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投票与普通选民有何不同

　　美国军人的投票权是毋庸置疑的，宪法第二十六条修正案规定，美国或任何一州不得因年龄而否定或剥夺18岁以上美国公民之投票权。换句话说，只要是美利坚的公民且年满18岁就拥有投票权，而军人既为“自愿服役的公民”、“执行勤务的公民”，所以，没有理由剥夺军人的投票权。如果不给军人投票权，那不是一种歧视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人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代世界中，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军人政治一直是普遍的现象，因为相比之下，军人是社会中组织最为严密、专业程度最高的团体，所以新国家建立之后，军人将扮演主导地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军事暴力在建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或者战争之后才会建立新政权，军人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统治者，无论是非洲还是亚洲，都因此而出现了不少的军政府。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身为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把兵权交给了邦联议会，而此后的宪法时时处处是对军事独裁统治的防范，常备军被视为政府压迫民众的工具。为了抵抗政府施加的不平等待遇，公民可以持枪抗争。从这个角度而言，军人要想在美国政坛掀起风浪，也是很难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是文职，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才是将军，这样的设计既防止了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又没有妨碍军队的职业性与专业性。

　　军人是公民的一员，这是军人投票权的前提条件。为了规范军人的投票权，美国国防部于1980年颁布了《联邦投票协助计划》，该法案在2000年进行了重新修订与补充。1986年颁布了《现役军队政治活动》并在2004年进行修订。两项法案规范与保障了军人的投票与政治活动。对军人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选举权是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军人与普通公民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只是职业不同而已。所以，在选举期间，军人需要登记、投票。军人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手握暴力工具，因此，军人参政期间必须平民化，不能以军人的姿态参与投票，或者以军事力量来影响投票的进程，更不能靠军事力量改变选举的结果。换句话说，军人在参与投票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公民而已。美国国防部颁布的法案既是对军人参政权利的保障，也是对军人权力的一种限制。

　　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三分之一左右的军人在海外服役，如何保障这些人的投票权令美国政府比较头疼。也许，相比于国内上亿选民而言，50万海外军人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事实并非如此。2000年大选的时候，小布什在佛罗里达州赢了不到1000张选票，但是却逆转了局势，入主白宫。而海外军人的选票经过万水千山回到美国的时候，计票日期已经过去了，只有上帝知道，那些选票中有多少是支持小布什的，多少是支持戈尔的，也许这些海外军人的选票会将戈尔托上台也难说。

　　海外军人要进行投票，首先要将选票邮寄到海外，然后，士兵们将选票填写完毕之后，再寄回去。来来回回，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山区或者沙漠中驻扎的士兵更是如此。为什么不让海外军人用电子邮件进行投票呢？美国也不是没有想过用这种方便快捷的方式让海外军人行使其投票权，但是网络本身不安全，连五角大楼的网站都可以被“涂鸦”，何况电子邮件了，选票中还有军人的私人信息，一旦被网络攻击，就容易泄露军人的秘密，当然也有可能改变选票的内容了，所以只有纸质的选票比较靠谱。因此，在信息时代，美国的选票依然是“选票”，而不是电子选票。

　　军人拥有选举权，同样也拥有被选举权。但是如果想竞选总统就必须脱下军装，宪法是无法准许一个将军入主白宫的。军人出身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稀有，首任总统华盛顿就是战功卓著的将军，但是他并不是以一个将军的身份当选总统的。战争结束之后，他解甲归田，回到弗农山庄，当了一个农场主。之后是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获选的，而不是军人。此后，比较杰出的军人出身的总统，如安德鲁杰克逊，在第二次英美战争中一战成名；内战之后的格兰特将军，“二战”之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等等，这些美国一流的军人都没有改变美国的共和政体，更不会把国家带入军人独裁的深渊。

　　除了宪法中的规定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美国的军事传统与军队的价值观。在1973年之前，美国是一种义务兵役制，参军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所在，这与共和的理念是息息相关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建立了民兵体制，而罗马军制的败坏也让罗马的共和国体制走向了终结。马略之后，罗马的军队开始“私有化”，高级将领成为士兵的“雇主”，凯撒等人的夺权运动使军队血洗罗马成了常态，熟谙古典历史的宪法制订者们是不会允许历史重演的。

　　军队不能介入党派政治之中，这是保持宪政的前提，“忠诚”与“责任”是美国军队的核心价值观，而忠诚与责任的对象是“国家”，不是某个党或者人，这与西点军校的校训是相通的：“责任”、“荣誉”、“国家”。在西点军校的学生眼里，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是无法与西点相提并论的，他们的精英意识、国家意识非常强。

　　对于军人而言，最重要的品格是勇敢，而不是介入政治的是非之中。美国军人对勇敢的理解与古希腊的先哲亚里士多德不谋而合，勇敢不是鲁莽，勇敢也不意味着无所畏惧，而是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经受住应该经受的，也恐惧应该恐惧的。好战，与勇敢是两码事儿。19世纪在美国游历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写道：“在美国，好战的勇气并不受到太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好的和最值得称赞的勇敢，是敢于冲破海洋的惊涛早日抵达港口，毫无怨言地忍受荒漠中的艰苦和比所有的艰苦更难以忍受的孤寂。”

　　所以，在美国，军人在战争中被俘并非懦弱，也是勇敢，对生命的尊重源于一种人性的光辉。麦凯恩被俘之后能够当选为参议员，甚至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宝座，说明军人与政治之间有着紧密却不糊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