系；其三，统一的货币体系（当时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其四，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其五，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和贸易政策。

　　他说：“一个国家的信用必须是一个完美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必须有着最精巧的配合和协调，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一样，一根树枝受到伤害，整棵大树就将衰败、枯萎和腐烂。”

　　汉密尔顿的5大支柱恰像5根树枝，完美配合和协调，共同支撑起美国金融体系的参天大树，最终成长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美元霸权体系。

　　美国著名政治家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如此评价汉密尔顿金融战略的重要性：“汉密尔顿创建的金融体系，是美国繁荣富强的神奇密码。他叩开了信用资源之门，财富洪流立刻汹涌澎湃。美国人民满怀感恩之情，世界人民满怀敬畏之心。丘比特拈花一笑，智慧之神翩然而至，那是我们钟爱的希腊神话故事；然而，汉密尔顿创造的金融战略比希腊神话还要美妙、突然和完美。他那不可思议的大脑灵机一动，整个美国金融体系就应运而生。”

　　汉密尔顿主导的经济政策实施之后，整个国家和纽约地区的经济蒸蒸日上，商人们对信贷、保险和各种金融服务的需求日渐增长。这时纽约的商业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各种金融活动大大活跃起来。按照汉密尔顿的计划，美国建立起了一个信誉良好的、统一的货币供应体系，币值不再像以前那样变化无常。那些继承了荷兰先人投机技巧，熟悉金融市场风险的投机者和经纪人跃跃欲试。这些最大胆、机敏的纽约人愿意也能够为一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流动性，做好了金融开路，财源广进的一切准备。

　　汉密尔顿发行的大规模债券直接导致了证券市场的活跃，而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只大盘蓝筹股（纽约银行）则启动了这个国家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18世纪末，交易员和投机者在华尔街街角的一棵梧桐树下从事非正式的买卖。为了对付竞争，1792年5月17日，24名人士签署了一份称为《梧桐树协议》的文件，规定他们只在彼此之间买卖证券，规定每个证券的出售，不能收取低于2.5‰的佣金，并不得参与其他证券拍卖活动，将非正式的买卖转化为正式的联盟。这一组织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这24名人士被视为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原始会员。华尔街就从此开始起步。

　　1817年3月8日这个组织起草了一份章程，并取名为纽约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一个总部是华尔街40号一间月租200美元的办公室。1863年改为今名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现址坐落华尔街转弯处南侧一座被媒体喻为“金融神庙”的古希腊风格建筑，门牌华尔街11号。

　　华尔街的金融活动，一开始就同丑闻难分难解。

　　纽约证券交易所创始人之一，联邦政府财政部助理部长——威廉?杜尔（WilliamDuer，1747－1799）是这第一轮投机狂热中的主要弄潮儿，他可以称得上是美国股市的第一位著名的“庄家”，也是此后200多年美国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

　　1791年，威廉?杜尔辞去财政部的职务，同纽约大富豪亚历山大?麦科姆等人合作：用他们的金钱，加上威廉?杜尔的投机奇才，亦即借重他财政部的人际关系来大干一场。

　　威廉?杜尔常常利用内幕信息交易，总能在第一时间赢得大笔钱财，人们因此而愤愤不平。

　　当时有传闻说新成立的美国央行（设在费城的美国第一银行）可能兼并纽约银行。如果属实，纽约银行的股票肯定上涨（天知道这个传闻是不是威廉?杜尔散发的）。威廉?杜尔决定秘密收购垄断纽约银行的股票。

　　就在威廉?杜尔做着投机发财梦的时候，汉密尔顿察知了这个投机阴谋，担心整个国家商业信誉陷于险境，于是同纽约银行合作，阻止杜尔及其同伙染指纽约银行，并紧缩信贷，切断了杜尔的现金流。这一对策，对于杜尔和借钱投机的人无疑是毁灭性的。绝望之中，杜尔试图借更多的钱以偿付欠款，不幸的是，即便他开出天价的利息，此时已经无处可以借到钱了。杜尔和其同伙无法兑现偿付欠款的约定，都被抛进债务人监狱。 

　　紧跟杜尔投机的人们大多血本无归。杜尔的疯狂投机和迅速溃败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金融恐慌。汉密尔顿下令财政部购进大量联邦证券对市场进行支持，他的果断行动成功地阻止了金融恐慌的蔓延，确保了股市的危机没有对美国的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资本市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证券市场的形形色色人物，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有普普通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还有像杜尔这样的政府官员寡廉鲜耻地利用职权之便进行股市投机。汉密尔顿和此后数百年中的无数政府精英一样，竭尽全力、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好人与恶棍的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所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汉密尔顿揭发了他的政敌，杰弗逊的副总统阿伦?伯尔（Aaron Burr）的卑鄙行径。伯尔大为恼怒，邀汉密尔顿决斗。1804年7月11日，汉密尔顿在与伯尔的决斗中身亡，被安葬在华尔街的三一教堂旁，与他一手建立起来的纽约银行（华尔街1号）隔街相望。新版10美元纸币正面印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肖像。

　　在这个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在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

　　接着，华尔街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牛市。

　　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大潮兴起，交通运输成为了最大的瓶颈。1825年，伊利运河（Erie Canal，连通哈德逊河与伊利湖，将五大湖与大西洋水域连接起来，全长584公里）历时8年修建成功，于是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繁荣，也支持纽约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而修建运河所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

　　伊利运河开通后，当年就有13110艘船只穿行其间，缴纳的税收足以支付纽约州为修建运河所借的债务。

　　伊利运河的成功，给纽约市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人口爆炸般增长，以及港口吞吐量激增。1820年纽约人口为123700，费城人口是112000；到1860年，这两个数字就变成了1080330和565529。1800年美国外来商品只有9%通过纽约港进入美国，1860年时这个比例跃升到了62%。

　　美国经济日益繁荣，在纽约经纪人的业务中得到了反映。伊利运河的修建引发了对运河概念证券的狂热，西部的土地开发也成了美国经济的亮点。华尔街挂牌交易的股票越来越多，证券的首次发行常常获得超额认购。这些增加的交易量中不少来自于欧洲，因为欧洲的资本也想从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中分一杯羹。

　　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既有新公司发行的股票，也有州政府发行的债券。此时有关公司和证券的法律尚在襁褓之中，每一个经纪人，无论是经验老到的骗子，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都能很容易地将一些价值很令人怀疑的股票卖出。

　　华尔街的第一场牛市中，出现了另一个华尔街经纪人的原型。直到今天，此类人物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华尔街。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李特尔（Jacob Little），造船匠的儿子，1817年来到华尔街，1822年在一个地下室建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1825年他终于成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

　　李特尔和上一代的威廉?杜尔很不相同。杜尔的特长是获取政府内幕消息（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让别人觉得他能够获得政府的内幕消息），而且，杜尔在需要背叛他的合伙人时会毫不犹豫，他会利用合伙人的钱为自己牟利。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杜尔是个十足的骗子。

　　李特尔则是独立的经纪人，他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也没有长期合伙人。他靠着比其他证券交易者对市场一些特殊事件的准确判断来挣钱，是用自己的钱在牟利。换言之，李特尔是个股票投机者，通过市场的短期波动来获利，而不是对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进行长期投资。

　　作为华尔街第一位杰出的投机者，李特尔喜欢赌股价的下跌，通常在市场行情下跌的时候进行操作。他最初的名声来自对于19世纪30年代最热股票之一的“莫里斯运河和银行公司”（Morris Canal and Banking Company，以下简称莫里斯运河）行情的准确判断。1834年，市场飞速上扬，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李特尔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落。李特尔看到了机会。

　　卖空者承诺在将来一个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价格交付股票，如果股价在卖出日和交付日之间下跌的话，卖空者可以在交付日从市场低价买入，进行交割而获得价差。但如股价上升，做空者将遭受损失。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股价是可以无限上涨的，因此对一个做空者来说，潜在的损失是无限的。

　　李特尔组织了一个投机者集团悄悄地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股票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李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李特尔的集团以大约10美元的平均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一个月之内，莫里斯运河的股价飞涨，达到每股185美元，李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李特尔一夜之间成了华尔街上最著名的投机者，并且保持这一名声长达20多年，尽管该期间他曾三次破产，但每次都能再度站起来。最终，他在1857年的市场崩盘中第四次破产，从此一蹶不振。其后他仍然混迹于华尔街直到去世，但只能零星交易一些小额股票，他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华尔街第一次牛市的狂欢盛宴，终于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政府的金融政策压力下，进入尾声。

　　这位总统出身贫寒，他的早年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对投机、债务以及纸币的终生的恐惧。为了将投机活动拦腰截断，总统乘着国会休会后的1836年7月11日，将所谓的《铸币流通令》（Specie Circular）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签署生效。它要求，除极个别情况外，8月15日以后购买土地都必须用金币或银币支付。

　　实力较弱的银行，黄金储备较少，却发行了大量的银行券，所以纷纷被迫破产。而那些需要银行贷款的商人也因此步履维艰。股市开始下跌，破产开始蔓延。这时英格兰银行提高利率，以避免黄金流出国门，并且影响英国的投资者不再愿意将钱投入到美国的证券上，对华尔街证券市场无疑是雪上加霜。当几个州的州政府试图为自己的债务进行再融资时，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大牛市终于被首次大熊市所替代。

　　纽约前市长菲利普?霍恩自己也受波及，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投机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曾听说过的那些巨大财富，就像冰雪一样融化得无影无踪。我们逃不出这场劫难，我们最终一无所有；只有那些债务很少或根本没有债务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者。”

　　1836年大崩溃之后，华尔街多年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但是美国经济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证券化陷阱套牢世界

　　小布什总统在他的竞选演讲中大打爱国主义牌，他呼吁民众爱国。而在当时经济困难的背景下爱国就是积极购买房产，促进美国房地产的发展。就这样，在政府引导下，美联储不断降息，大量的资金开始流入房贷领域给居民购买房产。房贷条件不断放宽，最后发展为只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条件，甚至不要首付，就可以获得住房贷款，这便是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简称次贷）。次贷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一派荣景，推动房价节节上升。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翌年恶性发展为全球性的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人称金融海啸。其实次贷总金额仅约1.3万亿美元，并且有房地产抵押，即便“全军覆没”也不太可怕。然而，在形形色色金融衍生品支持下的“证券化”，使得本来破坏力有限的次贷危机产生了史无前例的震撼力和后续影响。

　　可怕的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扩大流动性，赚取高额暴利，将次贷进一步变成了次级债券后，利用所谓“金融创新”推出的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把次级债券证券化打包，通过杠杆操作手段，反复扩大金额，依靠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推向全球市场。

　　冷战结束后，大批缺乏用“武”之地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毕业于“常春藤”大学的精英，投身于华尔街，设计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ARS（拍卖利率证券）、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DO（担保债务凭证）、CDS（信用违约互换）……给虚拟财富插上了技术的翅膀。事实证明，巨额的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是摧毁经济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这种贻祸全球的证券化所使用所谓的金融衍生品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今以危机爆发后臭名昭著的“担保债务凭证”或称“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为例简介于下：

　　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 CDO。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1000万，连续10年，总共1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如果不违约，贷款可以赚10亿，这里面拿出1亿用来做保险，还能净赚9亿，如果有违约，反正由保险公司来赔，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100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1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1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8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拍板成交。

　　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见有利可图，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单子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000万，总共20亿。B的1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O被划分成一块块的CDS，像股票一样流进了金融市场，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O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1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100亿减去22亿，还有78亿可赚，立即买了下来。从此以后，这些CDO就在市场上反复炒了起来。

　　次贷证券化之后，衍生出的CDO未结清的金额高达次贷本身的40多倍，突破了惊人的60万亿美元。而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6月，其他各种用类似方式衍生出来、尚未结算的场外衍生产品，其价值总额为648万亿美元。

　　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投资市场的开放性，吸引了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欧亚其他地区乃至中国在内的全球投资者，使得这些证券化产品需求十分兴旺。许多房贷机构因此进一步降低了贷款条件，以提供更多的次级房贷衍生产品，埋下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隐患。

　　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期间，投资这种次级债券是有利可图的。几乎世界任何一个投资银行都购买了这种次级债券。然而这样的价格上升最后只是依靠货币增长为支持，造成了巨量泡沫。房地产价格达到极限，再也没有“傻瓜”愿意接手购买的时候，市场交易无以为继，房价开始下跌，使得银行提高利息，加重了贷款人的负担。这些次级信用的贷款人很难正常还贷，于是整个次贷的资金链断裂，危机就开始爆发了。

　　那么，这种债务证券化的手法，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自从20世纪初的大萧条以来，美国经历过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市场的变化无常和储贷机构的金融欺骗行为，政府最终不得不以财政（融资）手段来解决危机。1989年美国债券市场发生危机后，成立了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简称RTC），收购处置破产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清债信托公司采用了一种金融技术——证券，将利息和本金以交易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由此，一个新的群体，证券投资者出现在储贷危机中，他们变成了贷款的拥有人，有权获得利息和本金。此后证券化一发不可收拾，从汽车贷款到商业抵押贷款，全都被包装成证券，出售给广大的投资者。证券化竟出人意料地解决了储贷危机，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简直是振奋人心之举。

　　证券化并非清债信托公司首先使用，开创之功应归于房利美和房地美（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美国最大的两家非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以及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不过，是清债信托公司首先证明证券技术适用于所有商业类型的贷款。不仅如此，清债信托公司为了使证券化通行无阻，还建立了一套规制（Regulation）和会计规则，以及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清债信托公司由于运营出现问题倒下了，于是，华尔街兴高采烈地接过了证券化的方向盘。由于防火墙——《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已经废除，没有分业经营的限制，不仅投资银行可以做证券化业务，商业银行也可以做，一时你追我赶，蔚然成风。

　　华尔街的银行家采用证券化手段，首先通过信用卡这一大众市场，利用借款人的信用分数和针对性的直接营销技巧，使银行得以将信用卡发放给数以百万计的中等收入甚至低收入的家庭。银行在这一领域，本来受制于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缺乏足够的存款或资本。一旦对信用卡进行了证券化，就解除了这一束缚。银行不需要存款就可以放贷，这时由投资者购买由信用卡抵押支持的证券，资金来源已经不是问题。是投资者拥有了持卡人的贷款，而不是发卡银行，于是银行尽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信用卡贷款因而剧增。

　　证券化的威力体现在繁荣时期的房屋净值贷款和住房建造贷款上。当美国国会取消了对非抵押贷款债务利息的减税之后，对第二套房的按揭贷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快速膨胀，因为房屋净值信贷额度的利息依然可以抵税。房主如果缺钱花，可以用自家的房子做抵押，以低成本和简便的方式获得所需的贷款，随意买游艇、豪华车、珠宝项链等。到90年代中期，房屋净值贷款和住房建造贷款几乎增加了3倍。

　　于是，银行传统的保持资产负债表前提下的贷款模式，迅速让位给新模式——将贷款证券化并出售给广大的投资者。银行业这一新模式被监管机构全面认可，因为银行并不拥有贷款，也就不需要承担风险，但事实上，这些贷款所涉及的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嫁到投资者身上了，换言之，风险实际上被延伸到了更广泛的金融体系。

　　但是，最活跃的信用卡、房屋净值和住房建造的放贷人还不是银行，而是一些金融机构。因为贷款已经证券化了，这些金融机构无须吸收存款，所以不像银行那样受到监管机构的监控。如果金融机构破产了，纳税人不会受损失，只有金融机构的股东和其他债权人会亏损。因此，金融机构便为所欲为，越来越疯狂，甚至毫无顾忌地降低或完全违背传统的贷款标准。

　　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敲响了有关限制证券的警钟。拖欠债务、违约以及个人破产案例开始增加，不应该得到信用卡以及房屋净值贷款的家庭首先陷入困境。这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曾经引发了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东南亚负债的经济开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最终导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1998年秋季，有几天市场上所有的交易都停止了。在美联储调降利率、房利美和房地美迅速购买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给市场提供了急需的流动性之后，恐慌才告平息。然而，证券化浴火重生，借金融创新的活力，10年之后，变本加厉，催生了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后续的全球金融危机。

　　下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既然这些金融衍生品带来的的证券化后果如此不堪，为什么美国和全世界的投资者一直无所警觉，趋之若鹜呢？

　　这里必须推出华尔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幕后角色——评级机构。整个金融体系里，评级机构扮演着金融市场“看门人”的角色，通过“评分”来反映相关资产投资的风险度，他们亮出的“3A”评级被视为安全投资的黄金标准。享有权威地位的美国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和惠誉（Fitch）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美国债券评级市场的份额高达98％，但是它们为虎作伥，干了大量诱人上当的丑事。

　　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中，美国华尔街引爆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不管是同属发达国家的欧洲联盟国家，还是英国或是日本，或是经济尚未开放的非洲，以及是坐享石油美元的中东，或者说是新兴崛起的金砖四国等国家，都蒙受强烈震撼和惨重打击。世人比拟为“金融海啸”。

　　可是，始作俑者华尔街，高管的超高薪酬模式并未改变。美国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发布的报告显示：2008年，获得最多救助金的前20家金融企业共向其最重要的5位高管支付了价值32亿美元的薪酬。

　　银行业的首席执行官比其他受冲击较小的行业首席执行官获得的报酬更高。

　　2006年房地产和信用泡沫最严重的时期，银行业的首席执行官平均收入为1980万美元。2008年危机爆发后，银行首席执行官仍然平均获得了1320万美元的收入。银行的普通员工则承担了大部分后果，受危机影响，银行共裁员16万名。而普通银行出纳员的年薪平均仅为24000美元，贷款职员的平均年薪为33000美元。

　　副总统拜登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说：“我真想把这些家伙（华尔街高管）关禁闭。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想那些致使美国经济衰退的东西——贪婪，他们还在想‘自保’。”

　　2011年9月17日，大约700名示威者在华尔街附近游行，抗议对象为金融体系弊病，包括贪婪贪腐、财政瘦身等，喊出了“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和“现在就革命！”这样激进的口号，要通过这次示威“显示民众的力量”，迫使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吐出他们“霸占人民的财产”。

　　2009年3月，华尔街的传奇成功人物、前纳斯达克主席、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庞兹骗局”诈骗案主犯麦道夫（Bernard Madoff，1938－）表示对包括证券欺诈、洗钱等在内的11项刑事指控认罪，欺诈金额累计达到650亿美元。麦道夫2009年6月29日被纽约联邦法院判处150年有期徒刑，他的46岁长子为此自杀。

　　麦道夫在受审时说：“圈钱经济并不是我的发明，整个美国金融就是一个‘庞兹骗局’和大泡沫。”不啻给了风声鹤唳的华尔街一记响亮的耳光，道出了美国近二三十年来过度金融化的严重弊病和预后不良的危险趋势。

　　那么，是谁制造了整个美国金融“庞兹骗局”和大泡沫？为什么迄今没有一人像麦道夫那样落入法网呢？

　　华尔街喝醉了，可是谁给的酒？

　　华尔街主导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帮助数以万计的企业上市融资、成功兼并，为广大投资者管理财富，建立了顺畅的金融交易环境；创立了众多创业风险基金，激励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推进了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发展。然而，归根到底，华尔街最重要的职能是募集和配置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任何时候脱离甚至背离了这个目的，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甚至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在金融市场的资本运作中，资金作为价值的表现，没有与实物商品进行交换，而只与它的同类即价值符号进行交换，亦即以钱生钱时，称为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

　　都是虚拟经济惹的祸，但不能因此否定虚拟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的实体经济离不开虚拟经济。

　　如果没有虚拟经济的适当资本运作，现代实体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停滞，甚至夭折。资本运作具有资本优化配置的功能。化解贫富不均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需要通过资本运作，使所有的人都有公平机会，获得资金和发展自我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依靠空前规模的资本运作，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投资金，并借助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支持高科技产业获得持续发展的资金，成全信息革命异军突起，美国得以稳居世界“超级强国”地位，都清楚地证明了善用“虚拟经济”的重要性。但是虚拟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本来意义，必然会走上歧途，反过来干扰和危害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有很大的投机性。投机不等于坏事。投机行为在市场经济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可以活跃市场，有助于价格的表现，促进市场均衡化，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投资理论和实际操作中，没有任何证券市场不存在投机行为。可是作为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绝不可能为投机而存在。如果投机行为在市场上占了主导地位，“泡沫经济”就如影随形而起，往往先是价格猛烈飙升，最终急剧泻落，甚至导致市场崩盘，对宏观经济危害极大。“过犹不及”是也。

　　今天，美国经历了大萧条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正处于二战后最疲弱的，也是节奏缓慢的一次经济复苏期；但若不能实现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不能及时回归金融定义本位、重振实体经济强势、跳出钱滚钱的泡沫天地怪圈，新的危机和衰退可能接踵而至。

　　本轮金融危机显示，华尔街走上了歧途，背离了实体经济，撒下了虚拟经济的漫天大网，乃至套牢了整个世界，闯下了弥天大祸。愤怒的人们将华尔街比拟为经济恶棍、金融毒瘤。有人说华尔街喝醉了、投机者喝醉了，所有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但我们不妨追问一句：谁给的酒？

　　我们仔细整理一下思路，可以发现这场危机的真正来源是政府。政府不仅一手制造房地产的泡沫，而且早就自我放弃了对华尔街的监管能力。而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都是为了利益在追逐。为利益而追逐本来就是市场的本性，其实无可厚非。

　　诚如《伟大的博弈》一书作者约翰?戈登所说：“在华尔街的这个伟大的博弈场中的博弈者，过去是，现在还是，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既聪慧又愚蠢，既自私又慷慨——他们都是，也永远是普通人。”

　　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首先是以人类本能的利己之心为基础。正是人类强烈的赚钱欲望，才使一批批投资人愿意承担风险，积极参与交易活动，从而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但若任凭利己本性趋于极端，就不免自私贪婪而走向犯罪，这种必然的倾向性可谓人人与生俱来背负一世的“原罪”。杰弗逊主义者因此憎恶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并且把这归咎于汉密尔顿的错误政策，他们把投机客聚集的纽约称为“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

　　拥有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的人类，悟出了利他之心（公众利益）的调控作用的必要性，于是产生了唯“万物之灵”独有的道德观。历史经验证明，道德力量立足于自觉性，但自私贪婪的倾向性，或者说魔鬼撒旦的诱惑力如此强大，非常容易把高贵却脆弱的自觉性打翻在地，变得一文不值。

　　光靠自觉性是万万不够的。为了保障道德力量的有效性，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制衡机制。特别是对付有财有势的权力阶层，他们的自律能力几乎总是同权力的增长成反比。

　　人们曾经盛赞华尔街的自律表现。最早为华尔街建立游戏规则的不是政府，而是经纪人自身。但一味依靠华尔街自己建立规则，特别是显然于己不利的规则，是一种不负责任、脱离实际的太虚幻境式荒唐观念。

　　华尔街登临历史舞台以来，经历了一段缺乏监管的跌宕年代，起起落落的故事，无不说明这一熠熠升起的巨星，既是福星，也是灾星。作为一个没有监管的自由市场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充满着失控肇祸的危险。

　　随着美国民主政治的演进，政府在整肃官场贪渎腐化现象的同时，也为“金融权力”与日俱增的华尔街配备了一整套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游戏规则。

　　后“镀金时代”，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政府为华尔街建立了一系列监管法律，就那个时代而言，可以说大体完备。可是1981年入主白宫的里根政府，在建立“强大的美国”的口号下，应对前所未有的滞涨危机（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居高），决意改弦更张。从此开始，经过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历届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金融监管名存实亡，华尔街进入了唯自律是从的自由化运行状态。

　　如果说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形成了一种三方制衡的关系，那么政府等于自废武功，放弃了监管职责；美联储历来偏爱华尔街，更何况经历6届总统任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及其继任者伯南克，都是推行关于金融机构可以“自我监督”思想的领头人。

　　于是华尔街就成了位居金融帝国中心的无所制衡的“王中之王”。高明者犯不着干麦道夫老儿那种蠢事，尽可在“没有故意诈骗证据”的前提下，“合法”地尽情地展开席卷全球的大规模掠夺。 

　　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遭到广泛的严厉批评，举世强烈要求加强金融监管。美国政府在积极救助机构与市场的同时，积极筹备和研究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经历一年多的艰难立法过程，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终于签署了被称为数十年来最严厉，厚达2300页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被称为奥巴马赢得的一项载入史册的重大政治胜利。

　　然而，这一金融监管法案一直受到共和党人和来自华尔街的抵制；批评者则以为给华尔街留下了太多“后门”。

　　《华尔街日报》对43名经济学家进行调查后发现，仅有6%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法案将产生重大影响，58%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法案只会略微降低另一场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前方存在许多不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