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长居军事实力排名之首？

　　强大军力，先进科技和作战模式

　　美国拥有现今世界上总体实力最为强大的军队。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命令武装力量保障国家安全，但宪法又规定，宣战权在国会。长期以来美国国内一直在就谁应该决定是否使用武力争论不休。

　　1973年，美国国会推翻了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否决，通过了对总统进行战争权力加以限制的《战争权力法案》。主要包括：只有在国会宣战、专门立法授权和美国本土、属地及美国武装力量遭到攻击的情况下，总统才可以把美国武装力量投入战斗；总统必须在把美国武装力量投入战斗48小时以内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必须使用军队的理由，使用军队的宪法和法律依据，估计冲突的范围和时间的长短；要求总统“在可能的情况下”，在派军队到外国作战以前同国会协商等。

　　目前美国实行的是以下模式：美国总统有权独自下令使用军事力量，但他必须要在下达命令后48小时内向国会通报，如果军事行动将持续60天以上，总统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继续采取行动的授权。

　　美国军队由美国陆军、美国海军、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构成，现役总兵力约143万人，另有海岸警卫与后备役人员90万人左右。美国军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向全球实施大规模投送，并远离本土在全球任何地方发动局部战争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核武库，最先进的军事装备，最大的军事开支和国防工业。美国在世界与其结盟的众多国家派驻大量军队。

　　美国2010年军费支出6980亿美元，占GDP的4.8%；大大领先于排第二名的中国（1190亿美元）和第三名的英国（596亿美元）。约占全世界军费开支总计的42.8%。

　　美国安全战略在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中。所有战略规划都必须以最先进的国防科技为支持，方能维护军事超强地位于不堕。

　　20世纪初以来，美国国势渐隆，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带动了军事科技突飞猛进，长居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的军事工业体系由一批诸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及其他一些大型联合企业组成。它们能够为本国武装力量提供超过潜在对手一至两代的军事装备。时至今日，全球军力竞争者所能做的，仍限于抄袭、模仿而非超越美国的国防科技水平。

　　2010年12月9日韩国国防技术品质院出刊的《国防科学技术调查书》说，在8个领域的25个武器体系方面，综合评价主要16国的技术并由此排名的结果，美国在指挥控制、通信、监视、侦查、机动、舰艇、航空、太空、火力、防御和其他（包括软件）等8个领域全部领先。其他国家中，日本第6，中国第8，韩国第11。

　　今天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不再是来自庞大的苏联军事集团的威胁，而是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地区性冲突、种族暴力，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种种变化莫测的新的危险。要防止、威慑、挫败这些新威胁，美国必须用最先进的技术建立并维持一支既能很好地协调又能灵活组合，且能控制任何对手的强大的常备部队，包括具有高度机动性的特种部队。

　　为了指导美军走向未来，2000年5月30日，美军参联会主席亨利?谢尔顿上将公布了指导美军21世纪联合作战的纲领性文件——《2020年联合设想》（Joint Vision 2020），强调了未来“不确定之敌”的威胁，制定了“全面优势”的具体指标，进一步拓展了“联合作战”的基本内涵和作战原则，提出了新世纪美军的发展方向及改进措施。

　　《2020年联合设想》对1996年提出的《2010年联合设想》的作战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描述和说明。这就是“主宰机动”，即通过对各种军事行动的速度与节奏的控制，达成压倒性的态势优势；“精确打击”，即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对目标实施有控制的精确打击；“集中后勤”，即在正确的时间、地点，对联合部队进行精确的勤务支援；“全维防护”，即在空、天、海、陆和信息等领域对联合部队提供多层的保护。《设想》要求美军继续以这“四种联合作战观念”为目标发展未来的作战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脑和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并大量用于军事领域，不仅使信息的收集范围极大扩展、信息数量极大增加、信息处理和传输速度极大提高，而且使各种信息纵向横向同时流动，指挥体系由“树”状结构变为“网”状结构，还使侦察情报系统与作战系统之间、各种作战平台之间能够实现无缝连接。根据技术上的这些变化，美军提出了“信息作战”理论，要求实施军事欺骗、心理战、电子战、电脑网络战、作战保密等作战行动，首先夺取信息优势，为实现全谱优势和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作战双方通过破坏对方体系的完整性和保护己方体系的完整性来夺取战争的胜利。美国军事思想的创新成果，大多体现了体系博弈思想，要求用大系统的思维来筹划军队建设和运用作战力量。在作战力量建设上，要求把战场预警、指挥控制和精确打击三个作战职能领域建成无缝连接的大系统；在部队建设上，要求组建由各军兵种编成的一体化部队；在战场准备上，要求建设陆、海、空、天一体的数位化战场。

　　“三空作战”将成为作战理论开发的重中之重。所谓的“三空作战”，是指美军的“太空作战”“网空作战”和“空海一体战”。这三种作战样式都是新兴作战样式，势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新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美国空军于2010年4月22日成功发射首架X-37B型可重复飞行无人空天飞机，经历了7个月的神秘太空之旅以后，于当地时间12月3日在美国洛杉矶市西北部的范登堡空军基地顺利降落。一些军事专家认为，空天飞机将会成为一种比核弹头还要危险的太空战斗机，能够捕捉其他国家的卫星，能够在两小时之内攻击地球上的任何目标，意味着人类太空武器时代的开始。

　　当美国将“打赢反恐战争，确保美国本土安全”作为战略目标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与完全不同于正规部队的“塔利班”和恐怖分子作战、面对路边炸弹和恐怖袭击时，美军的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理论显得不合时宜了。于是，美军根据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及时开发出“非正规战争”“混合战争”“稳定行动”“军事—民事行动”“心理作战”和 “跨机构行动”等创新性作战理论，以适应新作战环境的需要。

　　美国在双赤字经济的困境中，巨额国防经费必受制约。总统奥巴马公布的缩减财政赤字的提案中，就涉及未来12年将减少美国国防开支4000亿美元，对国防部实施国防现代化计划带来了困难。因此，国防部所有的科学技术计划要求着重考虑经济可承受性问题，把降低费用视为与系统性能和新的作战能力同样重要的目标。“民转军”，或者说军用与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相应地成为当代工业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

　　美国历来具有“军转民”的传统。在20世纪，军事技术的发明突飞猛进，许多重大发明，包括喷气发动机、雷达、核能、卫星、塑料等，在满足军事目的的同时，无不转化为民用技术， 在民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普及，发挥了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重要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军技民用”被视为一条普遍规律。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科技工业基础所费不赀，而同时，民用研究发展投资的持续增加和民用科技的飞速进步，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因此，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将民用技术引入军事装备在今天不仅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例如“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瞄准具和安装在士兵头盔上的战场情况显示系统，都是在民用产品基础上发展成为“标准配置”。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L-3通讯公司在1986年时制造一台F-16战斗机的模拟器需要3500万美元，而现在利用大规模生产的空战游戏商用电脑部件开发的飞行模拟器，只需要200万～300万美元。

　　美军的信息化进程，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从英特尔公司引入微处理器起步的。今天，美国军方不必再投巨资开发信息技术，只要向民用公司下单定购即可很大程度上满足军事需要。难怪美国有人说：“硅谷与其说是个科研商业中心，倒不如说是个武器库。”

　　现在，美国海、空军飞机的保养和修理任务有35%由私营企业或公司承担。在今后几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40%以上，可望节省维修费15%～30%。

　　美国政府依据上述发展趋势，于20世纪末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科技政策，国防工业计划，军备采购程序及军需用品规范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实现军用与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发展。

　　人的因素，战争文化观

　　美国的战争文化的基点当是个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文化。

　　美国自1973年实行全志愿兵役制以来，基本上没有出现兵员危机情况， 美国的募兵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美国有关兵役的法律法规适应性较强。 因此，美国在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安全的需要，适时调整军队的规模，战时扩军，战后裁军，经历了几起几落，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危机。而且社会本身的承受能力也不断得到加强，战时向军队提供充足的兵员，战后比较妥善地接纳和安置了大批退伍军人。

　　美军在招募新兵过程中实行人才市场竞争方法，通过入伍考试，严格掌握标准，使入伍新兵一直保持较高的质量。现在新兵持有高中毕业文凭者占95％以上，而美国社会18～23岁的青年中只有75％左右具有高中毕业文化水平。在能力水平测试方面，新兵中高于一般能力水平的人员为70％，而美国青年中此类人员占50％。

　　美国军事教育体系中共有60所高等军事院校，根据美国武装力量部署体系分布于美国全境。作为美国武装力量核心的职业军官的培养，主要在三所著名的军事院校进行，即陆军军官学院（又称西点军校，位于纽约）培养陆军军官，海军学院（位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培养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空军学院（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培养空军军官。

　　为了给军官队伍补充稀缺专业的高素质人才，美军还直接征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入伍。

　　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军官属于联邦政府的公职官员，基本职责就是为政府提供军事领导。实践证明，军队并不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官群体，而士兵又由于流动性较大等各种原因，难以形成军队的中坚力量。于是，设有军士（士官，Sergeant）填补了这一空白。

　　军士由士兵中提拔，晋升要求非常严格。军士非官非兵，高级军士的权力和待遇与低级军官大致相同。军士服役期限较长，岗位相对稳定，有些甚至可以在基层干到退休。他们是基层部队的军事骨干，官兵之间不可缺少的纽带，是实施部队管理、教育和训练的桥梁，士兵的直接管理者、教育者和领导者，基层部队真正的带兵人，作用十分重要。在美军的编制总员额中，军士最高峰时达到了64%，现在在56%左右。

　　美军每个新入伍的士兵必须在训练中心进行时间不等的严格训练，达不到标准者不准进入下一阶段的训练。据统计，陆军新兵训练淘汰率最高曾达到8.2％。海军陆战队等作战强度大、执行特殊任务的军兵种，新兵训练的淘汰率更高。

　　从近年情况看，美军应募入伍的士兵大多来自中、下等收入的家庭，当兵的主要动机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特别是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期，许多青年就业无门，就到军队中寻找出路。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精神因素在战争中占据最重要的地方。精神力量渗透着全部军事领域。”可以说，军队战斗力是由两种要素组成的：第一是精神，第二是物质。精神要素处于关键位置。

　　美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异常强悍，应募入伍的士兵的精神力量从何而来？

　　首先是扎根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即“美国精神”。

　　美利坚民族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将上帝的福音传播整个世界的“自命不凡的使命感”。这里有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强调国家为个人服务的同时，又要求个人效忠于国家，以使国家更强大，从而更好地为个人服务。这里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美国军人行为准则》第一条这样规定：我是美国公民，从军为保卫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并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

　　美国军队重视发挥军队院校和部队军事实践两方面的优势，将精神教育贯穿于官兵军旅生活的整个过程，确保教育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大力培育官兵忠诚感和爱国心；并在政治待遇和精神待遇上不断强化军人的荣誉感和优越感。

　　打开美国国防部的网站，可以看见“美国精神”教育这一主题，不是生硬的灌输说教，而是善用形象直观的图画、简洁激昂的文字，以及精心营造的整体氛围，注重心理实效。

　　宗教信仰是美国的文化传统，美军中信教的人员达90%以上。宗教规范的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条令条例的强制力量。军中配备随军牧师，借助宗教的力量解决“为谁而战”和“为何而战”等战争伦理问题，教化官兵、安慰心灵。那些偏离美军标准线的心性品行，在宗教力量的作用下得到矫正。

　　其二是奋斗进取的成功意识和优惠待遇。

　　“美国梦”是这种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自17世纪初年英国清教徒们怀着梦想，踏上“五月花”号那一刻起，数以千万计涌来的后继者，相信“美国梦”并非遥不可及，或想成为农场主、企业家、运动员，或想成为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金融家，甚至是白宫的主人，这一现象至今还在持续！

　　美军以完备的奖励、晋升制度，落实军人奋斗进取的成功意识，支持部队生成旺盛的敬业和战斗精神。

　　美国军人在服役期间获得的专业技能证书得到美国劳工部的认可，可用于退伍之后的再次就业。服完兵役退伍之后可以获得政府资助上大学的机会。1944年的《二次大战士兵权利法》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使2000多万军人和家属从中受益。

　　职业的特殊性首先形成了军人的“责任、荣誉、国家”自豪感，但单单用爱国心不足以形成以军队为职业的动力，只有官兵对生活质量满意，他们才愿意在军队服役。美国兰德公司曾做过一项调查表明，物质福利是保持部队稳定的“最有效措施”，“军人加薪10%，新兵入伍率一般可提高39%”。

　　美军大多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军队的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优待官兵。比如《联邦薪金比较法》规定，军官和政府雇员的工资标准每年都要进行对比审查，以保证军官的工资与政府雇员工资同等增长。事实上，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所产生的各种补贴津贴，美军官兵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政府雇员。同时还在军队内部制定完善的保险体系和纳税优惠吸引官兵。

　　美国法制使军人以及家庭在社会竞争中明显处于优势，在一定的程度上大大提高了军人服役的自信心。比如美国法律规定，军人家属可以持相关证明享受军方的免费医疗，可以在军人服务社购买特价商品。美军的一些大基地必须办有专供军人子女免费就读的中小学，如军营附近没有军人子女学校，军人子女可以去费用昂贵的私立学校上学，由政府买单。再如美国政府规定一个家庭最多只能有两人在政府任职，而军人家庭和退役官兵本人则不受此限制。美国的有关法律还规定，美军官兵在参战期间，其家庭可优先获得各式优惠贷款和开办企业的许可，所有债权人不得向参战官兵以及家属行使任何债务权力。

　　其三是尊重爱护军人生命。

　　美军历来对战争中的伤亡问题格外敏感与关注。这主要归因于植根人本主义传统的美国文化，其特征就是对生命的极度珍视。无论是在武器装备的推陈出新抑或作战理论的发展探索中，美军一贯高度注重“如何减少伤亡”的问题。

　　美国人的观念中毫不怀疑战争的暴烈与残酷，但不认为一定要定格于对生命的杀戮。正如美陆军军事学院院长斯格尔斯在《国际军事》上撰文所述，“战争是死人的事情，然而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多少敌人……不管火力系统多么有效和精确，胜利很少是用杀死对方的人数来衡量的”。这种伤亡观所体现出来的战争发展观，正在逐步被战争指导者接受。

　　美国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人本主义精神，内涵要求尊重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和价值，包括生命价值。这种个人主义倾向的文化观念，在顾及国家的整体价值和社会群体的共同权利与义务时，较多地强调公民的个体价值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反映在战争领域，则表现出一种对人的生存权利的格外关注和追求。

　　随着战争科技进步，在打击手段日趋精确化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不仅实现了以较少人员伤亡代价达成作战目的的目标，同时也确立了以追求“低伤亡”和“零伤亡”为目标的新伤亡观。从越战结束到海湾战争，美军共进行了8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伤亡总数不足1200人。最能证明这一发展趋势的要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进行的几次局部战争。海湾战争中美军的阵亡率为0.016％，而科索沃战争中美军实现了“零死亡”。

　　美军认为，战场上的官兵始终处在恐惧心理的笼罩下，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性使其成为作战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正是认识到这一弱点，美军试图通过避免和减少伤亡的承诺，以及各个方面的抚慰和保证，使得官兵获得某种心理认同，确信自己在危险的战场上，自己的生命仍然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尊重。

　　这种伤亡观是一把“双刃剑”。在作战指挥上，伤亡问题不仅成为指挥官特别关注的焦点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使指挥官受到严重束缚。海湾战争的美军总指挥史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1934－）将军坦承：“最困难的决策就是涉及人的生命的决策……我不想让部队去送死，也不想让士兵伤残，我深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美军条令要求指挥官在实施地面进攻作战时做到“三个不打”，即没有制空、制海、制信息权不打，没有通过远程火力突击致敌基本丧失战斗力不打，到达或即将到达作战“顶点”时不打。可见，伤亡因素是美军实施作战指挥时，甚至最终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

　　例如在1993年10月索马里维和行动中，美军曾在一天之内被击落3架直升机，阵亡14人、受伤77人、被俘1人，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政府被迫立即作出撤军的决定。

　　美军《行为准则》规定，当脱逃已经是不可能之时，继续抵抗只会导致死亡而无法对敌人造成任何伤亡时，可以考虑投降。在用尽所有合理的抵抗行动后，除了死亡而没有其他选择时，被敌人俘虏并不代表这是不荣誉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没有对于被俘、投降的羞耻感。

　　在美国的战争纪念碑上，铭刻着每位战争中牺牲的官兵姓名。失踪的官兵，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比如为了寻找朝鲜和越南战争美军遗骸，美国当局为了赢得这些所谓“不友好国家”的支持和合作， 除了大把花钱外，甚至不惜做出外交上的让步和妥协。

　　“大德曰生”。除了保护自己国家人民和战士的生命，“国际人道主义法”要求在国际武装冲突中，保护所有没有或不再参加战斗的人，限制那些造成过分伤害或不必要痛苦，或对环境造成严重或长期的损害的作战手段（特别是武器）和作战方法（例如军事战术）；并且平等适用于冲突各方，而不论是哪一方发动的战争。

　　只要有战争，历来伤亡不可避免。然而，如果人类还消弭不了战争，“兵不血刃”始终是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孜孜以求的大目标。

　　美国不断升级传统武器的作战性能，在整体上增强军事综合实力的同时，并以战争“零伤亡”为战略目标。人们发现，美军距离“零伤亡”的神话已经相当接近。这个目标不仅适用于自身，甚至可能适用于敌方，也就是说制伏敌人而不必杀死对手。

　　追求战争“零伤亡”有成，可能大幅提升军威，导致战争形态简单化，战争时间大大缩短，但战争还是战争，暴力制胜的“零伤亡”战争与更大伤亡以至大规模杀伤性战争一线之隔。只要战争不止，漫漫“史前史”不会因而提速终结。

　　2011年5月22日，美国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长盖茨在圣母大学演讲称，美国不能退出全球舞台，即使出现财政困难，美国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便能够以强大规模、坚强意志和军事优势打击敌人。

　　盖茨在演讲中警告现阶段美国孤立主义的再次抬头，并且提到美国对抗世界敌对势力最终胜利的资本来自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