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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们在工作上要在更多的自由或较低的安全感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搬家的次数更多了。每年差不多有4 000多万美国人选择搬家，其中超过1/3的人迁移到了其他的县或州。每个美国人一生平均要搬迁14次，而这只是其中的一次。人们搬家的时候，绝大多数会选择生活在与自己有着相同爱好的人中间，他们喜欢同样的咖啡馆、书店、节日和政见。当比尔毕晓普继续想对整个美国发生的这种现象绘制出一张趋势图时，他的数据表明：人们这种选择与类似的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偏好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地图明显产生了影响。在1976年，只有26%的美国人居住在大选时出现压倒性胜利的县，而到了2000年，这个人口数就增加到了45.3%。这非常有助于对近年来困扰着美国政治运动的尖锐和两极分化现象做出解释。但这种现象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

　　“我们在伦敦所住社区的邻里关系处得很愉快。”丽贝卡说，“邻居们挺快乐，在我们家对面的保罗（Paul）和朱丽叶（Juliet）一家和我们一样，35岁左右，有两个男孩。虽然他们的孩子更小一点，但确实是同龄人。朱丽叶不工作，我也只是做兼职。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每家的人简直就是在复印机上复印出来的同一类人。”

　　在他们购置房子的时候，丽贝卡回想起他们受到了价格、上下班的远近和学校的选择这些因素的驱使。她的所有邻居也在参考同样的标准，所以他们最后能聚到一起也许不是什么让人惊奇的事。

　　“我猜你就会说这个。”丽贝卡承认道，“不过其他地方也适合我们的要求。但是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不仅仅是从使用功能上来考虑的。我们喜欢这里，现在仍然喜欢这里。我们感觉找对了地方。” 

　　毕晓普认为，我们更愿意接受不会对我们形成挑战的生活安排。即便是娱乐消遣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寻求周围的人的认可和确认。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通过为学生提供28种不同风格的宿舍，以迎合这种渴望，这些宿舍围绕着不同的主题进行安排，其中包括为信奉“折中主义”的学生设计的宿舍（显然，甚至不喜欢某些主题也算是一个主题）。设在纽约的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有一个宿舍是专门为爱看外国电影的学生安排的。

　　生活在伦敦也没有什么不同。我过去常住在斯托克韦尔，这个地方曾经被当时的地产公司称为“混合区”，表示这是一个种族混杂居住区，早期维多利亚式的连排别墅和20世纪60年代地方当局营造的简易住宅交叉错落地分布着。但是，在这两种建筑物之间你看不到有什么交往，邻里之间借杯糖的事也不是很多。老师、教授、商人和电视制片人住在粉刷过的、漂亮的房子里，十几岁的未婚青少年和父母则住在他们的对面。至少我们能够相互看到，可是我们非常疏远。

　　后来，我们搬到波士顿，选择住在北角区（North End），这是富有特色的意大利人聚居的城区。我们来自欧洲，选择这里是因为与其他的城区相比，这里几乎不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外国人。我们习惯了也喜欢在街上听到意大利口音，我们也喜欢在晚间闻到飘来的大蒜香味。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大利朋友，只有一位意大利裔的码头装卸工做邻居，但是，我们知道路易斯（Louis）只会说意大利语的“ciao”打打招呼，不是“你好”就是“再见”。那么，我们和什么人一起消磨时间呢？跟我们一样的人：受过教育的、有小孩子的白人专业人土。

　　现在我们住在英国的萨默塞特（Somerset），这里城乡之间的两极分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乡下邻居们很少去伦敦旅行，但当他们作为游客去伦敦的时候，不仅吹毛求疵，还多少有点害怕。不过这也是互有利弊。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国剧作家皱着鼻子，对我讲述了她在多赛特郡旅居的故事。虽然她喜欢那里的风景，但是因为在周末来探望她的城市朋友不多，她就缩短了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她所渴望的是伦敦那样的生活，但也想让门前开满玫瑰。她想居住在乡村，却不能融入其中。随着更多的伦敦人搬到乡下去住，每年我都能发现他们在寻找同样逃离城市的人，这样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在学术圈子里情况也是一样。芝加哥大学很有名并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而是以清一色的货币主义学说而知名。同样，当我参加一位剑桥大学知名心理学家的退休欢送会时，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一整天的学术论文交流完全没有其他学科的身影出现在房间里。我们正在谈论人类大脑和社会行为，但神经系统科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哪里？整个活动室的一致性让人感到不安。

　　凭借着本能，我们聚居在志趣相投之人组成的社区里，减少与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和经验的接触。我们慢慢地但确定无疑地将目光锁定在自己已知的事物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们可能比从前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狭隘的偏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传媒企业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当人们购买报纸或是杂志时，并不是想找人打架。天空新闻台（Sky News）的忠实粉丝并不是一个定期阅读《卫报》（Guardian）的读者。我们是在故意地选择媒体，排斥那些与我们意见不一致的节目、报纸和电视台，因为陈陈相因让我们感觉很舒服。对于熟悉和舒适事物的搜寻构成了我们媒体消费习惯的基础，这和让我们想念妈妈做的面包、奶油布丁的习惯是一样的。

　　这种习惯出于本性，但却不是中性的。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所谓的“群体极化效应”中发现，当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群体聚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不会怀疑，并且使得相互的观点变得更加极端。（值得一提的是，桑斯坦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与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结婚，现在两人都在假期为奥巴马政府服务。）就像潘多拉网络电台会让你的欣赏口味变得狭隘一样，志趣相投的人对舆论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

　　2005年，桑斯坦和他的几位同事将两组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一组来自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自由主义者，另一组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义者。在他们各自的组内，每个人按照要求思考三个问题：民事伴侣关系（civil partnerships）、平权运动和气候变化。但在探讨开始之前，每一个受试者要把自己对每个主题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将两组人打乱，混编在一起，鼓励他们就各自的观点展开讨论。

　　分组审议继续是礼貌地进行，投入而且独立，但当他们完成讨论时，几乎每一个成员最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比他们刚开始时更加极端。在气候变化条约问题上，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义者原先是保持中立的，现在开始反对它。在民事伴侣关系问题上，博尔德市的自由主义者原先只是多少有点赞成，现在则坚决地肯定了他们的成就。桑斯坦说，在讨论开始时每个小组在意见上的小分歧被“震慑住”，而它们之间的差异则逐步增大。 

　　即使当面对大量的数据和争论时，桑斯坦关于群体的研究表明，当个人在阅读时，他会关注那些支持他当前观点的信息，而对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信息则很少注意。总体而言，相比寻找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人们可能会投入大约两倍的精力去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讨论过程本身并没有让人们增长见识，反而导致他们对其他可能的选择视而不见。正如罗伯特不再与阿尔巴尼亚女性外出约会一样，我们也不再正视那些看来让我们感觉非常不舒服、非常纷乱的地方、工作、信息或人，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自己坚持的信仰。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可以接受挑战，但我们真的做不到。和我们有形的家一样，我们在心智上的家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专属和排外的。

　　从理论上讲，因特网将要改变这一切。能够访问到世界知识宝库应该让我们免受认识之人和所属制度的限制。毕竟，通过因特网的链接你能够结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然而，尽管我们大家现在能够接触的信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却多半不加以利用。就像看报纸一样，我们只阅读那些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博客，但是，我们实际上踏进了一个无限的回声室，85%的博客都会链接到其他具有相同政治倾向的博客。网络从电脑到手机的转移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对手机应用程序的依赖表明，我们消费的信息比从前受到了更多的筛选，或许跟网络变成大众传媒之前的时代一样地受到限制。 

　　实际上，网络的力量之强大在于它具有发展和联系同好群体的能力。它不仅仅可以把一些茶党成员与另一些茶党成员联系起来，或者是让伊斯兰圣战士找到另外的伊斯兰圣战士。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年龄有多大，是否喜欢兰花、合气道或观念学，你都可以发现志趣相投的狂热支持者，并与他们建立联系。为什么人们想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等于你走上了一条捷径：从你类似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你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如果你不懂得兰花如何起苗和分盆，兰花爱好者社团会让你节省很多钱，也不再那么地忧心。不管是离线还是在线，聚集在由共同爱好的人组成的界限分明的社群中会有什么好处呢？你相信邻居给你的建议或者推荐。如果他们喜欢一个学校、饭店或是某个电影，那么你也有可能会喜欢，你不必将它们逐一尝试，或者阅读全部的评论。我们抱成一团，乃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舒服和安全，更是因为这样做效率很高。我们没有必要亲自去了解所有的事情，那是一种费劲的、缓慢的方法。

　　在捷径把我们引入歧途之前，捷径使得我们更聪明，效率更高，而且能从很多方面获得收益。这正是伯纳德麦道夫（Bernie Madoff）接触到一个投资者社群时所发生的事，所有这些人都非常相似，并且热心地传递他们了解到的市场信息。

　　欧文史泰博（Irvin Stalbe）说：“我的账户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

　　我们是在史泰博位于佛罗里达州庞帕诺比奇（Pompano Beach）的简朴公寓里交谈的。他55岁时在那里退休，然后继续在一家银行里做兼职，仅仅是为了有人陪伴。他从麦道夫基金账户里挣到的钱用在了额外的假期和购买少量的彩票，并用于支付孙子们的学费。

　　“我对这个账户知道得不多，我是在父母去世时得到了它。他们并不富裕，只是每年存上那么一点。我也试过自己投资，不过我不擅此道，我只是想它是稳定的，而且奏效。

　　“当我把文件带给我的会计时，他看到了收益数，他说他想往里面添加点钱。于是我们商量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向任何一个想向里投钱的人发表一个声明。最后，我有40个朋友和亲戚投资了这个账户。”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他们联合投资之前，那个会计或者任何人就没有做过调查吗？

　　“没有，确实没有。我们这个账户已经25年了，在我之前，我的父母就已经用了20年了。多年以来，我们将朋友和孙子们吸收进来，全都是在我的名下。很多年了，它非常棒。当然，现在我搞明白了，我本来应该记住这个黄金法则的：永远不要把你所有的钱放在一个地方。可是在当时，我是说，每个人都在里面。我们没必要担心。”

　　麦道夫骗局 是一种亲缘式犯罪，诈骗的都是一些类似的人，欺骗的都是不会提出质疑的人，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感到非常舒适以至于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做任何调查，他们在抄近路。如果与史泰博及其家人坐在他们佛罗里达的客厅里，你就会觉得他们并不是贪婪之人，他们只是想得到一个可靠回报的安全感，而且他们发现他们处在同一个投资产品中可以相互验证。尽管我们之中很少有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走的捷径。

　　“我没事，”史泰博说，“我还有一些收入，我在我儿子的外卖餐馆打工，擦桌子，在后台帮忙。我喜欢和别人聊天。可是我的妹妹被毁了，她现在一无所有。我嫂子也是一样的情况：她的钱有90%放在了账户里。都怪我。”

　　那些日子里，最困扰史泰博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损失，而是他把很多其他的人拉了进来。他很生自己的气，因为他的自信造成了他们的自信。每一个人彼此感觉非常舒服，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点，以至于从未有人提出什么异议。也正是这种亲缘关系才使得麦道夫诈骗达到了天文数字。每个人都在把其他人的确信当作捷径，以此进一步地确定他们的投资策略。 

　　捷径是很实用的，不过当你选择走这条道路时，一路之上你会失去很多  ：这就是捷径之所以为捷径的原因。和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和做出决策，不仅让我们感觉舒适和有效率，而且它也会大大地限制我们的思考方式，让我们的视野狭隘很多。我们的关注点越集中，我们忽视的东西就会越多。

　　这样的盲点也真实地存在于大脑之中。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过去曾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院锡安山医学中心（Mount Zion-UCSF Hospital）的神经内科主任，他不断地在思考，一直在寻找理解和挑战“偏见导致我们确信”的方法。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无休无止寻求匹配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拒绝那些可能会让我们开阔视野和睁大眼睛的信息，或者拒绝那些让我们有点不太确定的信息。

　　伯顿说：“神经网络不会给你一条直达路线，比如，从光的闪烁直接变成你的意识。沿途投票的委员各种各样，不管闪光是否直接变成了你的意识，如果获得了足够的‘赞成’票，那么肯定你会看到它。如果支持票数不够，那你就看不到它。

　　“事情就是这样 ：你的大脑喜欢什么？什么可以得到它的‘赞成’票呢？大脑喜欢它已经认可的资料，它喜欢熟悉的东西。所以你会立即看到熟悉的资料，其他的资料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大脑才会注意到，或者它就从来不会让你感觉到。”

　　在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Sausalito）的一个美丽清晨，我们在谈话时俯瞰着海港。时间还早，周围还没有很多的人，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喝第一杯咖啡之前，伯顿已经开始热切地扫视着远处的地平线。

　　“我意识到人们开始四处活动，镇子开始醒来。”伯顿继续说道，“但是背景不清楚，不会引起我太多的注意。但是如果一个我认识的人走过大街，我马上就会看到他。嗖，直接进入我的意识，从头到尾全是赞成票，一个完美的匹配。”

　　伯顿非常清楚人们对匹配的喜爱和对确定性的渴望。这正好与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探索精神相抵触，因而多数情况下他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这阻止了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他把在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的开发比作河床的形成。

　　“想象一下河床的逐渐形成。最初的水流可能是完全随意的，开始时没有哪条线路更可取。但一旦小溪形成，水沿着这条新生成的、阻碍最小的渠道流淌的可能性会加大。随着河水继续奔流，溪水变深，一条河流产生了。”

　　这是一个美妙的隐喻，也是一个有用的隐喻。我们生活得越久，积累的相似的经验、朋友和想法也就越多，水流动得就会更快、更容易。阻力越来越小。阻力的减少让我们觉得容易、舒适和确定。然而，与此同时，河的两岸也在长得更高。当我们追随志趣相投的人，加入志同道合的社团，在同质的企业文化里做着相似的工作时，河床下降，越来越深，而两岸却在上升，越来越高。感觉很好，水流高速流动，畅通无阻。只是什么东西你都看不到了。

　　这就是故意视而不见如何开始的，“失明”并非有意识的、审慎的选择，而是一连串的决定造成的，这些决定虽然缓慢，但无疑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洞察力正在被封闭，尽管多数人的意愿是让视野保持开阔和丰富。但是，我们的盲目正在从我们做的小的日常决策中生长起来，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确立的思想和价值里，我们感到更加温暖而舒适。而这一过程最让人感到惊恐不安的是，随着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窄，我们感觉更舒服，有了更大的确定性。即便是风景在缩减，我们却认为我们看到了更多。 

　　第2章    爱情让人盲目

　　爱情常会对缺陷视而不见，

　　永远以欢乐为念。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970年，风疹疫苗首次被接种，但是，在此之前若干年，怀孕时患上风疹对于母亲和胎儿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迈克尔（Michael）的母亲知道这一点，她的家庭成员中有许多位医生，但是，她却无能为力。因此，迈克尔在1948年出生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缺陷。

　　长大以后，他身体虚弱，不能从事体育活动。但是，仿佛他知道他的未来必须依靠头脑而不是发达的肌肉一样，迈克尔非常聪明。所有他的耶稣会的老师都知道他是一个需要爱护的学生，他肯定能取得好的考试成绩，进入一流大学，有可能将来做一名牧师。“牧师”的愿望没有成真，但其他期望都实现了。迈克尔成长为一个聪明得让人震惊的人，几乎是第一眼你就能看得出来。他也非常幽默，这成为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偿缺点的优点。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了广播行业，开始是在广播电台，之后转入电视台。电视工作非常紧张，他在电视台的工作时间与他第一次心脏瓣膜置换手术的时间相冲突。通常，他会勇敢地正视现实，以掩饰内心的恐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心脏手术不是在他们二十几岁时需要考虑的事情。后来，在公共游泳池中，当孩子们对他胸口上从上而下厚厚的红色伤疤感到惊讶时，他会解释说自己是一个仿生人，只是利用一小片发出滴答声的塑料来维持生命，这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多少有点吓着他们。

　　就像19世纪的结核病人一样，濒临死亡让迈克尔比其他人更加想要活下去。每一次的经历都是那么地生动，每一次的遭遇都是如此地致命。当心脏中的塑料瓣膜开始失效，需要再做一次心脏手术时，他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知道惯常的程序。对朋友们来说，在医院里坐在他的病床前，被那位手指修长的、喜欢保时捷汽车的心脏外科医生马格迪雅克布（Magdi Yacoub）的故事逗得开心快乐，这是小镇上再好不过的社交场景之一了。但是，有一点越来越清晰，一旦涉及婚姻和家庭的问题，迈克尔可就不是令人满意的家伙了。无论女士们发现他有多么地魅力超凡、体贴周到，并且见解深刻，他都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在第三次手术前，与他相处了9年的女友莱斯利（Leslie）下决心是时候要离开他了。莱斯利约他喝茶，跟他解释说，尽管她非常爱他，但她还有一段很长的人生之路需要她认真考虑。谈话结束之后走着返回办公室时，他想到了几种心脏可能会停跳的方式。

　　不过几年之后，迈克尔重新回到了广播电台，他与一位同事相爱并且结了婚，有一段时间，他拥有了自己曾经梦想的一切：美满的婚姻，可以为他赢得尊重的令人兴奋的工作，可以让他与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们聚会，他们都非常欣赏他的勇气和智慧。迈克尔开始打算生第一个孩子，但之后他再次病倒。这一次他需要做心脏移植手术，但在手术安排好之前，他离开了人世，当时他38岁。

　　当我嫁给迈克尔时，我是故意视而不见吗？当然，我是的。我了解他的心脏状况，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我与他坠入爱河，我认为这没有关系。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一起，想办法呗。现在我知道了一些实际情况，我们有相同的姓名首字母，都是外国移民，上过同一所大学，同样的中等身材，这些事实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当坚决。但是，我应该早做研究就好了，发现他的寿命会很短，或者与心理学家谈论悲伤的痛苦，或者读一些讲述孀居忧伤生活的书。但是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做。我不去看这些让人伤心却又确定无疑要发生的事情，假装它们不存在。

　　爱情是盲目的，并非神话中描写的那样因为丘比特的箭是随机射出的，而是因为一旦被这些箭射中，我们就变成了睁眼瞎。当我们爱上某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看得比在别人的眼里还要聪明、机智、漂亮和强壮。对于我们来说，心爱的父母、配偶或孩子有着无限的才能、潜力和美德，仅仅是个陌生人是不能够识别出这么多优点的。当我们出生时，是爱让我们得以存活。如果母亲失去对孩子的爱，任何一位刚生完孩子的母亲如何能够悉心照料孩子呢？任何一个孩子又怎么能够存活下来呢？如果我们在爱的怀抱里成长，我们会确信其他人信任我们，可以维护和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受到爱护，因此我们可爱，这种自信是构成我们的个性和自信心的基本材料。我们相信自己，至少部分相信自己，因为别人信任我们，而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又非常地依赖。

　　作为人类，有很大的动力驱使我们去寻找和保护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和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和我们相似的人结婚，跟与我们相似的人比邻而居，并且要和与我们相似的人一起工作的原因：那些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人都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爱情也在做同样的事，只是它蕴含着无限多的热情和动力。我们之所以赞赏自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别人的爱，为了保护我们的尊重所依赖的重要，我们会激烈地战斗。纵然我们的爱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它看起来也像是真的一样。的确，似乎有些证据表明，不仅是所有的爱基于幻想，而且爱也积极地要求幻想，为的是让爱得以持续。

　　当心理学家对约会中的青年未婚男女进行研究时，他们分析了一方对爱侣的看法，然后将它与爱侣一方自己的看法加以比较。他们发现两人的看法相去甚远，因为情侣把她的爱人看得比爱人自己认为的要好，而且在这种对伴侣的理想化发生时他们的关系更有可能得以继续保持。当人们在伴侣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伴侣自己都没有看到的优点时，他们就会对他们的关系更加满意。换句话说，对所爱之人理想化有助于关系的持久。

　　这些积极幻想的有益作用远不止于此。当你爱上一个人时，他们就会开始适合你对他们的幻想。因此，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你对爱侣的想象越好，爱侣就会开始不辜负你的幻想，你也就会更爱他们。这听起来有一点像神话故事，但是，亲吻青蛙会让他们感觉真的是在扮演王子或公主。这确实有一种魔力：幻想变成了现实。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才爱他们，而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才爱他们，或者需要他们成为我们认为的那种人而爱他们。

　　所以我嫁给了一个我不认为是病残的人，而我们在一起很快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就像他什么毛病也没有那样地生活。这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视而不见，缺少了它，我们的关系就没有了希望。即便是无关生死，这也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忽视缺点，不顾虑失望，关注那些积极的方面。彼此的爱让我们看到彼此最美好的一面，甚至是强迫我们去看。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疑惑，我们当然会有怀疑。但是，这样的疑惑倾向于在我们已经对关系投入了很多之后才会浮出表面。尽管这样说会让人听起来非常冷酷无情，但是它和我们其他的投资是一样的，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的发现：损失隐约可见，而且远大于相应的收益。当你把这一发现应用到爱情生活时（而不是股市）时，它就意味着：当一个亲属关系开始让人不开心时，失去它的恐惧对我们来说可能要远远地超过对自由的珍惜和对解脱的希望。如果交往中出现了毛病，我们会把它搁置一边，努力适应，或者我们尝试着弱化我们的担忧。我们会寻找借口（他今天倒霉透了，或者他的童年很惨），我们会编织替代性的解释（她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肯定是误会了），或者我们可能只是削弱失望情绪（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生日）。我们会挖空心思来维持幻想，对麻烦或痛苦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用幻想来保护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个性和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爱的人，因此，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受到任何威胁。因此，在嫁给迈克尔以后的绝大多数日子里，我都不去想他的虚弱，或者是他的心脏。我们继续徒步旅行，还经常游泳。我可能是这样进行合理地解释的，通过让他保持身材，我就能让他保持健康，或许我也会保持健康。但是，我也是在做戏，似乎我的丈夫跟我的同龄人一样地强壮和健康。我只能相信这一点。

　　我的情况也许是一个爱情蒙蔽了所有物理现实的极端案例。但是，当涉及爱情的时候，理性的理解产生的影响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就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和最理性的人也会对此大为吃惊。

　　一天晚上，迪克（Dick）告诉我：“我记得母亲打电话给我，向我诉说她的手臂和胃部正在疼痛，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多分钟了。”迪克是一名内科大夫，经验丰富，头脑冷静，而他说话做事喜欢一针见血，从不留余地。像许多医生一样，他喜欢诊断所带来的智力挑战，不可能做事后诸葛亮。“她对我说可能是她吃的东西的事。我立刻回答，是的，肯定是你吃的什么东西造成的。我就挂断了电话。”

　　当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迪克的妻子林德赛（Lindsey）看着他，一脸的茫然。她也是一名医生，但我们正在谈论的不是她的父母那边的事。